【編者按】這是一個老紅衛兵在這個時代組織紅歌合唱團的故事。四年前，一場名為「盛世歡歌」的全國中老年文藝匯演在人民大會堂舉辦，號稱「向十八大獻禮」。老紅衛兵戴誠組織的合唱團也是參演團隊之一。如文中所寫：「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領袖個人崇拜達到頂峰的年代，中國的音樂家們創作了超過1萬首歌頌毛主席的歌曲。」「文革結束後，多數意識形態濃重的歌曲淡出了視野，有些經過改編削弱了原有的政治色彩。這些歌曲今天都被寬泛地稱為『紅歌』。」紅歌背後藴含的朦朧理想色彩，傳遞出的簡單理念：平等、均富，對於市場經濟下疲憊的無力者而言，具有巨大吸引力。五十年前那種「貧窮的公平」，給一代失意者帶來精神慰藉。2016年，文革五十週年。回顧這一代人故事的過程中，我們了解紅色對他們的人生意義。
本文是作家楊猛《陌生的中國人》一書中的一個故事。經作者授權轉載。大標題為編者所擬。
2012年歲末，人民大會堂發生了一場少見的活報劇。戴誠和他領導的常州紅歌團，身着上世紀30年代的紅軍服，高唱上世紀60年代的革命歌曲，以一種佔領的方式高唱紅歌。戴誠的家鄉常州，夾雜在蘇州、無錫和南京、上海之間的城市帶上。他以這種戲劇性的方式出現在北京，令人頗感意外。
風波過後，我跟隨戴誠來到常州停留了三個星期。過去戴誠生活在我有限的生活經驗之外。常州之行使我發現：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進行了30餘年之後，即便在得開放風氣之先的長三角地區，毛主席的忠誠戰士依然在執著地歌唱過去。這就像個象徵，在高速奔馳的中國列車上，他們固執地注視着窗外快速遠去的風景。
2012年11月，人民大會堂召開了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大，產生了新一屆國家領導人。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走過了眼花繚亂的六十年。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路線和鄧小平務實的改革開放路線分別主導了前後三十年。未來中國走向，中國人和全世界都在觀望並且充滿期待。
這年12月1日，一場名為「盛世歡歌」的全國中老年文藝匯演在人民大會堂舉辦，號稱「向十八大獻禮」。從前，人民大會堂是莊嚴的政治象徵，而現在，這裏已經可以承辦各類商業活動。
我在這裏就參加過IT業的發布會，以及一個巴西亞馬孫河漂流活動的記者會。「盛世歡歌」雖冠以中國文化部之名，實際由5家公司操辦，是一場打着政治獻禮旗號的商業活動。
組委會吹噓國家領導人要蒞臨演出頒獎，這成為宣傳噱頭。以退休人士為主的老人們以飽滿的熱情報名參加，並且充滿憧憬以到大會堂為領導人演出為榮。儘管組委會要求每名參賽老人繳納2000元報名費，活動仍然吸引了中國各地300個業餘表演團體超過5000名中老年業餘演員。
湖北宣恩縣老年藝術團演員唐香萍說「不光可以進人民大會堂，而且能為新一屆領導人唱歌，花錢也值了。」唐阿姨的話代表了各地老年參賽者的心聲。
很快，老人們的美好期待被擊碎了。這是一場組織混亂的賽事，人們抱着不同的目的而來。參賽者指責比賽「暗箱操作」，有人則抱怨組織方承諾的旅遊項目沒有兑現，當人們發現頒獎地點並非人民大會堂的大禮堂而是宴會廳，領導人亦沒有出現。
現場憤怒的老人們發起了抗議，高呼「騙子」、「退錢」，佔領了舞台，致使演出被迫取消。12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現場的北京網友「我思澤東（意為思念毛澤東）」對我說：「他們組織方利用了人們對人民大會堂的嚮往，這是赤裸裸的欺騙。」
從當天下午2點開始，5000多名老年演員與組委會對峙，直至2日凌晨5點向組委會追回所有報名費用才全部撤離，滯留人民大會堂長達14小時。期間有老人因激動和飢餓暈倒。
很難說最終的結果對老人們是一次勝利。他們懷着朝聖般的心情而來，卻遭受了戲弄。一位參賽的青島阿姨無奈地說：「他們以為老年人的錢好騙！」在人民大會堂歷史上，恐怕這也是一次少有的意外事件。
尤其不可思議的是，它就發生在中國的心臟天安門廣場邊上。這場鬧劇12月1日晚上在網絡上引爆喧囂，又迅速歸於寂靜。
事後，「盛世歡歌」組委會指責一些參賽團體製造了混亂。組委會的杜女士特別提到了「常州合唱團」和重慶、河北的兩個表演團體的名字，杜的話似乎指向一種蓄謀的計劃。
當天在現場，常州合唱團131名業餘老年演員在戴誠指揮下高唱紅歌，意外成為焦點。這些照片被迅速發布到網絡世界。
第二天，我聯繫上這場風波中的主角常州合唱團團長戴誠，電話裏傳來一個憤怒的聲音。針對組委會的指責，戴誠反擊說：「我們沒有抗議鬧事，是在協助組織方維持現場秩序。」
戴誠和紅歌團的出現，讓這場群體事件包含了更加複雜的況味。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衍生了貧富懸殊的社會矛盾。紅歌背後藴含的朦朧理想色彩，傳遞出的簡單理念：平等、均富，對於市場經濟下疲憊的無力者而言，具有巨大吸引力。
紅歌背後藴含的朦朧理想色彩，傳遞出的簡單理念：平等、均富，對於市場經濟下疲憊的無力者而言，具有巨大吸引力。
自從重慶發起「唱紅歌」運動以來的四年多時間，以唱紅歌為顯著標志的紅色文化發生了過山車般的潮湧潮退，各式各樣的紅歌團體在其中滋養壯大又起伏跌宕。唱着從前的歌謠寄託着過往的愁思，這是時下中國的社會思潮詭譎多變的縮影。
《陌生的中國人》
出版時間：2014年4月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作者：楊猛
「改變這一切，只有再來一次革命」
追尋着紅歌團的足跡，我從冬日的北京來到了常州。戴誠59歲，身着一件白色短袖襯衣，左胸口彆着一枚紅燦燦的毛主席像章。戴誠一年四季只穿這麼一件短襯衣。12月初北京零下10度的戶外，他也是這身裝束。
當時戴住在靠近天安門的一家軍隊招待所，不合時宜的衣着被當成了「上訪者」，以至於很難打到出租車——北京的哥的政治敏感歷來有口皆碑。戴誠付給超市的夥計五元錢，才幫他攔到了出租車。
他稱自己的這身裝扮受到了青年毛澤東洗冷水澡的影響，隨即他解釋說，「其實當皮膚温度降到跟室外温度接近，你就感覺不到寒冷了。」
從北京鎩羽回到常州，戴誠對我抱怨說：「原本衝着拿獎和為領導人唱紅歌去北京，沒想到被當成了騷亂製造者。」戴被視為一個格格不入者。他駕駛着一輛貼着「捍衞毛主席思想、走毛主席創立的社會主義道路」標語的黑色尼桑轎車，穿行在常州的街巷。
戴誠認為，能在人民大會堂唱紅歌具有特別意義：讓政治心臟永遠保持純潔。他準備了《紅軍戰士思念毛澤東》和《沁園春•雪》兩首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領袖個人崇拜達到頂峰的年代，中國的音樂家們創作了超過1萬首歌頌毛主席的歌曲，戴誠可以熟練演唱其中的一千首。
文革結束後，多數意識形態濃重的歌曲淡出了視野，有些經過改編削弱了原有的政治色彩。這些歌曲今天都被寬泛地稱為「紅歌」。而在戴誠看來，只有原汁原味歌頌毛澤東的歌曲才是正統，作為深受那個時代影響的人，他聲稱絕不容許現任何對毛主席和過去年代的不敬。戴誠的紅歌團頗有江湖名聲，他本人因此得名「中國紅歌總司令」。
讓戴誠惱火的是，有人稱「盛世歡歌」夭折表明，紅歌正在遭到主流社會拋棄。戴認為這正是人民大會堂鬧劇背後隱藏着的陰謀。他決意展開反擊。
他搖下車窗，撣了下菸灰，說：「看看30年的改革給我們帶來了什麼？食品危機、環境污染，上學就醫住房三座大山、艾滋病，這都是改革開放的後果。要改變這一切，只有再來一次革命，回到毛主席創立的社會主義大道上。」
車停在位於廣仁路的常州工程職業技術學院。校園空蕩。早些年學院整體遷至大學城，只留下了一座空殼教學樓，戴誠租用了三樓作為合唱團的排練場。手機大響，鈴聲是「東方紅太陽升」。
他一邊接聽電話一邊走上三樓，映入眼簾的是佔據一整面牆的毛澤東畫像，以及無處不在的「毛主席語錄」：「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
這是一個孑然獨立的世界。窗外就是現代化常州的繁華街巷，窗內彷佛時光流轉回到上世紀60年代的紅色中國。
「一天不來合唱團，第二天就會病倒」
週三下午是排練時間，40多名老人陸續趕來。2000年戴誠註冊了常州合唱團，加入者多為老弱退休人員。加入條件只有兩條：「忠於毛主席、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
人群中，身材瘦小的黃生榮忙前忙後。他既是合唱隊員，也管理音響和看門。 49歲的黃生榮原在四川宜賓捲菸廠工作，高級鉗工，是那個時代的勞動模範。2004年企業破產，他拿了5萬元「買斷」下崗。
這是命運轉折點。老婆很快背叛了他，2005年和他離婚，跟着一個經商者跑了。跟他同一個院子住的5家人，集體下崗一年後全都離婚，他說「命運驚人相似」。因為常年檢修機器，2006年他發現自己的耳朵失聰了。
下崗後黃生榮到內江當保安，受了不少欺負。領導的摩托車丟了，也要他賠錢。轉到商場幹起保安後，主任妻子又以請客吃飯的名目，敲詐他200元錢。
「下崗後我從沒開心笑過一次。」黃說，他的眼神泛着憂愁，「以前工作好了啥都不操心，老婆也由組織介紹。現在這個社會道德低下、沒有安全感。」
黃生榮懷念從前，並且認定命運的轉變是源自社會的變革和動盪不安。2004年他開始上網，用「拍子加棒棒」為網名建了「百度毛澤東吧」，並和戴誠結識，黃認為中國加入WTO，廠子才破產，「中國不該加入有錢人的遊戲。現在我們的命運完全由外國人說了算。」母親有病，戴誠給他寄來藥。去年他來常州投靠戴，戴誠每月付他1000元工資。他說，「戴誠是大好人。我們有共同語言。」
黃生榮是高速發展的社會裏眾多失意者的一個，為尋找寄託，他們彙集到戴誠的紅色事業周圍。毛澤東時代「貧窮的公平」令他們心嚮往之。在寒冷的冬日，參加這樣的集體活動至少可以減少孤獨。
戴誠正為如何訓練好這些沒有音樂常識的老人絞盡腦汁。他寫了一個斗大的「喔」字貼在牆上，說，「老人不會唱高音。我總結出只要練好『喔』這個音，就能打通嗓子把高音唱上去。」他稱這是運用毛澤東思想抓主要矛盾的成果。憑着土辦法，戴誠指揮業餘合唱隊南征北戰，斬獲了各種獎項。
排練房裏沒有暖氣。老人蜷縮着唱歌，跟隨着戴誠鏗鏘的指揮手勢。一個穿紅衣的老太太沒有唱對音，戴誠跑上前掰扯着老人嘴巴憤怒大罵，不時爆出粗口，「你們這些豬狗，活了六七十年，連個歌也唱不好，還不如我家一歲半的外孫。」他衝着老人們呵斥。
2012年9月戴誠率合唱隊來北京參加「歌聲與微笑」演出，36名演員因食物中毒上吐下瀉。但是節目錄制在即時不可待，他怒吼「誰倒下誰對不起毛主席，哪個倒下就開除誰。」平均年齡67歲的老人只好墊着尿不濕登台，有的拉在了舞台上。
面對戴誠的簡單粗暴，老人們沒有不適與反抗，相反，他們習慣了依附這個集體，他們年輕時就習慣了這種集體主義生活。戴說，「只要讓老人一天不來合唱團，第二天他們就會病倒。」
戴誠承認自己很情緒化，聽到紅色事業就興奮。每年戴誠都會到北京拜謁毛主席紀念堂，這已經成為一種生活習慣。有一年的五一勞動節，因為太忙，沒有時間去毛主席紀念堂，當晚突然感到身體像發燒一樣難受，由此他相信自己跟「老人家」建立了一種神奇的心理感應。
訴說着對於領袖的忠誠，戴誠哽咽，「為唱紅歌和紀念毛主席，8年前母親病故都無暇照顧。」
「路線決定一切」
200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了60週年大慶。新華網發自天安門廣場大閲兵現場的報道說：由3200多名青年男女組成的「毛澤東思想」標語方陣走來，隊伍中「毛澤東思想萬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標語引人注目。
這是9月24日才組建的一支新方陣，原名「奮鬥創業」方陣，27日改名為「毛澤東思想」標語方陣。該方陣位於第四方陣「開天闢地」和第五方陣「艱苦創業」之間，由2279名清華大學大一新生及1000名北京武警總隊的戰士組成。
新華社的這則報道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全國各族人民奮鬥創業，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的新紀元。
就在一年多前，2008年6月，重慶開始廣泛開展「唱讀講傳」，以具有誘惑力的「共同富裕」為理念，用一種運動式的強力推廣，將在民間不温不火的紅歌包裝、推至巔峰。當地電視台一度取消商業廣告，專門播放革命電影和紅歌。
就在這一年前後，戴誠和紅色網站烏有之鄉結識。烏有之鄉2003年開設於北京，被公認是政論網站中的左派，主要繼承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計劃經濟和階級鬥爭思想，主張用蘇聯模式反觀當今社會缺弊。根據Alexa數據，烏有之鄉流量排在中國前2000名以內。
「張宏良兩次來常州，看我們演唱懷念毛主席歌曲，感動到泣不成聲。」戴誠說。他所說的張宏良任教於中央民族大學，烏有之鄉的主力學者。張宏良的微博上，他身着白色T恤站在天安門前，面容安靜。
張本人因具有跟毛極為神似的具有煽動性的演講和文字，享有聲譽。2011年12月31日，烏有之鄉舉行毛主席誕辰118年大會，1200名紅色網友參加。網上傳播的一份張宏良在會上的發言警告說：
「社會主義紅色文化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被趕出社會意識形態，中國文化精英整體上的漢奸化；作為社會神經系統的中國網絡媒體、作為社會血液系統的中國金融資源、作為國民生命產業的自來水系統、以及作為社會基礎的農業，先後被外資控制。美國生物壟斷資本通過在中國推廣轉基因主糧，有可能將具有種族滅絕性的基因武器，已經不知不覺地在中國布局完成。」
戴誠「中國紅歌總司令」的綽號亦由張宏良叫起。戴誠的紅歌團受到紅色人士器重。他兩度率團赴烏有之鄉慰問。一些退休的老幹部、張宏良、韓德強、孔慶東等活躍的紅色名人均有出席，司馬南主持。韓德強稱戴「一生名實相符，對毛澤東思想感恩戴德。」司馬南評價戴誠「痴迷於釋放生命的正能量、時代的正能量。」
戴誠說，「合唱團是毛澤東思想的戰鬥隊和播種機。」這支原本自娛自樂的業餘合唱團，投身紅色事業，戴誠結識了諸多熱心紅色事業好友，比如毛澤東生前警衞和秘書戚本禹。合唱團的老人有些炫耀地告訴我，「我們的車子可以直接開進紀念堂大院的，一般遊客不允許帶相機進主席紀念堂，但是我們可以的。」
紅歌團南征北戰攤子過大，債務困擾着戴誠。為籌資金，他賣掉了一套房子，窘困時在麪包車睡了一年。常州一家連鎖酒店贊助他們20萬元，但是酒店因經營不善不久倒掉，烏有之鄉總經理範先生贊助戴誠2萬元。
去北京前，戴誠給北大教授孔慶東打電話，希望孔聯絡以作秀聞名的江蘇企業家陳光標贊助，「後來孔轉告我，陳光標說今年沒安排，等明年吧。」對於生存的不易，戴誠頗有抱怨。戴誠曾試圖聯繫重慶公安局去慰問打黑，因故未果。
戴誠在常州成立了30人的毛澤東思想活動小組，每月開會一次，地點選在朋友開的一家貼滿毛主席畫像的餐廳。週四這天的討論主題是中國的路線。參加者多為老人。80後黃易在其中顯得很扎眼。31歲的他戴近視鏡，眉頭總是擰成「川」字，頗顯憂心忡忡。
黃畢業於江蘇一所師範大學數學專業。他經歷了教育產業化帶來的無序階段。他報考的專業當年擴招了300名學生，畢業時只有80個教師就業名額。
苦於找不到理想工作，做過一年中學老師、跑過業務、現在街道工作。他心意沉沉地說，「房子買不起，工作不好找，這都是改革開放造成的，越來越多被壓迫的80後、90後現在都加入了我們的隊伍。」
他被毛澤東時代吸引。「毛主席時代有精氣神、那個時代無比輝煌。現在的社會沒思想、沒靈魂、沒信仰。」黃易為中國現狀擔憂，「美國向中國輸出轉基因意圖消滅中國，為什麼現在中國不孕不育患者這麼多？就是因為吃轉基因。非典就是美國對中國發動的一場生化戰爭。」
討論中，身材瘦小的承養德抨擊了市場經濟，「富士康這種資本家就是爛狗屎，拿人不當人。私有制工廠一天的工作量，在毛主席時代，工人階級可以做上六天。」
抄着雙手的惲輝說：「這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每時都要講。」
戴皮帽的蔣金和插話：毛澤東思想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現在社會非常缺乏這種思想。他前列腺病住院10天，花掉4884元。醫生為賺錢非要動手術，他不同意，病情也沒有變得更糟。
38歲的數學老師韋躍豐說，大鳴大放是很好的群眾路線，發動群眾運動本質是鞏固政權。「事實證明，中國這30年的路走錯了。我們只有依靠群眾路線，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
黃易最後做了總結， 「路線決定一切。可是漢奸賣國賊和帶路黨太多了。」
這個下午，激昂年代的語言在常州這個房間神奇甦醒。我聆聽人們的發言，感到穿越時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警告：中國要防止右，但是更要防止左。而在戴誠和他的紅色戰友們看來，現實中國正是一切麻煩的源頭。
愛國網絡運動
一個叫suntan1650的網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宣稱：一場由人民大眾自發興起、沒有「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新式網絡革命正在進行中。中國蓬勃的網絡不僅成為抒發民意的平台，也成為紅色事業主戰場。
戴誠打開電腦，「最早我們上旗幟網，但是因為旗幟網鼓動青年人暴力革命被查封了。北京還有一個景山合唱隊，也因此被查封。」對於左和右的言論，有關部門都保持了高度警惕。
烏有之鄉之外，人氣最旺的「前進頻道」語音聊天室，多時上千名紅色事業支持者同時在線。11月26日「前進頻道」邀請落馬的主政者薄熙來的表姐與網友交流，吸引了眾多網友參與。
戴誠的網名叫做「頂毒」，取意「頂修正主義的毒」，最近他開始有些厭煩上網，因為「很多人講大話，比如最近大家都在討論如何營救薄熙來同志。」
晚上，在另一個人氣頗旺的網易CC語音聊天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韓德強受邀與紅色網友交流，話題包含重慶模式、中國政策走向。應者熱烈，具有常見的網絡語言的簡單化特徵。
韓德強亦是烏有之鄉的元老和主要學者，2012年9月北京的一次抗日示威中，韓不滿一位老人「辱罵毛主席」動手打人。韓教授因此被視為具有革命情懷的正義者。黃易辯護說，「對付漢奸，只能打。」
隨着重慶事件發酵，薄熙來落馬，轟轟烈烈的唱紅運動在進行了4年之後戛然而止。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重慶的打黑唱紅運動採用了文革中踐踏法律的做法，許多民營企業家的資產被剝奪，異議者被勞教和關押。「重慶模式」垮掉不久，重慶電視台恢復了廣告播出，停播期間，一些部門難以為繼不得不裁人。
期間烏有之鄉網站被封兩次。「我們現在更注重策略，以爭取支持。」戴誠說，比如關注轉基因、中醫、食品安全等社會焦點問題，從中暗含和迎合了民族主義思潮。
「前方左轉。左轉。」
人民大會堂風波後，「盛世歡歌」組委會隱蔽了自己的網站，其位於建國門的辦公室不允許訪問。物業人員稱這是家「小破公司」。主辦單位文化部藝術服務中心稱正對此事展開調查。事件似乎無聲無息了。
紅色事業色延展至線下。烏有之鄉組織紅色旅遊聚合各地網友。一場由退休幹部做的形勢報告，可以吸引300名網友到南街村。現在南街村成為紅色事業的基地，每年旅遊收入數百萬。
2012年12月15日，戴誠驅車700公里載我去南街村參觀，他稱讚號稱實行公有制經濟的南街村是當今中國唯一淨土。據稱，中國還有7000個這樣的實行公有制經濟和分配的村莊。
車停南街村東方紅廣場，戴誠下車走到毛主席塑像前，「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三鞠躬」。廣場上空，大喇叭字正腔圓播放《論十大關係》，恍若時光倒轉。事實上，據觀察，南街村很難獨立於市場經濟之外存活，它更像一個「主題公園」。
這裏彙集了忠誠的紅色戰士。飯桌上，戴誠與來自河南漯河的網友交流了紅色事業的鬥爭策略。大家認為提倡西化的漢奸是下一步鬥爭的最大敵人。大家特別提到了茅于軾。
茅于軾先生是一名受到尊重的經濟學家，在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稱，只有徹底清算曆史，中國社會才有可能進步，這惹怒了不惜一戰以捍衞歷史尊嚴的左派人士。
戴宣稱，「對付漢奸，要學皇帝滅九族，學希特勒優化民族，最後用毛澤東思想哺育人，中華民族才會永立不敗之地。」
漯河女網友提議：「對付茅于軾這種辱罵毛主席的漢奸學者，應成立鋤奸隊，直接幹掉。」
戴誠將印刷好的一摞毛主席畫像分發給網友。網友「鋼鏰兒」說，她要拿去深圳，在紀念毛主席逝世119週年時分發。
紅色戰士們創造了一套生動的交際語言。他們合影不喊「茄子」：拍照者問「毛主席親不親？」戴與粉絲們拖長音答「親——」。「啪」，按下快門。
戴誠計劃2013年到維也納金色大廳搞一場毛澤東之歌演唱會。將紅歌唱到世界。然後再回到人民大會堂搞一場彙報演出，以雪人民大會堂鎩羽之恥。
1953年出生的戴誠自稱其人生經歷了三個輝煌階段：1968年當上了中學紅衞兵團團長；70年代進工廠做毛澤東文藝宣傳後進入機械局；再就是2000年後搞合唱團和紅色事業。他崛起於火熱年代，成長為忠誠的毛澤東戰士。
不得志的階段始自1984年進入常州市城管隊，隨着涉及金錢的指控，1999年戴誠被下放至街道的聯合執法辦。也有人講，戴是因為官場失利，才於1年後搞起了合唱團。
現在，戴誠上班的地方，就在常州火車站對面一處執法崗亭。每日看到繁華的常州城，他不為所動。20多年的城管生涯，戴熟悉這個城市各個角落的變化，但是他仍然選擇回到記憶中的毛主席時代。
從南街村驅車離開時，戴誠短暫迷失了方向，於是藉助GPS導航，他抱怨「高科技使人的記憶力正在退步」。
車子重新開回南街村，戴誠才找到了來時的路。他笑了，對我開玩笑說：「看來還是要回到毛主席倡導的老路上來。」
GPS語音不斷提示：「前方左轉。左轉。」
一群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