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个老红卫兵在这个时代组织红歌合唱团的故事。四年前，一场名为“盛世欢歌”的全国中老年文艺汇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号称“向十八大献礼”。老红卫兵戴诚组织的合唱团也是参演团队之一。如文中所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领袖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年代，中国的音乐家们创作了超过1万首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文革结束后，多数意识形态浓重的歌曲淡出了视野，有些经过改编削弱了原有的政治色彩。这些歌曲今天都被宽泛地称为‘红歌’。”红歌背后蕴含的朦胧理想色彩，传递出的简单理念：平等、均富，对于市场经济下疲惫的无力者而言，具有巨大吸引力。五十年前那种“贫穷的公平”，给一代失意者带来精神慰藉。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回顾这一代人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了解红色对他们的人生意义。
本文是作家杨猛《陌生的中国人》一书中的一个故事。经作者授权转载。大标题为编者所拟。
2012年岁末，人民大会堂发生了一场少见的活报剧。戴诚和他领导的常州红歌团，身着上世纪30年代的红军服，高唱上世纪60年代的革命歌曲，以一种占领的方式高唱红歌。戴诚的家乡常州，夹杂在苏州、无锡和南京、上海之间的城市带上。他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出现在北京，令人颇感意外。
风波过后，我跟随戴诚来到常州停留了三个星期。过去戴诚生活在我有限的生活经验之外。常州之行使我发现：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余年之后，即便在得开放风气之先的长三角地区，毛主席的忠诚战士依然在执著地歌唱过去。这就像个象征，在高速奔驰的中国列车上，他们固执地注视着窗外快速远去的风景。
2012年11月，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大，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走过了眼花缭乱的六十年。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路线和邓小平务实的改革开放路线分别主导了前后三十年。未来中国走向，中国人和全世界都在观望并且充满期待。
这年12月1日，一场名为“盛世欢歌”的全国中老年文艺汇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号称“向十八大献礼”。从前，人民大会堂是庄严的政治象征，而现在，这里已经可以承办各类商业活动。
我在这里就参加过IT业的发布会，以及一个巴西亚马孙河漂流活动的记者会。“盛世欢歌”虽冠以中国文化部之名，实际由5家公司操办，是一场打着政治献礼旗号的商业活动。
组委会吹嘘国家领导人要莅临演出颁奖，这成为宣传噱头。以退休人士为主的老人们以饱满的热情报名参加，并且充满憧憬以到大会堂为领导人演出为荣。尽管组委会要求每名参赛老人缴纳2000元报名费，活动仍然吸引了中国各地300个业余表演团体超过5000名中老年业余演员。
湖北宣恩县老年艺术团演员唐香萍说“不光可以进人民大会堂，而且能为新一届领导人唱歌，花钱也值了。”唐阿姨的话代表了各地老年参赛者的心声。
很快，老人们的美好期待被击碎了。这是一场组织混乱的赛事，人们抱着不同的目的而来。参赛者指责比赛“暗箱操作”，有人则抱怨组织方承诺的旅游项目没有兑现，当人们发现颁奖地点并非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而是宴会厅，领导人亦没有出现。
现场愤怒的老人们发起了抗议，高呼“骗子”、“退钱”，占领了舞台，致使演出被迫取消。12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现场的北京网友“我思泽东（意为思念毛泽东）”对我说：“他们组织方利用了人们对人民大会堂的向往，这是赤裸裸的欺骗。”
从当天下午2点开始，5000多名老年演员与组委会对峙，直至2日凌晨5点向组委会追回所有报名费用才全部撤离，滞留人民大会堂长达14小时。期间有老人因激动和饥饿晕倒。
很难说最终的结果对老人们是一次胜利。他们怀着朝圣般的心情而来，却遭受了戏弄。一位参赛的青岛阿姨无奈地说：“他们以为老年人的钱好骗！”在人民大会堂历史上，恐怕这也是一次少有的意外事件。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它就发生在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边上。这场闹剧12月1日晚上在网络上引爆喧嚣，又迅速归于寂静。
事后，“盛世欢歌”组委会指责一些参赛团体制造了混乱。组委会的杜女士特别提到了“常州合唱团”和重庆、河北的两个表演团体的名字，杜的话似乎指向一种蓄谋的计划。
当天在现场，常州合唱团131名业余老年演员在戴诚指挥下高唱红歌，意外成为焦点。这些照片被迅速发布到网络世界。
第二天，我联系上这场风波中的主角常州合唱团团长戴诚，电话里传来一个愤怒的声音。针对组委会的指责，戴诚反击说：“我们没有抗议闹事，是在协助组织方维持现场秩序。”
戴诚和红歌团的出现，让这场群体事件包含了更加复杂的况味。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衍生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红歌背后蕴含的朦胧理想色彩，传递出的简单理念：平等、均富，对于市场经济下疲惫的无力者而言，具有巨大吸引力。
红歌背后蕴含的朦胧理想色彩，传递出的简单理念：平等、均富，对于市场经济下疲惫的无力者而言，具有巨大吸引力。
自从重庆发起“唱红歌”运动以来的四年多时间，以唱红歌为显著标志的红色文化发生了过山车般的潮涌潮退，各式各样的红歌团体在其中滋养壮大又起伏跌宕。唱着从前的歌谣寄托着过往的愁思，这是时下中国的社会思潮诡谲多变的缩影。
《陌生的中国人》
出版时间：2014年4月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杨猛
“改变这一切，只有再来一次革命”
追寻着红歌团的足迹，我从冬日的北京来到了常州。戴诚59岁，身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衣，左胸口别着一枚红灿灿的毛主席像章。戴诚一年四季只穿这么一件短衬衣。12月初北京零下10度的户外，他也是这身装束。
当时戴住在靠近天安门的一家军队招待所，不合时宜的衣着被当成了“上访者”，以至于很难打到出租车——北京的哥的政治敏感历来有口皆碑。戴诚付给超市的伙计五元钱，才帮他拦到了出租车。
他称自己的这身装扮受到了青年毛泽东洗冷水澡的影响，随即他解释说，“其实当皮肤温度降到跟室外温度接近，你就感觉不到寒冷了。”
从北京铩羽回到常州，戴诚对我抱怨说：“原本冲着拿奖和为领导人唱红歌去北京，没想到被当成了骚乱制造者。”戴被视为一个格格不入者。他驾驶着一辆贴着“捍卫毛主席思想、走毛主席创立的社会主义道路”标语的黑色尼桑轿车，穿行在常州的街巷。
戴诚认为，能在人民大会堂唱红歌具有特别意义：让政治心脏永远保持纯洁。他准备了《红军战士思念毛泽东》和《沁园春•雪》两首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领袖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年代，中国的音乐家们创作了超过1万首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戴诚可以熟练演唱其中的一千首。
文革结束后，多数意识形态浓重的歌曲淡出了视野，有些经过改编削弱了原有的政治色彩。这些歌曲今天都被宽泛地称为“红歌”。而在戴诚看来，只有原汁原味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才是正统，作为深受那个时代影响的人，他声称绝不容许现任何对毛主席和过去年代的不敬。戴诚的红歌团颇有江湖名声，他本人因此得名“中国红歌总司令”。
让戴诚恼火的是，有人称“盛世欢歌”夭折表明，红歌正在遭到主流社会抛弃。戴认为这正是人民大会堂闹剧背后隐藏着的阴谋。他决意展开反击。
他摇下车窗，掸了下烟灰，说：“看看30年的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食品危机、环境污染，上学就医住房三座大山、艾滋病，这都是改革开放的后果。要改变这一切，只有再来一次革命，回到毛主席创立的社会主义大道上。”
车停在位于广仁路的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园空荡。早些年学院整体迁至大学城，只留下了一座空壳教学楼，戴诚租用了三楼作为合唱团的排练场。手机大响，铃声是“东方红太阳升”。
他一边接听电话一边走上三楼，映入眼帘的是占据一整面墙的毛泽东画像，以及无处不在的“毛主席语录”：“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这是一个孑然独立的世界。窗外就是现代化常州的繁华街巷，窗内彷佛时光流转回到上世纪60年代的红色中国。
“一天不来合唱团，第二天就会病倒”
周三下午是排练时间，40多名老人陆续赶来。2000年戴诚注册了常州合唱团，加入者多为老弱退休人员。加入条件只有两条：“忠于毛主席、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人群中，身材瘦小的黄生荣忙前忙后。他既是合唱队员，也管理音响和看门。 49岁的黄生荣原在四川宜宾卷烟厂工作，高级钳工，是那个时代的劳动模范。2004年企业破产，他拿了5万元“买断”下岗。
这是命运转折点。老婆很快背叛了他，2005年和他离婚，跟着一个经商者跑了。跟他同一个院子住的5家人，集体下岗一年后全都离婚，他说“命运惊人相似”。因为常年检修机器，2006年他发现自己的耳朵失聪了。
下岗后黄生荣到内江当保安，受了不少欺负。领导的摩托车丢了，也要他赔钱。转到商场干起保安后，主任妻子又以请客吃饭的名目，敲诈他200元钱。
“下岗后我从没开心笑过一次。”黄说，他的眼神泛着忧愁，“以前工作好了啥都不操心，老婆也由组织介绍。现在这个社会道德低下、没有安全感。”
黄生荣怀念从前，并且认定命运的转变是源自社会的变革和动荡不安。2004年他开始上网，用“拍子加棒棒”为网名建了“百度毛泽东吧”，并和戴诚结识，黄认为中国加入WTO，厂子才破产，“中国不该加入有钱人的游戏。现在我们的命运完全由外国人说了算。”母亲有病，戴诚给他寄来药。去年他来常州投靠戴，戴诚每月付他1000元工资。他说，“戴诚是大好人。我们有共同语言。”
黄生荣是高速发展的社会里众多失意者的一个，为寻找寄托，他们汇集到戴诚的红色事业周围。毛泽东时代“贫穷的公平”令他们心向往之。在寒冷的冬日，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至少可以减少孤独。
戴诚正为如何训练好这些没有音乐常识的老人绞尽脑汁。他写了一个斗大的“喔”字贴在墙上，说，“老人不会唱高音。我总结出只要练好‘喔’这个音，就能打通嗓子把高音唱上去。”他称这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抓主要矛盾的成果。凭着土办法，戴诚指挥业余合唱队南征北战，斩获了各种奖项。
排练房里没有暖气。老人蜷缩着唱歌，跟随着戴诚铿锵的指挥手势。一个穿红衣的老太太没有唱对音，戴诚跑上前掰扯着老人嘴巴愤怒大骂，不时爆出粗口，“你们这些猪狗，活了六七十年，连个歌也唱不好，还不如我家一岁半的外孙。”他冲着老人们呵斥。
2012年9月戴诚率合唱队来北京参加“歌声与微笑”演出，36名演员因食物中毒上吐下泻。但是节目录制在即时不可待，他怒吼“谁倒下谁对不起毛主席，哪个倒下就开除谁。”平均年龄67岁的老人只好垫着尿不湿登台，有的拉在了舞台上。
面对戴诚的简单粗暴，老人们没有不适与反抗，相反，他们习惯了依附这个集体，他们年轻时就习惯了这种集体主义生活。戴说，“只要让老人一天不来合唱团，第二天他们就会病倒。”
戴诚承认自己很情绪化，听到红色事业就兴奋。每年戴诚都会到北京拜谒毛主席纪念堂，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有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因为太忙，没有时间去毛主席纪念堂，当晚突然感到身体像发烧一样难受，由此他相信自己跟“老人家”建立了一种神奇的心理感应。
诉说着对于领袖的忠诚，戴诚哽咽，“为唱红歌和纪念毛主席，8年前母亲病故都无暇照顾。”
“路线决定一切”
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60周年大庆。新华网发自天安门广场大阅兵现场的报道说：由3200多名青年男女组成的“毛泽东思想”标语方阵走来，队伍中“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标语引人注目。
这是9月24日才组建的一支新方阵，原名“奋斗创业”方阵，27日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标语方阵。该方阵位于第四方阵“开天辟地”和第五方阵“艰苦创业”之间，由2279名清华大学大一新生及1000名北京武警总队的战士组成。
新华社的这则报道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国各族人民奋斗创业，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纪元。
就在一年多前，2008年6月，重庆开始广泛开展“唱读讲传”，以具有诱惑力的“共同富裕”为理念，用一种运动式的强力推广，将在民间不温不火的红歌包装、推至巅峰。当地电视台一度取消商业广告，专门播放革命电影和红歌。
就在这一年前后，戴诚和红色网站乌有之乡结识。乌有之乡2003年开设于北京，被公认是政论网站中的左派，主要继承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思想，主张用苏联模式反观当今社会缺弊。根据Alexa数据，乌有之乡流量排在中国前2000名以内。
“张宏良两次来常州，看我们演唱怀念毛主席歌曲，感动到泣不成声。”戴诚说。他所说的张宏良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乌有之乡的主力学者。张宏良的微博上，他身着白色T恤站在天安门前，面容安静。
张本人因具有跟毛极为神似的具有煽动性的演讲和文字，享有声誉。2011年12月31日，乌有之乡举行毛主席诞辰118年大会，1200名红色网友参加。网上传播的一份张宏良在会上的发言警告说：
“社会主义红色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赶出社会意识形态，中国文化精英整体上的汉奸化；作为社会神经系统的中国网络媒体、作为社会血液系统的中国金融资源、作为国民生命产业的自来水系统、以及作为社会基础的农业，先后被外资控制。美国生物垄断资本通过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有可能将具有种族灭绝性的基因武器，已经不知不觉地在中国布局完成。”
戴诚“中国红歌总司令”的绰号亦由张宏良叫起。戴诚的红歌团受到红色人士器重。他两度率团赴乌有之乡慰问。一些退休的老干部、张宏良、韩德强、孔庆东等活跃的红色名人均有出席，司马南主持。韩德强称戴“一生名实相符，对毛泽东思想感恩戴德。”司马南评价戴诚“痴迷于释放生命的正能量、时代的正能量。”
戴诚说，“合唱团是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和播种机。”这支原本自娱自乐的业余合唱团，投身红色事业，戴诚结识了诸多热心红色事业好友，比如毛泽东生前警卫和秘书戚本禹。合唱团的老人有些炫耀地告诉我，“我们的车子可以直接开进纪念堂大院的，一般游客不允许带相机进主席纪念堂，但是我们可以的。”
红歌团南征北战摊子过大，债务困扰着戴诚。为筹资金，他卖掉了一套房子，窘困时在面包车睡了一年。常州一家连锁酒店赞助他们20万元，但是酒店因经营不善不久倒掉，乌有之乡总经理范先生赞助戴诚2万元。
去北京前，戴诚给北大教授孔庆东打电话，希望孔联络以作秀闻名的江苏企业家陈光标赞助，“后来孔转告我，陈光标说今年没安排，等明年吧。”对于生存的不易，戴诚颇有抱怨。戴诚曾试图联系重庆公安局去慰问打黑，因故未果。
戴诚在常州成立了30人的毛泽东思想活动小组，每月开会一次，地点选在朋友开的一家贴满毛主席画像的餐厅。周四这天的讨论主题是中国的路线。参加者多为老人。80后黄易在其中显得很扎眼。31岁的他戴近视镜，眉头总是拧成“川”字，颇显忧心忡忡。
黄毕业于江苏一所师范大学数学专业。他经历了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无序阶段。他报考的专业当年扩招了300名学生，毕业时只有80个教师就业名额。
苦于找不到理想工作，做过一年中学老师、跑过业务、现在街道工作。他心意沉沉地说，“房子买不起，工作不好找，这都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越来越多被压迫的80后、90后现在都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他被毛泽东时代吸引。“毛主席时代有精气神、那个时代无比辉煌。现在的社会没思想、没灵魂、没信仰。”黄易为中国现状担忧，“美国向中国输出转基因意图消灭中国，为什么现在中国不孕不育患者这么多？就是因为吃转基因。非典就是美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生化战争。”
讨论中，身材瘦小的承养德抨击了市场经济，“富士康这种资本家就是烂狗屎，拿人不当人。私有制工厂一天的工作量，在毛主席时代，工人阶级可以做上六天。”
抄着双手的恽辉说：“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每时都要讲。”
戴皮帽的蒋金和插话：毛泽东思想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现在社会非常缺乏这种思想。他前列腺病住院10天，花掉4884元。医生为赚钱非要动手术，他不同意，病情也没有变得更糟。
38岁的数学老师韦跃丰说，大鸣大放是很好的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运动本质是巩固政权。“事实证明，中国这30年的路走错了。我们只有依靠群众路线，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黄易最后做了总结， “路线决定一切。可是汉奸卖国贼和带路党太多了。”
这个下午，激昂年代的语言在常州这个房间神奇苏醒。我聆听人们的发言，感到穿越时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警告：中国要防止右，但是更要防止左。而在戴诚和他的红色战友们看来，现实中国正是一切麻烦的源头。
爱国网络运动
一个叫suntan1650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宣称：一场由人民大众自发兴起、没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新式网络革命正在进行中。中国蓬勃的网络不仅成为抒发民意的平台，也成为红色事业主战场。
戴诚打开电脑，“最早我们上旗帜网，但是因为旗帜网鼓动青年人暴力革命被查封了。北京还有一个景山合唱队，也因此被查封。”对于左和右的言论，有关部门都保持了高度警惕。
乌有之乡之外，人气最旺的“前进频道”语音聊天室，多时上千名红色事业支持者同时在线。11月26日“前进频道”邀请落马的主政者薄熙来的表姐与网友交流，吸引了众多网友参与。
戴诚的网名叫做“顶毒”，取意“顶修正主义的毒”，最近他开始有些厌烦上网，因为“很多人讲大话，比如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如何营救薄熙来同志。”
晚上，在另一个人气颇旺的网易CC语音聊天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受邀与红色网友交流，话题包含重庆模式、中国政策走向。应者热烈，具有常见的网络语言的简单化特征。
韩德强亦是乌有之乡的元老和主要学者，2012年9月北京的一次抗日示威中，韩不满一位老人“辱骂毛主席”动手打人。韩教授因此被视为具有革命情怀的正义者。黄易辩护说，“对付汉奸，只能打。”
随着重庆事件发酵，薄熙来落马，轰轰烈烈的唱红运动在进行了4年之后戛然而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重庆的打黑唱红运动采用了文革中践踏法律的做法，许多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剥夺，异议者被劳教和关押。“重庆模式”垮掉不久，重庆电视台恢复了广告播出，停播期间，一些部门难以为继不得不裁人。
期间乌有之乡网站被封两次。“我们现在更注重策略，以争取支持。”戴诚说，比如关注转基因、中医、食品安全等社会焦点问题，从中暗含和迎合了民族主义思潮。
“前方左转。左转。”
人民大会堂风波后，“盛世欢歌”组委会隐蔽了自己的网站，其位于建国门的办公室不允许访问。物业人员称这是家“小破公司”。主办单位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称正对此事展开调查。事件似乎无声无息了。
红色事业色延展至线下。乌有之乡组织红色旅游聚合各地网友。一场由退休干部做的形势报告，可以吸引300名网友到南街村。现在南街村成为红色事业的基地，每年旅游收入数百万。
2012年12月15日，戴诚驱车700公里载我去南街村参观，他称赞号称实行公有制经济的南街村是当今中国唯一净土。据称，中国还有7000个这样的实行公有制经济和分配的村庄。
车停南街村东方红广场，戴诚下车走到毛主席塑像前，“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三鞠躬”。广场上空，大喇叭字正腔圆播放《论十大关系》，恍若时光倒转。事实上，据观察，南街村很难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存活，它更像一个“主题公园”。
这里汇集了忠诚的红色战士。饭桌上，戴诚与来自河南漯河的网友交流了红色事业的斗争策略。大家认为提倡西化的汉奸是下一步斗争的最大敌人。大家特别提到了茅于轼。
茅于轼先生是一名受到尊重的经济学家，在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称，只有彻底清算历史，中国社会才有可能进步，这惹怒了不惜一战以捍卫历史尊严的左派人士。
戴宣称，“对付汉奸，要学皇帝灭九族，学希特勒优化民族，最后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中华民族才会永立不败之地。”
漯河女网友提议：“对付茅于轼这种辱骂毛主席的汉奸学者，应成立锄奸队，直接干掉。”
戴诚将印刷好的一摞毛主席画像分发给网友。网友“钢镚儿”说，她要拿去深圳，在纪念毛主席逝世119周年时分发。
红色战士们创造了一套生动的交际语言。他们合影不喊“茄子”：拍照者问“毛主席亲不亲？”戴与粉丝们拖长音答“亲——”。“啪”，按下快门。
戴诚计划2013年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搞一场毛泽东之歌演唱会。将红歌唱到世界。然后再回到人民大会堂搞一场汇报演出，以雪人民大会堂铩羽之耻。
1953年出生的戴诚自称其人生经历了三个辉煌阶段：1968年当上了中学红卫兵团团长；70年代进工厂做毛泽东文艺宣传后进入机械局；再就是2000年后搞合唱团和红色事业。他崛起于火热年代，成长为忠诚的毛泽东战士。
不得志的阶段始自1984年进入常州市城管队，随着涉及金钱的指控，1999年戴诚被下放至街道的联合执法办。也有人讲，戴是因为官场失利，才于1年后搞起了合唱团。
现在，戴诚上班的地方，就在常州火车站对面一处执法岗亭。每日看到繁华的常州城，他不为所动。20多年的城管生涯，戴熟悉这个城市各个角落的变化，但是他仍然选择回到记忆中的毛主席时代。
从南街村驱车离开时，戴诚短暂迷失了方向，于是借助GPS导航，他抱怨“高科技使人的记忆力正在退步”。
车子重新开回南街村，戴诚才找到了来时的路。他笑了，对我开玩笑说：“看来还是要回到毛主席倡导的老路上来。”
GPS语音不断提示：“前方左转。左转。”
一群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