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殺人犯鄭捷槍決，為何有人憤怒哭泣？

5月10號晚上，十九天前才因2014年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獲判死刑定讞的鄭捷，被槍決，年僅23歲。簽署死刑令的法務部長羅瑩雪，則將在本週四隨內閣總辭，任期只剩兩天。

消息傳出，很多人叫好，認為鄭捷犯下重案、死有餘辜，這次速審速決大快人心！甚至有宣稱「輔導」過鄭捷的地方議員與牧師，無視諮商專業倫理，火上加油地描繪當事人的負面形象——前者在臉書貼文鄭捷「比想像中還可怕… 是我輔導死刑犯20年中連我自己都會要求，應該帶警報器輔導死刑犯的人」；後者則在面對媒體訪問時，稱其「彷彿是身在人間的鬼魅…是網路世界製造出的造孽者。」

然而在此同時，卻也見到一些人在詫異中憤怒、或為槍決落淚。為什麼？本文試圖從社群網絡梳理這類觀點，替這個歷史時刻的輿論地景，留下特定角度的快照。

為何有人哭泣？

「在兩年前的五月為那四人哭，在今天為鄭捷哭，在我眼裏，他們都是生命，沒有差別，尤其是鄭捷，他是一條不被同情的生命，活着或死去都是。並非是我不在意被害人，正因為我在意，我才更在意鄭捷，因為他的心長歪了，卻從來沒有人替他扶正過。」

Okinafa Chen 昨夜留下的文字，一天內累積兩萬多人迴響、四千多則轉發，引起相當共鳴。

捷運行兇是暴力，槍決也是暴力。即便後者是現行社會認同，法律授權國家使用的暴力，這並未改變其暴力本質──也不減損人們在理解這種暴力時，因同理心而能感到悲傷的扎人。這不是在「加害者 vs 受害者」之間的選邊站，而是對任何施以人身暴力的一體同悲。這是張娟芬說的「殺戮的艱難」。

類似的情境是戰爭。即便我們能認知到國家在面對威脅時，可能有被迫進入戰爭的必要與無奈，但無論多麼正當，也都無法減免我們對於戰爭殺戮時，人性會感到的悲傷與痛。

若說捷運行凶跟槍決有何區別，主觀上最大差別是：前者肇因於某個陌生絕望的少年，後者卻是由我參與選出來、授權的政府，代表每個國民動手的。雖說許多人都曾談及，對於前者，身為社會成員的我們或多或少有共業；但對於後者，卻有透過政治授權與代表性所串連起的，更直接的道德聯繫感。

昨晚聞訊，有些人覺得自己手上也沾着血；而這種感覺讓人噁心反胃。

羅瑩雪的「有權用盡」

憤怒，則主要源於法務部長羅雪瑩簽發死刑令的時機。

一方面，羅部長週四就要隨內閣總辭下台，任期只剩兩天，加以日前許多爭議發言，業已重傷其形象威信。即便法律上她仍具部長身份，但在許多人眼中，其已失去支撐這個角色所需的正當性。部長在離職前夕下令處決，形式合法，但仍給予外界一種「把手上權力用到最後一刻」的勉強與霸道。粵語有個詞叫「有權用盡」，可貼切形容。

另一方面，死刑定讞才十九天，就像前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副主委廖福特指出：「鄭捷可能才拿到判決沒幾天，應該還在非常上訴的期限內」，此刻槍決不免給人草率觀感。

綠黨北北基支黨部也發表貼文，指出根據法務部《審核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法務部長在令准死刑之前，應該審酌他沒有「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及「赦免法、刑事訴訟法第465條之事由」。他們問部長：「您花了多久，確認他沒有上述任何一點事由？」相對於此，綠黨貼文也羅列出，鄭捷的辯護人提出的數點疑慮，包括：對「最嚴重罪刑」認定標準、犯罪動機、精神疾病是否影響犯案，以及法官認為判決死刑「不需判斷教化可能性」的判斷基準。

過去十年，台灣從死刑定讞到執行，最快都有半年。這次的「速審速決」，勾起的是上世紀（特別是戒嚴年代）的記憶。19天有多快？連經常被抨擊「迅速槍決」的冤案江國慶，從判決到執行也有57天。

生命，奪走就不能返還。即便是三審定讞之人，簽發死刑令，也應慎重為之。適逢前一週，也曾被認為「證據確鑿」、三審定讞的死囚鄭性澤，才得到平反重獲自由。

「鄭性澤為什麼可以活着走出看守所？」其辯護律師邱顯智昨夜不無所指地感慨，「因為，縱使當時他被認為罪證確鑿，卻沒有在定讞後19天，被執行死刑。所以在5231天之後，可以活着回家過母親節。」

「樣本化」作為救贖？

但在這波對「十九天就處死」批評聲浪中，卻有一種說法，值得更小心的斟酌。

三月底才以一篇《我就是受害者家屬，所以我深刻體會》在網路走紅的蕭奕辰，昨夜很務實地提議：「如果一個人是不正常的，而他去殺了人，那麼我們該探討是什麼疾病原因去導致他殺人。無論是從社會角度還是疾病角度去探討，前提都是：你得留着這個人活着。你得留活口才能研究他。」

作家朱宥勳也主張，如果「我們都希望，這種事情以後不要再有了，」那就應該至少「暫時」不要執行鄭捷的死刑。「因為面對這麼特殊，且顯然在近年越來越多的案例，我們需要暫時性地留着這個『樣本』，對他進行更詳細的研究，搞清楚什麼樣的因素會產生這樣的人，從而反推我們應該要進行什麼樣的預防措施。」

這是務實主義的聲音，是兩位書寫者在面對這個喊殺的社會，回到大家都能理解的功利主義基礎的觀念斡旋；我不懷疑他們的善意。

然而，不論是社會病理學的「活口」或是「樣本」，這類想像，都無可避免地把鄭捷「物體化／去人化」，成為一種「為了集體利益」而容許的功能性存在。即便在實效上會為死囚「續命」，但沿這個思路前行，我們應在哪止步，才能真正有別於二戰期間，德軍與日軍以活人為樣本的種種實驗？

倚賴死刑，遮蔽問題本源

往更深一層，鄭捷迅速處決引起的不安，還是對於「速審速決」迴避了問題本源的焦慮。

台灣青年意見領袖魏揚就在討論本案時，重提江國慶、蘇建和案、鄭性澤等著名的冤屈死囚，用生命或青春付出的代價。「死刑的存在，就是一個讓國家機器與社會規避自身責任的存在。所有在這套制度中被錯殺或虛度青春的人，這些成本，都被外部化了。」他強調：「用殺戮來懲罰殺戮，從來無法解決問題，只會製造更多問題，甚至是讓某些握有權力的人逃避問題。」

那是什麼問題？許多人仍指向現代社會結構的扭曲、家庭瓦解、情感疏離，帶來的生存意志薄弱與威脅。例如鳴人堂專欄作家蔡宜文，便尖刻地寫下：「恭喜我們，找到一個最適合軟弱無法自殺的人自殺的方式，而且是一個最讓人受到注目且舉國歡騰的死法。」提醒我們鄭捷最初宣稱的「自殺」動機。

在當前社會脈絡中，她預言：「像鄭捷、像曾文欽的小孩只會越來越多。工時的增加、社會連帶漸趨薄弱與疏離、照顧者的責任越來越沉重等，想要去死又不敢去死的人只會越來越多。而被殺害的人是誰，沒有人知道，可能是沒有反擊能力的小孩、可能是被視為弱者的老弱婦孺、可能是路上隨機的人類。有人說鄭捷被殺了，他終於可以安然入睡。錯了，我們更不能安然入睡。」

《天下雜誌》前記者杜易寰則抨擊台灣當前的「重刑崇拜」。他先用數據闡述，監獄如何已從「矯正機關」變成「犯罪講習所」，並指出死刑可以隔離特定重刑犯，卻無法阻止其他重案犯的出現。他主張：「一個社會並不需要去憎恨或是喜愛犯罪者，而是應該盡可能地瞭解誰犯罪了？為什麼犯罪？」

「看到犯罪就嚷嚷着『關起來！』、『死刑！』的人。你們才是危險的。不僅是對我們，也對自己危險。因為你們將蒙蔽了社會，讓大家誤把極端的刑罰，當成治世的良方。你們也是歷史性的危險，因為正義必須不斷地自省，而你們則扼殺了這個可能性。」杜易寰在其短文如此結論。

同溫層的回音？

鄭捷被擊斃那夜，突如其來的消息讓許多人錯愕，也滋生出各種複雜的感受與思緒。槍決內嵌的公權暴力，造成一些拒絕背書的公民情感受傷；羅部長簽署死刑令的時機，也引起倉促急迫，甚至是「搶做功績」的批評。有些人提出的「研究樣本論」，雖然藏着讓人擔心的元素，但也能理解為與主流民意斡旋的努力。而更有許多人，直指「以殺戮對付殺戮」的無效，以及對「問題根源」的遮蔽——即便這類問題根源的診斷，從來無法讓所有人滿意。不過無論如何，這些批判視角都讓台灣社會在對「正義伸張」的慶賀之外，多了一點人文上的複雜厚度。

然而，梳理這些觀點必然相隨的懸念是：這些質疑反省，是否仍只是一小群文青同溫層的回音？在當今的台灣社會，又有潛力能引起多少人的共鳴？我沒有答案，但我相信對話——相信只有更多的表述與傾聽，對不同立場感受與邏輯的凝視理解，才能從這起橫跨兩年的悲劇，汲取出那些我們不該錯過的教訓。

這篇梳理摘要，是促成這種對話的一小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