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11 月，紐約華裔警察梁彼得在巡邏時槍枝走火，誤傷了非裔青年 Akai Gurley，又沒及時搶救，導致Gurley 傷重不治。梁彼得被起訴二級誤殺罪等五項罪名。2016年2月，陪審團裁定所有罪名成立，梁最高可能面臨十五年徒刑；這在華裔美人社群引起極大反彈。
許多人質疑，為何白人警察過去誤殺非裔美人都被判無罪，而偏偏這次是華裔警察有罪？在許多華裔美人的眼中，梁彼得是美國主流社會給非裔美人的「交代」，以迴避系統性的警察暴力與種族歧視。換句話說，梁彼得成為美國警察暴力的替罪羔羊。
2016 年 4 月初，法官宣判本案前夕，傳出可能「從輕量刑」的風聲，導致紐約州眾議員 Charles Barron 揚言癱瘓紐約。紐約華人社區甚至呼籲：華人餐館在宣判日歇業一日，免得若真的輕判，成為暴力示威下的犧牲品。結果 4 月 19 日宣判，梁彼得被判定成立的二級誤殺罪因罪證不足，減輕為刑事疏忽殺人罪（Criminally Negligent Homicide），判處五年緩刑和 800 小時社區服務，無需入獄。判決結果造成非裔美人強烈不滿，認為整個司法系統避重就輕，高舉輕放。
面對判決結果，亞裔美人出現兩極反應。一些人為梁彼得輕判而鬆了一口氣；另一群人則對判決感到失望，認為亞裔美人應與非裔美人站上同一陣線，對抗系統性的警察暴力。本案表面上是非裔美人和亞裔美人的衝突，背後卻是非裔美人長期以來，對主流社會積累的不滿和憤怒。其提醒過去在種族議題上沈默的華裔美人，族群對立的社會中，沒有任何一個族裔可以永久迴避。
宣判兩天後，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亞裔教授 Claire Kim 在洛杉磯時報撰文，認為梁彼得案挑戰所有亞裔美國人，是否能跳出以自身利益為中心的思維模式，站出來挑戰美國社會對黑人和其他族裔的歧視。
梁彼得案的震盪，逼着我們許多人回到自己的生命經驗中，思考歧視的本質。
陌生帶來的猜忌
今年初我到紐約開會，在 Bronx 區下榻，那是全美最窮的社區之一，也是嘻哈文化的發源地。我走在路上，看着街上遊民、戴着耳機口中哼着 hip hop 的年輕男子、穿着大衣身材壯碩的大漢，每個和我擦肩而過的人都讓我緊張。以前也曾走在台灣幫派猖獗的地區，但從沒那麼焦慮。
那天在旅館安頓後，卻發現地鐵停開，於是我跟同行友人試着搭 Uber 到聯合國大廈參加下午活動。不知為什麼，連續被幾個司機放鴿子；而就在快遲到之際，一位年輕黑人男子忽然停下車，問我們要不要搭。時間緊迫下，我們別無選擇。
一路上，這位黑人男子用我聽不懂的語言講電話，我心中則開始忐忑，擔心該不會遇到幫派（可能看太多好萊塢電影）要把我們帶到某處洗劫。我一路用手機地圖確認位置，經過 40 分鐘的內心煎熬，終於抵達目的地。
我為何緊張？後來反躬自省：原因是我不熟習這裏的文化，無法從細微表現判斷對方意圖。糟的是，不安全感高漲之際，特別容易因恐懼而負面解讀他人言行。
黑人的刻板印象
那次會議有場主題座談，關於近來美國掀起浪潮的社會運動 “Black Lives Matter”（黑人命也是命）。主辦者邀請五位與談人，包括非裔學者與投入運動的要角；其中某位學者提到：這場運動，源於美國社會長期不重視非裔美人的生命。
例如，在場的社運領袖 Darnell Moore 提到， 數年前他在報社上班，常報導黑人被槍殺的新聞，稀鬆平常。直到有次兩位白人女性被槍殺，整個報社氣氛凝重，總編還特別安慰同仁，反而讓Moore 感到受傷和憤怒。黑人生命的價值，難道和白人生命這麼不同？
另一方面，Leah Francis 教授則談到美國社會對黑人的刻板印象，使白人警察對黑人充滿恐懼。而美國主流社會似乎也接受，以「恐懼」合理化對黑人使用防衛性暴力。例如2014 年 8 月 9 日，18 歲的青少年 Michael Brown 在被白人警察誤殺。在庭審記錄中，和死者身材一樣高大的肇事警察說到，「當他（Brown）轉身向我走來時，我感到非常害怕」，之後就朝對方連開十幾槍。陪審團似乎認為，這位白人警察的恐懼是合理的；最終該警獲判無罪。
我捫心自問，自己是否也受到美國主流敘事的影響，在內心深處認定：在一般情況下，年輕的黑人男子是危險的？如果那天開車載我的是白人，不是黑人，說的是我聽不懂的法文，而不是某一種非洲語言，或許我非但不會害怕，還會享受紐約這種「多元文化」或「異國風情」的氛圍。
結構暴力與文化暴力
挪威社會學家 Johann Galtung 研究人類社會的衝突與暴力，把暴力區分為「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結構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和「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
「直接暴力」指的是有明確的施暴者所施加的暴力行為；而在「結構暴力」中則沒有特定的施暴者，暴力是由整體社會結構所造成的；「文化暴力」則是指社會中，被用來合理化結構暴力和直接暴力的意識形態或符號。結構暴力和文化暴力支持直接暴力的使用，而直接暴力加深社會中的結構暴力和文化暴力。
例如，美西華人普遍歧視墨西哥裔移民，認為他們就是懶惰和不負責任，才會造成許多人活在貧窮中（文化暴力）。按照統計，墨裔移民較多的區域的犯罪率的確較高（直接暴力）。然而我們是否願意誠實問自己，為何那麼多的墨裔移民會陷在貧窮中？為何他們居住的區域幫派猖獗？這個國家的法律和社會結構是否是幫兇（結構暴力）？
又如梁彼得案，非裔美人和華裔美人間張力（直接暴力）的背後，絕不是「白人找代罪羔羊，黑人不講理，華人被欺負」這樣簡單道理能解釋的。要理解非裔美人的不滿，則須正視美國社會在不同族裔之間資源分配的落差（結構暴力），以及主流社會對黑人的敘事（文化暴力）。
在台灣，許多人聘請東南亞勞工。他們常常薪資低、工時長、工作內容也常不符合合約；甚至有些僱主會因擔心她與同鄉串聯，限制他們的行動自由（直接暴力）。但更深一層，我們還需追問：台灣對東南亞勞工的法律，是否在無形中壓迫他們的工作權益（結構暴力）？三不五時關於東南亞勞工的新聞報導，是否間接強化本地人對他們的擔心和不信任？我們是否正用某種敘事，來合理化對東南亞勞工的剝削和壓榨（文化暴力）？
文化暴力，總是牽涉到我們相信什麼樣的「故事」。
活在宏大敘事中
我們需要新的故事，來重新理解群體之間的關係，並想像共同的未來。
Jacques Derrida 在《Of Grammatology》中論證，人類對真實世界的理解，都是透過詮釋。整個世界是一個需要被詮釋的文本，我們不可能客觀中立的描述所在的世界，因此提出「文本以外無一物」。我們詮釋這世界的方式，則是透過某種「敘事」。而那些宣稱能以理性來支持自己的敘事，則稱為「宏大敘事」。
另一位法國後現代哲學家 Jean-Francois Lyotard 繼而揭露：人類在啟蒙運動中透過主體性原則（principle of subjectivity）建立起的各式各樣世界觀，其實都是某種宏大敘事。例如消費主義是一種宏大敘事， 資本主義也是一種宏大敘事，而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活在某個宏大敘事中。 Lyotard 反對的不是宏大敘事本身，而是宏大敘事不承認自己的神話基礎，宣稱自己看法建立在普遍理性和科學準則上。
Alasdair MacIntyre 在《After Virtue》中進一步指出每個人都活在一個或多個故事中；這些故事影響了我們看事情的角度，塑造我們如何理解自己的生命。社會科學已普遍意識到，這世上沒有所謂中立不帶有成見的判斷。在成長過程中，我們透過與外界的互動，發展出自身的身份認同和世界觀。
我們所相信的故事影響了我們怎麼看自己和他人，使我們在深入認識他人之前，就產生某些成見。偏見正是在沒有真正認識他人的前提下，就以先入為主的成見來對待他人。這些成見並沒有實際的證據，而是建立在主流社會的敘事上。歧視，則是偏見的具體化表現。
學習新的故事
幾年前，我在學校中認識了一對夫婦──先生是拉丁裔美人，光頭，身材矮小壯碩；太太是韓裔美人，年輕美麗精明，而當時她才剛懷孕。而早幾年前，他們才放棄了居住在治安良好的區域，搬到洛杉磯一個貧窮的社區居住。當時我簡直不敢相信：一個即將生產的亞裔媽媽，竟然會住在一個治安和學區都極差的社區？
某次聚會中這對夫婦提到：有次他們聽到隔壁傳來槍聲，但太太沒有選擇躲起來，反而衝到鄰居住所，發現倒在血泊中的鄰居。她一邊抱着倒地傷者，一邊安撫鄰居孩子。他說：「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但至少能在悲劇發生當下，陪伴鄰居的孩子。」
我問自己，為何這對夫婦能做到？是什麼支撐他們對貧窮者和其他族裔的愛？我想，是因為他們活在一個不同的「故事」中：他們是基督徒，活在上帝救贖人類的故事裏。因此，即便是在貧窮和暴力猖狂的社區中，仍能選擇堅定地去愛他們的鄰舍。
面對族群衝突，許多人所深信的故事，可能加深族群間的裂痕。如果要面對族群間的張力，光是修法解決社會中的結構暴力，或執法來限制直接暴力，都不夠。只要人們心中持續活在彼此對抗和競爭的「故事」，文化暴力就會持續存留，合理化我們對他人的暴力。
最終，我們相信的「故事」決定了我們的行動，面對種族的對立和歧視，我們不只需要透過訂立和執行法律來解決，更需要有新的「故事」。梁彼得案雖發生在美國，卻給全世界的華人一個機會，重新檢視在多元社會中我們相信什麼樣的故事，並透過聆聽其他的故事，重構我們的故事。
要正面迎擊文化暴力，我們需要學習活在新的故事裏。
（董家驊，美國富樂神學院神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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