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日，中共當局表態接受「善意批評」。然而，什麼是批評，什麼是「善意批評」，足以令人困惑。資深媒體人笑蜀回顧百年以前和今天迥異的《大公報》，點出報人精神的意義──公共批評才是最大的善。
最高當局最近表態，要求執政黨「歡迎善意批評」。這彎拐得大，很多人難以置信。爭議最多的則是「善意」二字。
這讓我想起《歷史的先聲》收錄的一篇舊文：《論天真無邪》，作者是已經仙逝的新華社老記者李普。文章講了這麼一個故事。說是某軍營很重視言論自由。何以見得呢？因為「在壁報上，他們和軍官開玩笑，也批評政府，然都是天真無邪的。」這裏的「天真無邪」，跟所謂「善意」，顯然相通。
但李老先生對此種「言論自由」不買帳。他以壁報上一則範文為例，這則範文虛構上級命令三月不洗腳，以致士兵睡覺腳臭熏天。這種對機械服從命令的委婉批評，獲官方大贊：「然而這也是標準的幽默，因為這是天真的、健康而有人情味的笑，不是陰森的冷嘲。」
李老先生大為反感，他毫不留情地推演出「天真無邪論」隱藏的邏輯，極盡挖苦之能事：
——批評政府要輕微嘲諷要標準的幽默，標準幽默要天真無邪，天真無邪者何?曰，我的一毫一發都不准碰；要談，就輕微談談我的某排士兵的臭腳丫!
李老先生的推演無疑很對。「天真無邪論」的確離真正的言論自由太遠，無非中國版的言論自由罷了。本質上屬於開明專制的邏輯，用今天的話叫威權邏輯。李老先生不以此為滿足，必須推倒之，追求完全的自由。但他始料不及的是，推倒開明專制後，並未迎來完全自由，反而是最深的牢籠，連「善意批評」或「天真無邪的批評」，都蕩然無存了。
無論李老先生當年怎樣義正辭嚴，其實回頭看，「天真無邪論」那時並非一錢不值，否則不至於到今天，那點空間仍讓人懷念。李普們言論上的衝鋒陷陣，則頗有飛蛾撲火之嫌，以致李老先生本人，晚年也不能不有一絲悔恨。步子太大容易扯着蛋，這算一個例子。
「天真無邪論」引出的這場遭遇戰，是中國言論自由史的一個小插曲。這裏所謂「言論自由」，實際已超出言論層面，蛻變為政治的附屬品。在野的一方，把「言論自由」當作進攻武器，配合其奪權鬥爭的需要，骨子裏並非真有對言論自由的理解和尊重，無非以此俘獲人心及「揭露敵人」而已。這必然導致在朝一方的過激反應，一方面因為「民主國家」的牌坊尚在，不好徑直拒絕「言論自由」，另一方面，對「言論自由」過度敏感和恐懼，不得不層層設限，嚴防死守。其實雙方都只從自己的角度詮釋「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公認的標準，只好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圍繞「言論自由」展開的所有論戰，都淪為泥潭裏的混戰。
百年中國言論場，上演的大多是泥潭混戰。今天最高當局「歡迎善意批評」的表態及種種回應，如果能引出關於言論自由問題的大討論，誠然功莫大焉。但如果討論還停留于當年水準，還只是李普們跟「天真無邪」交鋒的翻版，則未免遺憾——顯而易見，我們還在重複百年老路。
那麼，怎樣才能不重複？
「善意」是偽問題，但「善」是真問題
「歡迎善意批評」不受歡迎，反而遭遇爭議，是可以想見的。互聯網正在重新組織社會，尤其重建人們的文化心理。浸泡在互聯網中長大的新生代，把自由言論視為天賦權利。也就因此，防火牆所代表的整個網路管制，才會飽受詬病。社會正在劇變，威權秩序正在喪失其固有的社會基礎，但執政者全然無感。朝野話語上及話語背後文化心理的脫節，註定了「善意論」在今天的窘境。
但如果說「善意論」無非當年「天真無邪論」的翻版，那麼我們也不可做當年的李普，不能滿足于當年李普們的水準。
真理在握、義正辭嚴的李普們，其實有着跟他們的論敵同樣的問題：都對「善意」一概而論。一個全盤肯定，一個全盤否定，都缺乏精微的具體的分析。因而都不免過度簡化。事實上，言論上的「善意」問題，是一個比他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的問題。
言論自由問題首先是一個法律問題。在此層面，毫無疑問，「善意論」不能成立。法律上強調犯罪行為，而非強調動機。這意味着不能以言定罪。所謂「依法治國」，不包括「依法治言」，不得假「依法治國」之名，行「依法治言」之實，否則即是反法治。
但是，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從言論不應有法律限制，推導出言論無須一切限制。言論自由問題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是道德和倫理問題。固然在此層面，「善意論」仍難成立，因為即便在道德和倫理層面，亦不能鼓勵誅心。但「善意論」難以成立，不等於「善」不能成立。
言論不問動機，但有社會後果，其社會後果是否「善」，絕不是可有可無的問題，否則不會有阮玲玉「人言可畏」之歎；也不會有「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等成語的千古流傳。
無論從任何角度，「善意論」都不得成為言論的限制條件；但言論在社會後果上是否「善」，則是必須關心的。「善意論」是偽問題，沒有討論價值。「善」卻是真問題，應該成為討論的焦點。自由不是放任，必須對應責任。以「善」為目標，才能明確與自由對應的責任，才能建立均衡的言論秩序，也才能建立一個有品質有尊嚴的言論市場。
言論必須民治，不能官治
「善」是批評所追求的目標，那麼，何謂「善」？
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前置條件：何謂「善」，不能由國家來裁斷。道理再簡單不過：國家沒有資格談善與否，因為按照現代政治學理論，對國家即公權力本身就應做惡意推定。即便依照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國家也無非是一個不得已的禍害。所以，道德或倫理上的國家主義是站不住腳的。道德和倫理不為國家權杖所轄，國家即公權力必須走開。
國家即公權力走開，意味着言論上善與否的問題，是一個屬於自治範疇的問題，包括行業自治和社會自治。這點上其實無須我們多少創新，發達國家有成熟的經驗可循。他們的言論市場不乏清規戒律，但所有清規戒律，都不是國家標準，都無關公權力──小一點說屬於職業倫理規範，大點說屬於社會公認的政治正確，它們共同構築了言論的邊界；無須法律介入，但約束力甚至比法律更強。所以，他們的言論市場既自由，亦有序，證明社會自治力量足可信賴。這才是言論治理的正道。
歸根結底，何謂「善」？現代意義的善，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要害在「公共」二字，公共即意味超越，超越於任何陣營，而這正是李普們最大的教訓。他們只顧選邊站隊，只有陣營意識、敵我意識。全無超然於陣營之上、敵我之上的公共意識。
百年中國，最不缺選邊站隊，最缺獨立協力的第三方力量。沒有第三方力量的制衡，強勢集團惡性膨脹，瘋狂擠壓公共空間，導致公共空間積弱積貧。所以今天中國最需要補課的就是「公共」二字，這註定了批評的時代底色——它不能再僅僅從屬於某個陣營，僅僅做擲向對方陣營的投槍匕首。唯有超越，唯有公共，才是批評的安身立命之處。
像《大公報》那樣在夾縫中戰鬥
這就必須提到跟李普同時代的《大公報》，尤其辦報宗旨「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批評如何超越、如何公共？竊以為不能比這「四不」說得更好。這是跟李普們相反的選擇。固然李普們成功了，《大公報》失敗了。但李普們的成功今天看並不值得羡慕，連他們自己到了晚年都後悔莫及。失敗的《大公報》卻越來越彰顯出她的尊嚴、她的價值、她的偉岸。她是百年中國言論場上罕見的清流，是唯一值得我們今天繼承的言論遺產。
今天中國沒有了原初意義的《大公報》，但是今天中國最需要原初意義的《大公報》。《大公報》不可能原樣復活，但她必須以新的形式復活，而且正在以新的形式復活。以互聯網尤其社交媒體為平臺展開的所有獨立的批評、公共的批評，其實都繼承了當年《大公報》的遺產，都屬於《大公報》復活的一部分。這種分散的、無組織的、去中心的、全民參與的獨立批評、公共批評，比當年《大公報》可能更有力量。因為當年《大公報》影響的主要還在精英層面，今天以新形式復活的「大公報」，影響的不只精英層面，而是貫通了精英和草根，貫通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甚至，貫通了境內和境外，形成為一個民間輿論的恢恢天網。
通過新形式復活的「大公報」，社會越來越形成共識，那就是關於權利的共識。唯有權利最具普遍性，最能普惠所有社會成員，是最大的公共利益。批評以守護公共利益為天職，首先以守護權利為天職。這也符合發達國家的慣例。縱然權利保障已經非常充分，發達國家言論市場的種種清規戒律，仍大多圍繞權利展開，何況權利高度短缺之當下中國。唯有為權利而批評，才最超越，最公共，不僅公，而且「大公」。
從李普們到《大公報》，從為權力鬥爭到為權利鬥爭，這是批評的轉型，也是中國轉型的先聲。在這裏，《大公報》已然成了一種符號，不再只是歷史上的一家報館。她才代表了新中國。李普們固然有其歷史原因，需要同情的理解，但相比之下，還是太老舊了。告別李普們，像當年《大公報》那樣在夾縫中戰鬥，才是今天批評的方向，也才是最大的善。所有朝着這個方向的嘗試，都值得鼓勵，都有善意，而無論權力對其如何定義，怎樣不快。
（笑蜀，中國資深傳媒人、公共知識分子、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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