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V太太：女總統的老男人內閣

隨着新任總統蔡英文即將上任，新內閣成員也大致定案，然而在選戰過程中透過大量設計與行銷打造「進步」、「新穎」形象的蔡英文，其新團隊的組成卻是無比「傳統」。

新內閣──包括政院三長、6名政務委員以及27名部會首長──平均年齡高達61歲，同時其中只有4名女性，僅佔總內閣比例10%。此外，原住民、身心障礙者、性少數等其他弱勢族群的能見度更是幾乎零分。新內閣的組成重現了台灣政治一直以來最令人熟悉的風景：由熟齡、菁英的漢人男性所把持。

婦女與性別團體因此表示抗議，指出新內閣的性別比例，不僅不符合國際政治追求性別平等的趨勢，更違背了民進黨自身於1996年所提出的「1/4性別比例原則」；蔡英文不僅背棄了個人於2012年大選時聲稱「1/3性別比例原則」的政策白皮書宣告，更讓內閣性別比例回到了20年前的水準。

對比於蔡英文初當選時，許多人對「台灣第一位女總統」的雀躍與想像，女性於新內閣中的缺席則提醒了我們，蔡英文似乎只是個「例外」：女人沒有出頭天，出頭天的只是一個女人。

女性比例何以重要？

面對婦團的質疑，有人認為「選賢與能」比性別比例更重要，內閣成員需看重個人才能，而非性別。也有人提問，既然要「性別平等」，那麼何以女性（或性少數）得以獲得「特權」般的保障名額呢？

在一個性別平等的理想世界裏，不同性別者，自然能獲得同樣的發展機會與權力；在選擇內閣成員時，男女的候選人數亦相當，彼此公平競爭，有才者勝出。然而，我們面對的不是這樣一個理想世界。相反的，政治場域長期被男性所把持，女性因為個人、社群和結構性的原因，不得已從公領域缺席。而政治權力的集中，也進一步導致不同性別間資源與機會上的不平等。

因此，倡議女性在政治（或其他公領域）的比例，並不是對女性的「優惠」；相反的，這樣的作法是為了「調節」與「修正」長期以來的不公不義。當女性從古至今經常性地缺少政治發聲的機會，並在公領域被奪權，性別比例所欲達到的目的，是改變這個單一的敘事和權力分配，塑造一個新的性別平衡。

女性生涯發展的壓抑

有人認為，內閣性別比例失衡的原因單純是「女性人才不足」，具有豐富政治工作經驗的女性人數少，導致在選擇內閣成員時，女性中選的機會也比較低。假設這樣的說法為真，我們應該留意，這樣的現象背後所反映的，絕非女性能力不足或是女性較不適合從事政治工作，而是傳統性別規範和結構上的不平等，如何阻止女性獲得政治權力與發聲機會。

例如主計處統計發現，儘管台灣地區介於25至29歲的女性勞動參率高達90.2%，但自30歲後就一路下滑，而25至49歲女性中，更有43.52%因「需要照顧子女」無法重回職場。因為同樣原因而未就業的男性，比例卻只有2.75%。這個數字說明：女性往往在工作數年後，因為婚姻與育兒而離開職場；相對的，男性卻可以持續累積工作經驗和升遷資本。

當女性在兒女就學或成年後，想重新回到勞動市場，之前工作經驗中斷可能導致她們與職場脫節，因此只能從基層工作做起。而這時候，當年與她們同時進入職場的男人們，卻可能早已登上主管職位。我們不難想像，這就是導致「資歷豐厚」的女性事務與政務官缺乏的原因之一。

男性中心的政治文化

再者，過去人們想到政治時，總是聯想到權謀、力量、侵略，與陽剛氣概，因此政治往往被視為男性的領域。對政治有興趣的女人則可能被看作心機、算計和陰險的，或是必須透過各種方式將自己「去性化」，加入陽剛的陣營。

陰性的氣質與表現，在政治領域中往往不受歡迎。男性政治人物若表現出太多陰性氣質，很容易遭到調侃羞辱。女性更可能因為自己外表、情感關係和性別表現，而遭到各種嘲諷。例如2014年台灣九合一選舉時嘉義市長參選人陳以真，就曾被台北市長柯文哲調侃「可以去當櫃姐 」，更被製作「爆乳照」，又如蔡英文也因為未婚身分，不斷被質問自身性傾向。

台灣政治長期被男性中心的思維主導，並透過性別不友善的態度和制度（如缺少育嬰政策），阻擋女性投身政治。而性別比例的重要性，正在於矯正這種不公平。

一個容納多元性別的政治場域，一方面能打破過去固着的性別想像，另一方面可以將政策關懷延展到，過去較少被討論到的議題和需求（如公共托育）。其更能打破政治場域內一味的陽剛崇拜，引進更多陰性的策略和價值。

給女孩們更寬闊的想像

最後，女性在公領域的現身，代表的其實是一個「世界觀」的塑造。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小女孩，如果在她所見所及裏，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男人，而他們的秘書都是女人，那她會怎麼想像自己的職業生涯？

一個族群如果長期被某種故事樣板籠罩，或是被排除在某些敘事之外，那麼久而久之這個群體的自我認同也會受到影響。當我們只能從有限的範本中讀取資料，那麼我們對自己寫得出什麼樣的故事，也會產生限制與質疑。性別比例的意義便在於為過去被單一敘事定調的弱勢性別打造更多的樣本，讓性別的「想像力」得以延伸。

懷抱着這樣的期待，我們就必須再追問，未來在培育女性政治人物時，我們可以、需要做些什麼？如何讓更多女性在公領域現身？如何改善女性在職場上所遇到的困境？如何鼓勵年輕女性投身政治工作，好讓未來的性別比例，可以不再是「強求」而來的結果？

性別，不保證性別意識

此次內閣性別比例的討論，一方面指出弱勢身份「現身」的美麗；但另一方面，從婦女團體對蔡英文的失望中，我們也可以重新反省身份所帶來的一種哀愁。

在新內閣公布性別比後，出現了一種典型反應，直指蔡英文作為女性，「理應」更關心性別議題，在性別議題上表現更為出色，更「相挺」其他女人── 然而她卻讓人失望了，蔡英文並沒有因為她的性別，而作出有利女性的決定。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是：蔡英文的其他身份，掩蓋了她的女性身份。

這類「女人相挺」的口號其實很常見，從「只有女人最懂女人」到「女人當自強」，皆是。這類宣言可以揭示女性在男性掌權的社會中，共有的壓迫經驗；也提醒在面對權力不平等時，女性結盟的重要。在女性權益的討論中，這種「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式的召喚，一直是重要基礎。

正是基於「女人相挺」的信仰，讓我們認定蔡英文會更懂得為女性着想，也讓我們在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時，更感到受傷。這個受傷感受透漏了「女人相挺」邏輯背後可能的危險。實際上在政治領域中，女性領導人不一定代表在性別議題上的進步；同時，這種說法又可能簡化、同質化了女人。

「女人相挺」邏輯的侷限

在今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初選中，許多希拉莉（希拉蕊）支持者便以「女人應該支持女人」的口號為她拉票。儘管「第一位美國女總統」絕對有象徵性意義，但希拉莉並未因為她的女性身份，而自動成為最「進步」的候選人。

事實上，另一位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在婦女與性別政策上，不僅不遜於希拉莉，甚至可能更為積極。雖然桑德斯是位生理男性，但他的性別意識和左傾的意識形態，卻讓他有着對女性相對友善的教育、經濟與勞動政見，也為他吸引了許多女性選民支持，尤其是年輕女性。

「女人相挺」的邏輯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許多女性不支持同為女人的希拉莉；其只能重複以身份認同建立某種約束力。例如兩位支持希拉莉的資深女性主義者，就曾分別表示「地獄裏有一個專為不挺女人的女人所預留的位置」，以及「年輕女性是因為不夠基進或是想要認識男生才會支持桑德斯」。前者言論把「女人相挺」變成一種教條，而不再是共感與結盟後的結果；後者更嚴重「弱體化」了女性，讓「性別意識」成為一種蒼白的存在（當事人已在事後收回言論並道歉）。

從蔡英文在今年大選中模糊的性別政見，到對內閣性別比的缺乏敏感度，我們可以發現，「女人相挺」不見得是最好的策略。一來，天生的性別不能夠保證任何啟發，而蔡英文的經驗，顯然難以與其他女性共享；當「姊妹情誼」的粉紅泡泡被戳破，我們看見的是性別如何與個人的族群、階級、教育交織。二來，當一個人具有多重的身份，哪一種身份能夠取得主導地位，會受到個人經驗、環境和利益需求所影響。對蔡英文而言，她和菁英男性所共享的利益，或許已經超越她和其他女性一同經驗的壓迫。

或許有人要問，既然生理性別無法保障性別意識，那麼性別比例不就是個假議題？恰恰相反。正是因為身份與經驗的複雜性，我們才需要更多的不同性別的政治人物，好在這些政治人物中，尋找、看見各種不同的身份和經驗組合，從中產異性戀男性、勞工女同志，到跨性別原住民，好打造一個更多元的政治版圖。

（V太太，共筆部落格Queerology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