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香港政局多事，「2047年香港前途」成為政界共同話題──公民黨發表創黨十周年宣言，強調本土，該黨新晉議員楊岳橋明言要思考2047的香港；其他泛民中青代亦提出《香港前途決議文》；年輕學生牽頭的政黨「香港眾志」明言會以十年時間推行香港前途公投；份屬本土派、由「青年新政」組織的「選舉聯盟」甚至計劃於2021年，即下一任特首選舉前舉行自決公投，強調香港獨立與一國兩制皆是選項；建制派亦蠢蠢欲動：葉劉淑儀約見年輕人交流本土港獨思潮，各建制派亦紛紛明確否定獨立之路。
2047年的香港前途問題逐漸成為社會關注，誠為好事，因為一國兩制的未來早晚要有定案，而這次香港的二次前途該由港中兩地人民透過政治決定，港人不能再「被缺席」。
然而有關「2047」的香港思考，不應被局限於港中的憲政關係。「2047」也許更像一個問題意識，把潛藏在日常生活肌理中的權力體制重新勾起──我們想要建立一個怎樣的香港？
我們需要從權力運作的根本瓦解權勢者的逼迫，而不是靠在選舉及議事堂上侃侃而談。
現代社會的權力體制
個體與個體透過日常接觸連結起來，社群由是而生。傳統部落社會資訊並不流動，人際交流依賴距離有限的物理接觸，社群規模相對較小。而規模愈小的社群，權勢者的意志就愈能直接行使，更容易監控無權勢者。
踏入「現代社會」，科技發展帶動社會頻繁交流，個體可以超越物理距離而聯繫到身未能至的另一端土地。在這個意義上，權勢者可以管轄的範圍亦隨之擴散。權勢者寡而無權勢者眾，日益龐大的領土與群眾規模，讓少數權勢者無法親身直接行使意志；對無權勢者而言，脫離日常生活接觸則不成社群，亦因此存在着逃逸權勢者管制的空間。
為了維持管治，權勢者必須下放部分權力，但最終目標只是讓其意志可以間接但絕對地執行。這種依照少數權勢者意志而設計的管治計劃，就是今天我們所理解的「體制」。體制統涉整個社會，透過財勢利益的分布，被管治之無權勢者只要按體制定下的規則生活，就能逐步掌握利益，並轉化成部分權力。
換句話說，雖然最終的權勢者依然是少數，但無權勢者透過「安分守己」，就能慢慢獲取部分權力成為小權勢者。社會權勢者／無權勢者之二分變得更加模糊，當中有上爬的階梯，而且層次變得更複雜。權勢者依然是少數，然而因這種權力下放的體制，他們添加了大量名不經傳的代理人與螺絲釘，社會中的每個個體都可能是權力的共謀者。這些共謀者也許只是基於環境壓力而逼不得已，因為他們一但不服從，想過利益權勢以外的生活，他們就是在反抗體制，他們就是體制外之物，必然受到制度制裁。
小權勢者被權勢者以利益牢牢鞏固，形成一個又一個管治社群。維繫着管治社群的不是日常接觸與理念互通，而是普世的金錢數字，他們化成各種官方結構──文化的、商界的、學術的、法律的、教育的、藝術的，城市規則的諸如此類──訓導社會生活的邏輯，築構生活的典範。
香港的權勢者與反抗者
這不是抽象理論；從權力結構的面向切入，我們得以回身望向香港。香港一直被權勢者定義為資本主義城市──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21年，評選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基本法》定明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特區政府年復一年強調自由市場與及發展之必要。權勢以下的管治社群，反覆對我們說香港的安定繁榮──賺錢的文化產業、利益最大化的商業發展、永遠為政府護航的學者、協助港中融合的法律人士、強調服從的教育界別、不涉政治的藝術家，讚揚推土式發展的規劃師，等等等等。
香港也不是沒有反抗者。有人想過利益權勢以外與自然共生的生活，結果遭受到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種種逼遷行徑；有人堅持小本經營的社區生活，結果面對地產霸權，遭到大幅加租；有人不甘迎合大陸市場而投身本地電影創作，結果受到中方大肆批評與打壓；有人想選出權勢利益社群欽點以外之首長，結果遭受警察的全面鎮壓與拘捕。
在這些事上面，對反抗者施壓的不只是少數權勢者──批評不遷者拖垮香港發展的市民；接受新自由主義增加香港競爭力的商人；各種受益於大陸龐大利益市場的演藝界人士；苦口婆心批評反抗者於事無用的群眾。他們也許都不是最典型的權勢者面孔，甚至屬於不同社會階層，但他們都會站在權勢者所定下的界線內，因為他們或多或少受益於權勢者設下的規則，又或生怕不站在權力列隊之內，會受到體制制裁。在這裏，權勢者與無權勢者交織出一張權力結構網，讓反抗者在生活各種面向，都受制肘。
2047不只港中憲政問題
這是為什麼我認為：2047只是思考香港前途的問題意識，而不限於港中的憲政關係。因為社會不公義根本是全方位，且是傾全社會之力對生活的限制，讓每個人都只能活出同一種生命方程式。
「2047」這個問題，我印象中最早提出的是前《學苑》編輯李啟迪，後來由前學民思潮召集人，現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發酵成大家比較關注的焦點。李啟迪提倡思考香港二次前途；黃之鋒說不願重複「政改永劫」，不想再以爭取「XX年雙普選」為民主運動的旗幟。然而如果只把2047大限理解為香港與中國的憲政關係，則與過去的民主運動沒有太大差別──因為他們對權力運用的思考同樣局限在憲政議題內，忽視了廣泛的社會權力分布及行使，對其他社會範疇沒有具體綱領。
這種意義上，如果我們對泛民主派的批評，是他們在政制問題以外毫無建樹，那麼提倡獨立的本土派面貌雖新，但也許在骨子裏與泛民主派一樣陳舊。本土派把「一國兩制」置換成「香港獨立」，突破了政治思考的框限，然而對於權力的壓迫仍然守於憲政議題之內，小看了各種由小權勢者形成的管治社群的反撲能力。
如果整個社會群眾都已內化了權勢者的邏輯，那麼改變憲政地位或更替少數權勢者，都不足以扭轉整個社會的不公義。當反抗者沒有從根本建立起，有別於今天由利益權勢攏絡的管治社群，就算成功獨立，那也不過是皇朝易姓。我們不會有足夠的基礎，對抗整個前朝遺留下來的社會主導意識，以及其所導致的社會不公義。
重塑社會，扭轉不公
於我看來，不論派別，有志於政治的反抗者，都該有志氣去建立與官方管治社群分庭抗禮的平行結構。如果權勢者管治社群是分散的，由利益輸送主導的，我們在打破籠牢的同時，亦應構築屬於民間的平行自治社群──包括文化的、商界的、學術的、法律的、教育的、藝術的、城市規則的，諸如此類。我們要提出一種利益以外，以理念價值相通的生活形態，與權勢者競逐民心。
比如說，在政府御用學者以外，我們能否建立民間的知識圈，辦民間學堂，做民間自己的政策研究？本土研究社、香港民間學院、流動民主教室都是在做類近之事。在法律界，法政匯思等組織，正在凝聚一種以法治精神為本的法律社群，嘗試在權勢者面前提出另外的反對意見。城市規劃問題，政府不處理，土地正義聯盟等組織代其清理及報導各地出現的泥頭山，樹立起自我組織的公民模範；各種地區組織如「社區公民約章」正努力做社區營造，建設一種經濟利益以外的社區生活；還有其他在努力中的人，不一而足。
這些行動的重要性，在於從權力根本去挑戰權勢者，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紐帶，奠下信任、團結、責任等信念價值，吸引更多人離開權勢者設下的生活方程式，壯大反抗力量。這些不僅是政治策略，更是在重塑另類社群生活的可能，再次開放人類的自由。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實踐真正廣泛的社會革命。
「2047」作為一個政治招徠，不過是為自決我城的思考設下限期，把改變社會不公義的問題更加具像化而已。「2047」更應該是一個問題意識──如何從權力根本去化解不公的邏輯與階梯。把「2047」作為單一焦點，未免過於本末倒置。「政治覺醒」、「前途自決」，「街頭議會並進」之說不下十年，我們不缺這些口號，缺的是行動的勤勉與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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