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中國政府近日出台了一套「科學素質基準」，其中夾雜不少常識性錯誤，或直接宣揚中醫五行理論，一時輿論嘩然。本文作者認為，當下的輿論批評，都聚焦於這些錯誤，卻沒有指出，科學和政府意識形態之間的曖昧關係──而這種關係，恰恰是今天中國政治統治的基礎之一。
4月18日，科技部、中宣部印發《中國公民科學素質基準》26條132點，作為每個中國公民應當掌握的基本「科學知識」，並宣稱將根據《基準》出題，以選擇題和判斷題的方式測評公民的「科學素質」。
大陸各媒體受命宣傳這篇奇文時，均是全文照發，未附任何評論。但看新聞標題，顯然對《基準》頗有微詞——例如澎湃新聞下標《公民科學素質基準印發要求知道格物致知等思想》，或北京晨報、環球網下標《中國公民科學素質基準公布：得懂得陰陽五行》，均把《基準》中看起來最有爭議的第9點「知道陰陽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國傳統哲學思想觀念，是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和整體系統的方法論，並具有現實意義」挑出來，置於突出位置。
23日，8位科學家聯名發表《對〈中國公民科學素質基準〉中一些問題的意見》，除指出《基準》條文多處不符合目前科學認識之外，又批評《基準》第9點所推崇的「陰陽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其實並不是「唯物論的思想」，反而「有著明顯的迷信色彩」，「不應該把這些內容作為科學」。在環球網、澎湃網和網易新聞報導下的網民評論則吵成一團，爭辯陰陽五行、格物致知或中醫藥的科學地位。
「部頒真理」與臣民的習以為常
然而這一事件中，真正值得質疑和分析的地方，在這些輿論中幾乎沒被點出，反而被提出批評意見的科學家和網民，當作無需置疑的前提：作為國家權力的科技部，和作為共產黨部門的中宣部，究竟同科學真理之間是什麼關係？
問題不在於這份《基準》是否符合科學真理，而在於這真理，是以何種方式，被誰說出的。
圍繞此問題沒有發生任何鬥爭，這恰恰是黨國在日常教育和輿論中，業已取得的意識形態鬥爭勝利——媒體和網民看到，政府部門和黨部門自信滿滿地聯合降示了這份「部頒真理」，卻無人指出這一行為本身的荒謬可笑。等到八位科學家以謙卑的語氣上書真理部（中宣部）請求修改《基準》時，此事件的意識形態成果，只不過再次得到加強——科學家只能建議修改真理，而真理部有權採納或不採納他們的意見。這不是在明白地告訴一切看客：政府在科學問題上的裁決權，遠高於科學家之上嗎？
科學研究無時不刻處於分歧和辯論中，一般而言，只有在生產、醫療等實踐中由於應用知識的急迫需求，才會暫時由政府機構或科學團體，制定出一套權威的知識基準。然而在中國情境下，政府不但是要管理實用的知識基準，也要將整套「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基準》發布與民眾的回應構成的這一輪會話中，「意識形態」概念的處處不在場，恰恰提示了意識形態的處處在場。說科學是意識形態，並不否認科學的真實準確性；正如齊澤克所說，一種觀點完全可能「就其客觀內容而言相當準確（「真實」），但卻是徹底的意識形態。」相信一種神聖、強大且去政治化的「客觀科學」的存在，以及相信這種科學技術與「天-國家」之間的隱秘聯繫，才是中國意識形態教育的重要目標與真正成果。這在此次事件中展露無遺。
高於科學的「說真理者」
看似枯燥無味的《基準》，在字裡行間卻充滿玄機。這種敘寫方式，其實在召喚一位大寫的「說真理者」，高居科學之上。
這份《基準》中，總共有132條「真理」。參照教師敘寫學習目標的方法，其大部份條目都採取「行為動詞+學習內容」的句式。具體又可以分成四類：「知道」型、「識別」型」、「要求關注」和「尊重價值觀」。其中「知道」型和「識別」型兩類句式最為重要。
「知道」型句式，以「知道」「了解」「掌握」為行為動詞，後接一個完整表述的命題，這個命題就是公民必須認同，並且記住的「知識」本身。《基準》絕大部份條目屬於這一類型，如「知道世界是物質的，是能夠被認知的，但人類對世界的認知是有限的」。
此種敘寫方法，在我所認知的教育法中，是敘寫學習目標的大忌，教師不應在敘寫目標時，將要求學生掌握的那個命題直接寫出——更何況，當代教育更鼓勵學生從情境或問題中得出自己的思考，這就更不可能預先料到學生會得到的結論，並寫在學習目標中。此種「教學設計」，在我看來乃是「反教育學」的，但它在意識形態上，可能是頗為成功高明的。
「識別」型句式，以「能識別」「能說出」「掌握」等行為動詞開頭，後接對學習內容的簡要概括，如「能說出一些重要的酸、堿和鹽的性質」。這種模式並不把相關酸堿鹽的性質直接寫出，因此關於哪些酸鹼鹽是「重要的」，它們的性質為何，決定權就下放到出題人甚至普通教師手裡。
儘管上述兩種敘寫方式看似近似，但在《基準》中，作用迥然不同。在《基準》中，除了各學科的純科學知識外，還夾雜了不少傳統中共政治教育中的「唯物論」世界觀、「辯證法」、認識論和價值觀命題，這裡暫且稱為「非科學條目」，例如「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認識自然和社會、發展科學和技術具有重要作用」。
「識別」型敘寫只用於純科學條目，而「知道」型的句型，除了用於大量純科學條目之外，還用於大部分的非科學條目。《基準》並不要求人們「重視」或「關注」傳統文化，而是要求記憶「傳統文化……具有重要作用」這個命題。
對「知道」的要求，也是所有敘寫方式裡，最專制的一種。它可以實實在在地將大量非科學命題，以選擇題和判斷題的方式，強求學習者記憶。更重要的是，這種敘寫方式同樣也應用於純科學命題，因而非科學命題便能由此獲得一種「客觀科學」的外表。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知道」這個動詞，預設了人與真理之間，何種認識關係呢？這種敘寫方式假設：真理在被人們「知道」「了解」「掌握」之前已經存在了，真理不是在「知道」過程中生成的，而是「本來就有」且「已經在那了。而科學家通過「研究」、普通人通過「學習」，去「知道」它。
「知道世界是物質的，是能夠被認知的」不僅灌輸了其字面意義的命題，更預設了一個「說真理者」的形象──在這裡，科學可以完完全全地反映真理，而不會有任何扭曲和偏差，更不需要有失誤和調整。雖然《基準》文本也承認，科學技術還在不斷發展，但那個從頭到尾未被提及的「說真理者」已經預先知道，世界是能夠被認知的──哪怕那些還未被認知的部份，也是能夠被認知的。
於是，說真理者的位格就遠超一般的科學家之上。因為，科學家只能夠認知他自己已經認知的，而說真理者，竟能就那尚未被認知的部分也形成認知，並頒布真理。這就將問題引向下一個層面：那個說真理者，究竟是誰？
誰有權「說真理」？
從官方文件中看，這份《基準》是由國務院辦公廳指定科技部、財政部和黨的中宣部來牽頭，加上20多個部門參加制定，制定過程是先組織專家研究，再試點測評，並「廣泛徵求部門、地方和社會各界意見，在形成廣泛共識的基礎上制定」的。而一份較早的文件，透露了該《基準》是「科技部組織力量研究起草」初稿，經過「各領域專家」三輪討論論證，再由「國內各行業領域權威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審讀修訂後，最後在去年10月向社會公眾徵求意見。
「國內各行業領域權威專家」如何犯下「力是自然界萬物運動的原因」這樣的低級錯誤？這並不重要。重要之處在於：這裡的真理，必須要經過最高權力確認。
傳統中國的黃曆也是國內天文領域權威專家制定的，但國內天文權威制定的，卻不一定就是「黃曆」，頒布曆法的權力為皇權所壟斷，同時也作為天子與「自然界萬物運動的原因」——「天」之間神秘交通的證明，作為皇權統治合法性的依據。私頒或私自印曆是朝廷查禁的大罪，這與所印之曆是否權威專家制定，並無關係。
有趣的是，在古代，因戰亂而無法與中央政府聯繫的地區，就出現了民間的私曆，而各曆所記晦朔和節侯卻各有不同。這顯然意味著「權威專家」們幾乎在每一個問題上都充滿了爭議，只有政府，才能在這個學術共同體內部紛雜的爭吵中，快刀斬亂麻地「欽定」一套真理，供共同體以外的普通人民使用。
今天的科學何嘗不是如此？現實的科學工作是動態的、複數和操作性的，不同的知識使用者和研究者出於其意圖，在綜述了充滿了爭議的科學文獻之後，要自行選擇其中一部分科學知識，作為進一步研究或技術開發的基礎。儘管在這個選擇過程中，資本的邏輯起著重要作用，但憑藉資本自身的能力，要強求得一致意見，仍有很大的困難——近年國內關於轉基因食品和中醫藥的爭議，儘管背後有巨大的利益參與其中，也始終未能塵埃落定。
但是，就「中醫藥與西醫相比是否各有優勢」（《基準》第87點）這種通過大量實證研究也未必能回答的爭議性問題，國家權力竟無需展示任何論據，仍可以立即作出裁示。
而目前為止，科學家們對《基準》提出的批評意見，僅僅在於其裁示得不好，卻幾乎不質疑該裁示行為本身。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上面那個公式的新形式：科學家只能確信他自己已經確信的，而說真理者，則可以裁定什麼是所有人都必須確信的。更重要的是，《基準》不僅反映國家有做出此種裁示的自信，更反映國家有做出此種裁示的慾望。
本來不需要統一「真理」的地方迫不及待地給出裁決，這背後的慾望究竟是什麼？
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
自共產黨建立政權以來，以「科學」為中介建立的對真理的壟斷權，一直是論證統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科普讀物中，充斥著這樣的故事：科學家在舊中國欲做好研究，卻因政治不穩定而不得施展身手，在新中國成立後，便急切返國從事科研。這些故事試圖論述，新中國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環境。
改革開放後，隨著正統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意識的淡化，只剩下愛國主義、物質生產力和科學真理，可以充當中共意識形態的核心概念。直到近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被挖出來翻新，作為輔助意識形態，但其權威性依然可疑，以至於《基準》中迫不及待地要讓「陰陽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和「中醫藥」一體均沾「科學」已經擁有的權威，通過裁定它們或多或少「是科學」，來論證它們的價值。
即使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這樣的場合，黨的領導人也強調：「要加強對青少年的科學世界觀宣傳教育，引導他們相信科學、學習科學、傳播科學，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如果「科學」在中國並未起到宗教的（意識形態）作用，那麼又何須憂心忡忡地在青少年中，與宗教去爭奪市場份額呢？
中國意識形態中「科學」的神性及其內在矛盾，在「力是自然界萬物運動的原因」這句低級錯誤中，充分展現出來。誠然，這句話也許只是一個口誤（a slip of the tongue，說漏了嘴），但從這口誤裡，我們可以窺視「說真理者」潛意識裡什麼樣的慾望呢？這句話更值得分析的，並不是被網友反復鞭撻的「運動的原因」這一部分，反而是「自然界萬物」這一用詞。
八位科學家的意見，幫真理部把這句話改成了「力的作用是改變物體運動的狀態」，表面上，是糾正了錯誤的科學命題，但是同時，也悄悄把「自然界萬物」換回了更嚴謹的說法──「物體」。
確實，「自然界萬物」的提法，很少在嚴謹的科學文獻裡看到，它是一個文學的，甚至可以說是神學的詞彙。在這裡，「萬」比「物」更有意思，我們何曾見到牛頓第一定律被表述為「自然界萬物…」呢？
「自然界萬物」在中共的唯物論語境裡，有非常特別和微妙的用意，這裡無法展開詳談。然而，自牛頓開始的現代物理學典範，拒絕回答「運動的原因是什麼」這一問題，使得「自然界萬物」的「基本規律」仍然成謎。說真理者發現，「自然界萬物」的運動竟沒有原因。而如果在這個如此「簡單」的問題上表現出無能，將是對科學神性的嚴重損害，這一無能帶來的焦慮，導致為說真理者代言的執筆人，在《基準》中愚蠢地試圖解釋「萬物」運動的原因。
「科學」與國家權力的雙贏
在屠呦呦獲獎之前，長期存在著圍繞「中國科學家無法獲得諾貝爾獎」的大量討論，各界人士痛心疾首地談及「我國的科學技術」之種種弊病，並呼籲國家採取措施。「科學技術來自國家、屬於國家」的觀念深入人心，國家的慷慨投資和政治局面穩定「不折騰」，被視為好好發展科技與生產力的充分必要條件。
反過來，受到國家恩庇的科學，則將其自身權威迴向給國家。正如胡錦濤「科學發展觀」所表明的，「科學」的決策可以變成對不民主、不透明的決策機制的辯護。而近年來三峽、核電、PX、霧霾、食品安全和化工污染等引起的一系列抗議、遊行與其他群體性事件，更提醒當權者：對「科學」真理的隱蔽掌控，能發揮巨大的維穩能量。
《基準》第34點理性地教導人們：「知道信息可能受發布者的背景和意圖影響，具有初步辨識信息真偽的能力，不輕信未經核實的信息」。柏拉圖《美諾》（Meno）篇中的那個提問可以直接用於這裡：如果主體已經知道了真理，他就不需要再接受信息；如果主體尚不知道真理，他又如何自己去「辨識信息真偽」呢？
答案就在於，只有「經核實」的信息才是真理。這裡，「說真理者」再度熟練地運用了將自己隱藏起來的語法：被誰確認過的信息才叫「經核實」的信息呢？順理成章地，如果一個人不「知道核電站事故、核廢料的放射性等危害是可控的」（第30點），他不僅是個反核主義者，更是一個缺乏「基本科學素質」的不合格的公民；（第23點）而相對應，「對於與科學技術相關的決策能進行客觀公正地分析，並理性表達意見」的，才是好公民。
「說真理者」的陰影下，更需科學史教育
儘管科技部在其文件中指出，《基準》的制定是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服務，其整體水平完全沒有超出一個世紀前，蘇俄心理學家維果茨基（L. S. Vygotsky）在《教育心理學》中所批判的舊式教育：「知識的掌握像一盤現成的菜，沒有人知道它的做法和吃法，同時，又遺忘了知識的本質和科學的本質，因為知識不是一種現成的資本，或一道做好的菜，知識永遠是一種活動，是人類為駕馭自然而進行的鬥爭。」
如果我們想要普及烹飪技藝，讓人人都成為大廚，那麼要求人們記住各種菜色的名字和圖片，會比起播放烹飪過程的視頻，更能提高全民的烹飪水準嗎？既然如此，為什麼這份《基準》毫無下限地塞進了「陰陽五行、格物致知、唯物辯證法」等各種非科學內容，卻唯獨對科學史教育一字不提呢？
今天的「科學知識」只是靜態的成品，科學史才是科學形成過程的寫照。可惜的是，真正的（而非強調歷史永恆進步的「輝格史觀」的）科學史教育固然有利於培養科學研究者，但也會起到消解「科學」之意識形態性的作用。
換作任何人都很難想象，賴以生存的，不容置疑的永恆之物，居然並非「本來就有」，而竟是在歷史上，在人們在慾望與鬥爭中，逐漸建構起來的。一旦人們從科學史中看出，今天的科學不是預定歷史行程的必然結果，而只是許多可能歷史中，恰好成功了的那一種，就會「間離」我們對科學統一性不言自明的信仰。這正是齊澤克所說的對意識形態的「後現代」批評。
當然，說真理者，絕不會真正想讓科學的神秘光環消解，成為普通民眾的思想武器。它的潛意識，會把濟慈《希臘古甕頌》中關於「美即是真」的最後兩句，改寫成：
「『權力即是真，真即是權力』，這就包括
你們所知道、和該知道的一切。」
（齊哲群，中學教師，科學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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