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齐哲群:权力就是真理?解析《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

一份让科学界哗然的文件,不止于笑料,权力对科学的意识形态使用,更加值得警惕。
北京一所实验室。

编按:中国政府近日出台了一套“科学素质基准”,其中夹杂不少常识性错误,或直接宣扬中医五行理论,一时舆论哗然。本文作者认为,当下的舆论批评,都聚焦于这些错误,却没有指出,科学和政府意识形态之间的暧昧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是今天中国政治统治的基础之一。

自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以“科学”为中介建立的对真理的垄断权,一直是论证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图为北京一所实验室。摄:Guang Niu/GETTY
自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以“科学”为中介建立的对真理的垄断权,一直是论证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图为北京一所实验室。

4月18日,科技部、中宣部印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26条132点,作为每个中国公民应当掌握的基本“科学知识”,并宣称将根据《基准》出题,以选择题和判断题的方式测评公民的“科学素质”。

大陆各媒体受命宣传这篇奇文时,均是全文照发,未附任何评论。但看新闻标题,显然对《基准》颇有微词——例如澎湃新闻下标《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印发要求知道格物致知等思想》,或北京晨报、环球网下标《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公布:得懂得阴阳五行》,均把《基准》中看起来最有争议的第9点“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并具有现实意义”挑出来,置于突出位置。

23日,8位科学家联名发表《对〈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中一些问题的意见》,除指出《基准》条文多处不符合目前科学认识之外,又批评《基准》第9点所推崇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其实并不是“唯物论的思想”,反而“有著明显的迷信色彩”,“不应该把这些内容作为科学”。在环球网、澎湃网和网易新闻报导下的网民评论则吵成一团,争辩阴阳五行、格物致知或中医药的科学地位。

“部颁真理”与臣民的习以为常

然而这一事件中,真正值得质疑和分析的地方,在这些舆论中几乎没被点出,反而被提出批评意见的科学家和网民,当作无需置疑的前提:作为国家权力的科技部,和作为共产党部门的中宣部,究竟同科学真理之间是什么关系?

问题不在于这份《基准》是否符合科学真理,而在于这真理,是以何种方式,被谁说出的。

围绕此问题没有发生任何斗争,这恰恰是党国在日常教育和舆论中,业已取得的意识形态斗争胜利——媒体和网民看到,政府部门和党部门自信满满地联合降示了这份“部颁真理”,却无人指出这一行为本身的荒谬可笑。等到八位科学家以谦卑的语气上书真理部(中宣部)请求修改《基准》时,此事件的意识形态成果,只不过再次得到加强——科学家只能建议修改真理,而真理部有权采纳或不采纳他们的意见。这不是在明白地告诉一切看客:政府在科学问题上的裁决权,远高于科学家之上吗?

科学研究无时不刻处于分歧和辩论中,一般而言,只有在生产、医疗等实践中由于应用知识的急迫需求,才会暂时由政府机构或科学团体,制定出一套权威的知识基准。然而在中国情境下,政府不但是要管理实用的知识基准,也要将整套“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基准》发布与民众的回应构成的这一轮会话中,“意识形态”概念的处处不在场,恰恰提示了意识形态的处处在场。说科学是意识形态,并不否认科学的真实准确性;正如齐泽克所说,一种观点完全可能“就其客观内容而言相当准确(“真实”),但却是彻底的意识形态。”相信一种神圣、强大且去政治化的“客观科学”的存在,以及相信这种科学技术与“天-国家”之间的隐秘联系,才是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目标与真正成果。这在此次事件中展露无遗。

高于科学的“说真理者”

看似枯燥无味的《基准》,在字里行间却充满玄机。这种叙写方式,其实在召唤一位大写的“说真理者”,高居科学之上。

这份《基准》中,总共有132条“真理”。参照教师叙写学习目标的方法,其大部份条目都采取“行为动词+学习内容”的句式。具体又可以分成四类:“知道”型、“识别”型”、“要求关注”和“尊重价值观”。其中“知道”型和“识别”型两类句式最为重要。

“知道”型句式,以“知道”“了解”“掌握”为行为动词,后接一个完整表述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公民必须认同,并且记住的“知识”本身。《基准》绝大部份条目属于这一类型,如“知道世界是物质的,是能够被认知的,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的”。

此种叙写方法,在我所认知的教育法中,是叙写学习目标的大忌,教师不应在叙写目标时,将要求学生掌握的那个命题直接写出——更何况,当代教育更鼓励学生从情境或问题中得出自己的思考,这就更不可能预先料到学生会得到的结论,并写在学习目标中。此种“教学设计”,在我看来乃是“反教育学”的,但它在意识形态上,可能是颇为成功高明的。

“识别”型句式,以“能识别”“能说出”“掌握”等行为动词开头,后接对学习内容的简要概括,如“能说出一些重要的酸、堿和盐的性质”。这种模式并不把相关酸堿盐的性质直接写出,因此关于哪些酸碱盐是“重要的”,它们的性质为何,决定权就下放到出题人甚至普通教师手里。

尽管上述两种叙写方式看似近似,但在《基准》中,作用迥然不同。在《基准》中,除了各学科的纯科学知识外,还夹杂了不少“唯物论”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和价值观命题,这里暂且称为“非科学条目”,例如“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科学和技术具有重要作用”。

“识别”型叙写只用于纯科学条目,而“知道”型的句型,除了用于大量纯科学条目之外,还用于大部分的非科学条目。《基准》并不要求人们“重视”或“关注”传统文化,而是要求记忆“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这个命题。

对“知道”的要求,也是所有叙写方式里,最专制的一种。它可以实实在在地将大量非科学命题,以选择题和判断题的方式,强求学习者记忆。更重要的是,这种叙写方式同样也应用于纯科学命题,因而非科学命题便能由此获得一种“客观科学”的外表。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知道”这个动词,预设了人与真理之间,何种认识关系呢?这种叙写方式假设:真理在被人们“知道”“了解”“掌握”之前已经存在了,真理不是在“知道”过程中生成的,而是“本来就有”且“已经在那了。而科学家通过“研究”、普通人通过“学习”,去“知道”它。

“知道世界是物质的,是能够被认知的”不仅灌输了其字面意义的命题,更预设了一个“说真理者”的形象──在这里,科学可以完完全全地反映真理,而不会有任何扭曲和偏差,更不需要有失误和调整。虽然《基准》文本也承认,科学技术还在不断发展,但那个从头到尾未被提及的“说真理者”已经预先知道,世界是能够被认知的──哪怕那些还未被认知的部份,也是能够被认知的。

于是,说真理者的位格就远超一般的科学家之上。因为,科学家只能够认知他自己已经认知的,而说真理者,竟能就那尚未被认知的部分也形成认知,并颁布真理。这就将问题引向下一个层面:那个说真理者,究竟是谁?

谁有权“说真理”?

从官方文件中看,这份《基准》是由国务院办公厅指定科技部、财政部和党的中宣部来牵头,加上20多个部门参加制定,制定过程是先组织专家研究,再试点测评,并“广泛征求部门、地方和社会各界意见,在形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的。而一份较早的文件,透露了该《基准》是“科技部组织力量研究起草”初稿,经过“各领域专家”三轮讨论论证,再由“国内各行业领域权威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审读修订后,最后在去年10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国内各行业领域权威专家”如何犯下“力是自然界万物运动的原因”这样的低级错误?这并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这里的真理,必须要经过最高权力确认。

传统中国的黄历也是国内天文领域权威专家制定的,但国内天文权威制定的,却不一定就是“黄历”,颁布历法的权力为皇权所垄断,同时也作为天子与“自然界万物运动的原因”——“天”之间神秘交通的证明,作为皇权统治合法性的依据。私颁或私自印历是朝廷查禁的大罪,这与所印之历是否权威专家制定,并无关系。

有趣的是,在古代,因战乱而无法与中央政府联系的地区,就出现了民间的私历,而各历所记晦朔和节侯却各有不同。这显然意味著“权威专家”们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充满了争议,只有政府,才能在这个学术共同体内部纷杂的争吵中,快刀斩乱麻地“钦定”一套真理,供共同体以外的普通人民使用。

今天的科学何尝不是如此?现实的科学工作是动态的、复数和操作性的,不同的知识使用者和研究者出于其意图,在综述了充满了争议的科学文献之后,要自行选择其中一部分科学知识,作为进一步研究或技术开发的基础。尽管在这个选择过程中,资本的逻辑起著重要作用,但凭借资本自身的能力,要强求得一致意见,仍有很大的困难——近年国内关于转基因食品和中医药的争议,尽管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参与其中,也始终未能尘埃落定。

但是,就“中医药与西医相比是否各有优势”(《基准》第87点)这种通过大量实证研究也未必能回答的争议性问题,国家权力竟无需展示任何论据,仍可以立即作出裁示。

而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对《基准》提出的批评意见,仅仅在于其裁示得不好,却几乎不质疑该裁示行为本身。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上面那个公式的新形式:科学家只能确信他自己已经确信的,而说真理者,则可以裁定什么是所有人都必须确信的。更重要的是,《基准》不仅反映国家有做出此种裁示的自信,更反映国家有做出此种裁示的欲望。

本来不需要统一“真理”的地方迫不及待地给出裁决,这背后的欲望究竟是什么?

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自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以“科学”为中介建立的对真理的垄断权,一直是论证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科普读物中,充斥著这样的故事:科学家在旧中国欲做好研究,却因政治不稳定而不得施展身手,在新中国成立后,便急切返国从事科研。这些故事试图论述,新中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改革开放后,随著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意识的淡化,只剩下爱国主义、物质生产力和科学真理,可以充当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直到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被挖出来翻新,作为辅助意识形态,但其权威性依然可疑,以至于《基准》中迫不及待地要让“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和“中医药”一体均沾“科学”已经拥有的权威,通过裁定它们或多或少“是科学”,来论证它们的价值。

即使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这样的场合,党的领导人也强调:“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如果“科学”在中国并未起到宗教的(意识形态)作用,那么又何须忧心忡忡地在青少年中,与宗教去争夺市场份额呢?

中国意识形态中“科学”的神性及其内在矛盾,在“力是自然界万物运动的原因”这句低级错误中,充分展现出来。诚然,这句话也许只是一个口误(a slip of the tongue,说漏了嘴),但从这口误里,我们可以窥视“说真理者”潜意识里什么样的欲望呢?这句话更值得分析的,并不是被网友反复鞭挞的“运动的原因”这一部分,反而是“自然界万物”这一用词。

八位科学家的意见,帮真理部把这句话改成了“力的作用是改变物体运动的状态”,表面上,是纠正了错误的科学命题,但是同时,也悄悄把“自然界万物”换回了更严谨的说法──“物体”。

确实,“自然界万物”的提法,很少在严谨的科学文献里看到,它是一个文学的,甚至可以说是神学的词汇。在这里,“万”比“物”更有意思,我们何曾见到牛顿第一定律被表述为“自然界万物…”呢?

“自然界万物”在中共的唯物论语境里,有非常特别和微妙的用意,这里无法展开详谈。然而,自牛顿开始的现代物理学典范,拒绝回答“运动的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使得“自然界万物”的“基本规律”仍然成谜。说真理者发现,“自然界万物”的运动竟没有原因。而如果在这个如此“简单”的问题上表现出无能,将是对科学神性的严重损害,这一无能带来的焦虑,导致为说真理者代言的执笔人,在《基准》中愚蠢地试图解释“万物”运动的原因。

“科学”与国家权力的双赢

在屠呦呦获奖之前,长期存在著围绕“中国科学家无法获得诺贝尔奖”的大量讨论,各界人士痛心疾首地谈及“我国的科学技术”之种种弊病,并呼吁国家采取措施。“科学技术来自国家、属于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国家的慷慨投资和政治局面稳定“不折腾”,被视为好好发展科技与生产力的充分必要条件。

反过来,受到国家恩庇的科学,则将其自身权威回向给国家。正如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所表明的,“科学”的决策可以变成对不民主、不透明的决策机制的辩护。而近年来三峡、核电、PX、雾霾、食品安全和化工污染等引起的一系列抗议、游行与其他群体性事件,更提醒当权者:对“科学”真理的隐蔽掌控,能发挥巨大的维稳能量。

《基准》第34点理性地教导人们:“知道信息可能受发布者的背景和意图影响,具有初步辨识信息真伪的能力,不轻信未经核实的信息”。柏拉图《美诺》(Meno)篇中的那个提问可以直接用于这里:如果主体已经知道了真理,他就不需要再接受信息;如果主体尚不知道真理,他又如何自己去“辨识信息真伪”呢?

答案就在于,只有“经核实”的信息才是真理。这里,“说真理者”再度熟练地运用了将自己隐藏起来的语法:被谁确认过的信息才叫“经核实”的信息呢?顺理成章地,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核电站事故、核废料的放射性等危害是可控的”(第30点),他不仅是个反核主义者,更是一个缺乏“基本科学素质”的不合格的公民;(第23点)而相对应,“对于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决策能进行客观公正地分析,并理性表达意见”的,才是好公民。

“说真理者”的阴影下,更需科学史教育

尽管科技部在其文件中指出,《基准》的制定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其整体水平完全没有超出一个世纪前,苏俄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 S. Vygotsky)在《教育心理学》中所批判的旧式教育:“知识的掌握像一盘现成的菜,没有人知道它的做法和吃法,同时,又遗忘了知识的本质和科学的本质,因为知识不是一种现成的资本,或一道做好的菜,知识永远是一种活动,是人类为驾驭自然而进行的斗争。”

如果我们想要普及烹饪技艺,让人人都成为大厨,那么要求人们记住各种菜色的名字和图片,会比起播放烹饪过程的视频,更能提高全民的烹饪水准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份《基准》毫无下限地塞进了“阴阳五行、格物致知、唯物辩证法”等各种非科学内容,却唯独对科学史教育一字不提呢?

今天的“科学知识”只是静态的成品,科学史才是科学形成过程的写照。可惜的是,真正的(而非强调历史永恒进步的“辉格史观”的)科学史教育固然有利于培养科学研究者,但也会起到消解“科学”之意识形态性的作用。

换作任何人都很难想象,赖以生存的,不容置疑的永恒之物,居然并非“本来就有”,而竟是在历史上,在人们在欲望与斗争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一旦人们从科学史中看出,今天的科学不是预定历史行程的必然结果,而只是许多可能历史中,恰好成功了的那一种,就会“间离”我们对科学统一性不言自明的信仰。这正是齐泽克所说的对意识形态的“后现代”批评。

当然,说真理者,绝不会真正想让科学的神秘光环消解,成为普通民众的思想武器。它的潜意识,会把济慈《希腊古瓮颂》中关于“美即是真”的最后两句,改写成:

“‘权力即是真,真即是权力’,这就包括
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

(齐哲群,中学教师,科学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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