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永政:戰國中的泛民,協調不如自強

如果綑綁在同一陣營中已無實利,那最合理的做法,就是鬆綁,讓各黨重新獨行其志,以重新爭取認同自己的支持者。
泛民再墨守成規,將無法應對本土派的挑戰,因此與其坐以待弊,不如重新採取主動去開拓新局面。

2月香港立法會補選,在建制派與本土派雙重壓力下,泛民勉強守住議席。然而面對本土派興起,泛民前路問題仍然非常不確定。近有九月選舉失利之危,遠有全面萎縮崩盤之憂;假使泛民實力進一步下挫,甚至崩盤,則對民主派(或現時流行說的「非建制派」),以至整個香港的前境都甚為不利。

因為,當泛民代表的中間力量持續萎縮,香港政治必然更趨向激進,而泛民失去的支持,並不一定能被激進派吸收,反而可能讓本來仍願意參與政治的溫和市民意興闌珊地離場,最後使制衡權貴的力量總體上衰退。換言之,當前的課題,是要在本土派急速興起的背境下,避免出現泛民持續萎縮的局面。

若單從制度條件看,一場補選就讓泛民陷入如此困境,其實頗足驚訝。比例代表制下,民主派在2003年七一遊行後,進入多黨制的「泛民」時期。本來在多黨制下,政治力量的分佈與運作,應該頗有彈性,足以應對不同局面。因為各黨按照信念招兵買馬、聚眾自強,市民便能投票選自己相信的政黨。只要社群組成及價值觀不出現大變,各自的基本盤應該不會輕易流失,就算被新興政治力量挑戰,亦斷不會輕易陷入困局。

半吊子的多黨制

2月補選,本土派卻在極少時間準備下,單靠一己之力就奪走泛民四分之一選票。這結果與其諉過於環境大勢,毋寧說是泛民各黨已去到羸弱不堪的地步。這當然其來有自,追溯源頭,筆者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在於泛民因為「陣營思維」,而造成一種半吊子的多黨制局面。

泛民政團數目雖多,但他們無論在形象、行為,甚至自我認知方面,都經常以一個「陣營」自居;有意無意間,他們長期置身一種與建制派二元對立的格局之下。這種思維不會讓各黨的利益變得一致,但為了遷就「大局」,以保持協調,各黨不論在言論、立場,抑或行動上,都有自我設限的趨向。各級選舉上,協調名單,避免撞區;政治表述上,開會討論,口徑齊一;議會運作上,步調協同,即使不支持,亦不便批評。

泛民雖有多個政黨,但作為一個「陣營」,在協同步調方面可謂相當成功。最明確的例證,莫過於連激進派系如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都得參與其中,無法完全我行我素。而多次合作,如否決政改時多次聯署、版權條例合作拉布,以至共舉一人參與補選等,都確認各黨一般能守信用,並按共議決定行事。

這種「陣營思維」在香港的政治局面下,其實本無可厚非。因為對手除了建制派外,還有背後的中共政權。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泛民中人普遍有一種「合作尚且力量不足,分裂內鬥必然慘敗」的憂患意識。2010年,民主黨對2012年政改方案投下贊成票後,公民黨雖然非常不滿,但梁家傑在議會發言時,仍說「泛民政黨之間只有團結的需要,沒有分裂的條件」,於此可見一班。

但這種合作,在實際政治操上,到底意義何在呢?合不合作,立法會建制派仍佔半數,行政長官之位亦牢牢在建制勢力之手,即使合作,亦看似無多大作用。然而,泛民雖缺乏實權,但仍有一點可以與建制派對抗:挾其立法會選舉中長期取得近六成選民支持的民意授權,透過統一步調,就可以營造出「政府及建制派與民為敵」的局面。於是泛民挾其民意之重,就可以在可談判的課題上談判,無法談判的,就盡量向政府施壓。這種做法在梁振英上台前並非全無效果,而且在社會未至嚴重撕裂時,亦為合理舉措。

然而,這種「陣營思維」在多黨制的政治現實下,有其沉重代價。

「陣營思維」的沉重代價

首先,為了保持協調,各黨難以畫出明確的政治願景與政治立場。泛民雖為「陣營」,但始終不是一個政黨,各黨的利益、理念、關注都有分歧,所以不可能提出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願景;但另一方面,因為要顧及協同行動,各黨自己提出的願景,實在難以偏離陣營共識太遠,否則行動上將會與自己提出的理念越行越遠,顯得矛盾偽善。

如此互相拉扯,後果是陣營雖然能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但各黨卻被最低限度的共識縛手縛腳,難以立場鮮明地獨樹一幟。例如民主黨堅持獨行其志地對「2012政改方案」投下贊成票,至今仍不時被泛民翻舊帳。當「妥協路線」得不到「陣營」認同,道義上就很容易被打成叛逆。但是,有關香港的前景問題上,很難想像保守、中間、激進三條路線能認同對方的主張;而在要求行動一致的前提下,各黨即使有豐富政治想像,恐怕亦難以發揮。

第二,泛民的陣營思維相信已令他們流失不少支持及選票。每次選舉,泛民都協調好以建制泛民二元的格局出選。然而,這卻讓各黨的立場及風格有欠鮮明。一方面泛民不停要求選民以「大局為重」,而「大局」即是保住陣營的實力,繼而要求選民即使違心都要「含淚投票」,這種做法的後遺症在2月補選中已表露無遺。

而另一方面,亦會有選民因為無心儀侯選人而索性不投票,例如民主黨本是以溫和支持者為主,但在陣營格局下,民主黨就算不太同意拉布、衝擊等做法,卻又不敢大聲批評,結果立場含糊,溫和選票恐怕損失不少。

最後,這種陣營思維亦容易造成依賴協調、不思進取的心態。透過選舉協調,各黨都可以減輕自己被挑戰的壓力,而以大局為重的思維下,選民就算不完全同意某一泛民政黨,亦時有「含淚投票」以讓該黨繼續保有議席的情況。於是對泛民政黨而言,與其強化自身選民的支持,還不如強化在協調中的地位來得有利。這樣的政黨很容易缺乏動力,因而與選民脫節。

當然,衡量利害,是政治的基本。雖然代價不菲,但若泛民能維持近六成選票的板塊,則保持這種陣營可能仍是值得的。但是,本土派的興起基本上已完全打破這格局。當本土派有能力自泛民票倉奪取四分一選票時,在比例代表制下,泛民不會因此覆滅,但肯定會失去作為議會政治中「民意總代言人」的資格。以往維持陣營,挾民意自重以力爭的實利,至此蕩然無存。

放棄統一,提出願景

一方面,泛民無可能將本土派收納入陣營之內,因為本土派的最大政治能量之一,就是選民對泛民的不滿。進入泛民,對本土派組織來說形同自殺。而另一方面,泛民亦不可能以一個陣營的姿態向本土派支持者靠攏,以爭回這些選票,因為這必定會令泛民進一步流失保守票及溫和票,得不償失。換言之,自補選後,泛民若繼續依循陣營思維行動,將會不見其利,只見其弊。因此,泛民革新,實在不能再拖。

那該如何改革呢?筆者認為,香港政局既然已進入了群雄並起的戰國時代,泛民就應放下執迷,以戰國思維應對。如果綑綁在同一陣營中已無實利,那最合理的做法,就是鬆綁,讓各黨重新獨行其志,舉起立場鮮明的旗幟,以重新爭取認同自己的支持者。如是者,各黨的言論不必忌諱得罪他黨;行動不必依靠他黨協調;各黨只需按照自己的判斷,為香港訂出明確的路線圖。激進派將會繼續攻擊溫和派,而溫和派亦無必要事事遷就不還手;一黨可以主張勇武抗爭無底線,另一黨亦不妨毫無顧忌地抨擊暴力,因為大家各自背後的支持者,都應得到政黨為其發聲。

當然,這不等於各黨不能合作,也不是無端生事。重點是要放棄以統一步調為行動的前提,以讓各黨發揮自身長處,以提出願景為第一要務,並以互相競爭為自強之道。

如果順利,泛民各黨將能強化自身的支持,讓各種不同抗爭力量更深地扎根於社會,甚至有可能爭回之前因為覺得泛民政黨「太激進」或「太溫和」而灰心、含淚離場的民主派支持者,繼而讓抗爭力量總體地強化。這樣做當然有相當風險,但局勢已變,泛民再墨守成規,將無法應對本土派的挑戰。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重新採取主動去開拓新局面。

2月補選中,公民黨楊岳橋的表現,可謂讓人眼前一亮。本來沉悶的補選,因為「本土民主前線」的挑戰而變得生機勃勃,質素遠勝之前數屆選舉。挑戰引起競爭,競爭讓人成長。面對本土派的挑戰,我相信泛民中的有志之士,必定能以此作為成長契機,在今後越戰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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