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琦承認非香港出生，並指擁抱香港價值的人也可以成為香港人。日前蔡玉萍教授在《端傳媒》摘文，指梁天琦的「擁抱文化論」與本土派的反移民立場相違。在討論本土派反移民是否不公義時，筆者認為不可忽略香港移民的能動性（agency）和香港文化的流動性。若只放大本土派和移民的敵我矛盾，或會削弱對準政權的團結。
移民也可以是本土派
香港移民被歧視或者是事實，但只強調他們的弱勢身份亦有莫大弊處。學者在文章指出，在反移民的情緒中，香港移民人士若不能在短時間融入本地文化，便會認為社會不接納他們。亂扣移民「蝗蟲」等帽子當然是不公義的，但若將香港移民放在弱勢位置，認為他們是需要受保護的一群，這樣的論述無疑假設了移民是沒有能動性（agency）的個體。難道移民就不能夠是本土派嗎？
例如人民力量陳志全議員曾在Facebook提到：
在北區遇到一位居港未夠七年，沒有投票權的嬸嬸。義工問：「如果你是選民，會投幾號？」嬸嬸想也不想便答：「7號。」「為何不投3號？」義工好奇追問。「如果投3號，我為何千辛萬苦申請來香港？」
新界東補選中，3號候選人為建制派的周浩鼎，7號為泛民的楊岳橋。由此可見，移民未必一定支持建制派，有些人移居香港正是因為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例如擁抱民主自由。本土派能以對抗政權的鮮明立場出現，多少反映香港社會自由民主的胸襟。
在本土派的論述，他們正是要捍衞香港核心價值。因此我們可以更大膽假設，某些移民絕對有機會認同本土派。這些移民也可能覺得自由行太多，令作為（新）香港人的他們感到反感。本土派或許會稱新移民「蝗蟲」，但無論如何，本土派矛頭指向的始終是政府、政權。而移民對他們的理解亦不無彈性；移民也有權利認為政府應該限制自由行、支持本土優先，或者認同要採取激進手段對抗政權。所以，移民既不是本土派所想像的敵人，也不是被本土論述欺負的弱勢，他們也有能動性的。
香港文化的流動性
若只談論移民融入本地文化的困難，而忽略文化本身的流動性，這種論述亦不斷鞏固我者／他者文化的分野。這樣的理解下，廣東話和其他香港文化，似乎被視作一種和移民分割開來的文化。但如蔡玉萍教授在文中舉出，早期香港有各種方言和語言，廣東話是後來「壓倒」它們的。在這場「競賽」中，廣東話和這些方言真的如此對立嗎？還是廣東話的發展過程，亦摻雜了其他移民語言的文化？在這場文化爭論，移民究竟有沒有創造、參與協商「香港價值」的份兒呢，他們需要被特別接納嗎？
引用蔡文所提，香港的原住民是旦家、客家人，即廣東話也是後來才「移民」過來的，所以移民本身絕對有一定影響文化的能力。因此，香港文化是一種不斷被建構的概念，絕非一成不變。即使文化，例如廣東話，處於霸權（hegemony），亦需要不斷赢得受壓迫團體的共識，這過程小眾文化亦會滲透到主流文化。（註一）倘若移民也有相當的權力影響本土文化，文化已經如蔡文所言的「跨國界活動」（transnationalism），我們還需要看待他們為弱勢嗎？無可否認，本土派過往的論述有反移民傾向，但若忽視這些移民的能動性，是否同樣削弱他們融入本土文化的能力？
削弱跨文化的基層團結
若我們將移民視為被本土派欺負的弱勢，恐怕反而加深本土、非本土的敵我矛盾，削弱對準政權的團結。美國政治哲學家Nancy Fraser認為，在1989年後的後共產世代，政治爭論似乎被身份政治的討論主導。但 Fraser認為正義需要處理的除了是這種文化認同層面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資源重新分配（politics of redistribution）亦同樣重要。（註二）所以在爭辯移民和本土的身份政治時，或者不能夠忽視它的經濟面向。
如蔡玉萍教授在2014年的調查，平均移民家庭月入比本地家庭的低，可見不少移民家庭亦都是基層市民。本土派當初種種光復行動亦是為基層市民發聲，他們針對如自由行政策令香港經濟傾斜零售和旅遊等行業，基層市民無法受惠之餘，大量旅客、水貨客擠塞北區亦影響民生。而基層移民亦當然能夠切實感受到這種壓迫。本土派和移民理應可以有跨文化的團結，共同對準壓迫市民的政權。
其實，梁天琦的身份反而是一次重要契機，它本身衝擊了「本土」本質論的定義，非港生也可以是港人，大大擴闊了對「本土」的想像，並逼使本土派回應移民的複雜性。「本土」的界線將因此事而不斷被衝擊、協商。在同情移民被歧視時，筆者認為值得注意，文化本身就是不斷被挑戰的。
（魏子林，英國劍橋大學跨學科性別研究碩士生）
註一：請參考Antonio Gramsci 及相關學者的文化霸權概念。
註二：Nancy Fraser,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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