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魏子林：移民可以本土、文化必然流动

梁天琦承认非香港出生，并指拥抱香港价值的人也可以成为香港人。日前蔡玉萍教授在《端传媒》摘文，指梁天琦的“拥抱文化论”与本土派的反移民立场相违。在讨论本土派反移民是否不公义时，笔者认为不可忽略香港移民的能动性（agency）和香港文化的流动性。若只放大本土派和移民的敌我矛盾，或会削弱对准政权的团结。

移民也可以是本土派

香港移民被歧视或者是事实，但只强调他们的弱势身份亦有莫大弊处。学者在文章指出，在反移民的情绪中，香港移民人士若不能在短时间融入本地文化，便会认为社会不接纳他们。乱扣移民“蝗虫”等帽子当然是不公义的，但若将香港移民放在弱势位置，认为他们是需要受保护的一群，这样的论述无疑假设了移民是没有能动性（agency）的个体。难道移民就不能够是本土派吗？

例如人民力量陈志全议员曾在Facebook提到：

在北区遇到一位居港未够七年，没有投票权的婶婶。义工问：“如果你是选民，会投几号？”婶婶想也不想便答：“7号。”“为何不投3号？”义工好奇追问。“如果投3号，我为何千辛万苦申请来香港？”

新界东补选中，3号候选人为建制派的周浩鼎，7号为泛民的杨岳桥。由此可见，移民未必一定支持建制派，有些人移居香港正是因为认同香港的核心价值，例如拥抱民主自由。本土派能以对抗政权的鲜明立场出现，多少反映香港社会自由民主的胸襟。

在本土派的论述，他们正是要捍卫香港核心价值。因此我们可以更大胆假设，某些移民绝对有机会认同本土派。这些移民也可能觉得自由行太多，令作为（新）香港人的他们感到反感。本土派或许会称新移民“蝗虫”，但无论如何，本土派矛头指向的始终是政府、政权。而移民对他们的理解亦不无弹性；移民也有权利认为政府应该限制自由行、支持本土优先，或者认同要采取激进手段对抗政权。所以，移民既不是本土派所想像的敌人，也不是被本土论述欺负的弱势，他们也有能动性的。

香港文化的流动性

若只谈论移民融入本地文化的困难，而忽略文化本身的流动性，这种论述亦不断巩固我者／他者文化的分野。这样的理解下，广东话和其他香港文化，似乎被视作一种和移民分割开来的文化。但如蔡玉萍教授在文中举出，早期香港有各种方言和语言，广东话是后来“压倒”它们的。在这场“竞赛”中，广东话和这些方言真的如此对立吗？还是广东话的发展过程，亦掺杂了其他移民语言的文化？在这场文化争论，移民究竟有没有创造、参与协商“香港价值”的份儿呢，他们需要被特别接纳吗？

引用蔡文所提，香港的原住民是旦家、客家人，即广东话也是后来才“移民”过来的，所以移民本身绝对有一定影响文化的能力。因此，香港文化是一种不断被建构的概念，绝非一成不变。即使文化，例如广东话，处于霸权（hegemony），亦需要不断赢得受压迫团体的共识，这过程小众文化亦会渗透到主流文化。（注一）倘若移民也有相当的权力影响本土文化，文化已经如蔡文所言的“跨国界活动”（transnationalism），我们还需要看待他们为弱势吗？无可否认，本土派过往的论述有反移民倾向，但若忽视这些移民的能动性，是否同样削弱他们融入本土文化的能力？

削弱跨文化的基层团结

若我们将移民视为被本土派欺负的弱势，恐怕反而加深本土、非本土的敌我矛盾，削弱对准政权的团结。美国政治哲学家Nancy Fraser认为，在1989年后的后共产世代，政治争论似乎被身份政治的讨论主导。但 Fraser认为正义需要处理的除了是这种文化认同层面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资源重新分配（politics of redistribution）亦同样重要。（注二）所以在争辩移民和本土的身份政治时，或者不能够忽视它的经济面向。

如蔡玉萍教授在2014年的调查，平均移民家庭月入比本地家庭的低，可见不少移民家庭亦都是基层市民。本土派当初种种光复行动亦是为基层市民发声，他们针对如自由行政策令香港经济倾斜零售和旅游等行业，基层市民无法受惠之余，大量旅客、水货客挤塞北区亦影响民生。而基层移民亦当然能够切实感受到这种压迫。本土派和移民理应可以有跨文化的团结，共同对准压迫市民的政权。

其实，梁天琦的身份反而是一次重要契机，它本身冲击了“本土”本质论的定义，非港生也可以是港人，大大扩阔了对“本土”的想像，并逼使本土派回应移民的复杂性。“本土”的界线将因此事而不断被冲击、协商。在同情移民被歧视时，笔者认为值得注意，文化本身就是不断被挑战的。

（魏子林，英国剑桥大学跨学科性别研究硕士生）

注一：请参考Antonio Gramsci 及相关学者的文化霸权概念。

注二：Nancy Fraser,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