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趙楚：超越統獨，從大歷史視野看習馬會

2015年11月3日，台北總統府網站釋出驚人消息：兩岸領導人將於同月7日在新加坡實現會晤，俗稱習馬會。當天，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對此表態含糊，很顯然，大陸按既定規格和程序，有意在第二天，即4日，才由國台辦領導人正式證實，並發表定調談話。

從公布消息到實現會晤僅為短短几天，可見兩岸關於此次歷史性會晤的私下溝通保密程度極高，而如此迅速的公布也是精心選擇，既可以事先予兩岸和國際社會以心理準備，最大程度收穫會晤正面效應，同時，又減少兩岸內部反應時間，消解內部必然會有的反對和反彈意見。

習馬會構成兩岸關係歷史性突破

在此框架性基礎上，未來兩岸官方和政治的對話機制可望加強，並在環境合適時更展開深入，這都是可以指望的未來兩岸關係前景。

很有意思的是，除兩岸內部一部分人，全球主要媒體大部分都不假思索地把習馬會稱為「歷史性」（historical）的。所謂歷史性，不過是指兩岸政治隔絕超一甲子，目前在法理上尚互不承認，而本次會晤雙方商定以平等和對等的「兩岸領導人」身份和名義見面，互稱先生，這無疑史無前例，體現大陸方面相當巨大的政策與理念變化。人所共知，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老三段論表述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1993年汪辜會談後，因應兩岸新的現實情勢，江澤民時代由汪道涵提出新三段論論述，其基本表述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海峽兩岸統屬一個中國，中國的完全統一尚未實現。這一論述在大陸並未完全確立，因為其中暗含過去大陸一直反對的一國兩府論述。故過去關於兩岸政治接觸和談判，大陸倡言平等，而台北則強調對等，因此難以實現。

本次會晤雙方商定使用「兩岸領導人」的名義，這表示大陸在最高決策的層面開始正視和接受台灣作為分治政治實體的現實，新三段論成為正式政策也結束了長期遷延，與現實嚴重脱節的基於國共內戰歷史敍事的政策話語，同時頗有展現歷史上所謂以大事小的姿態，這自然是政策理念方面極大的變化。在台灣方面，這則可以視作歷史性收穫，因為這樣的定位無疑更有利於台方對等政治實體的自我定位。這給未來兩岸領導人會晤及其他官方關係開闢了一條寬闊的道路。這不能不説對兩岸關係具有歷史性意義。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兩岸關係受限最大的現實障礙即是在日漸豐富寬廣的文化、商務和人員往來現實面前，由於缺少政治和官方對話管道與平台，此岸政策總在國共內戰的歷史敍事下空轉，與兩岸現實脱節太大。冷戰結束垂20餘年，兩岸關係在很大程度上還在東亞冷戰的政治結構之中。隨着兩岸政經力量此消彼長的變化，以及西太平洋和全球格局中中國大陸份額的急速擴大，兩岸均需要調整基本政策思維，通過適應新的現實以謀求未來關係的新政治基礎，這是自然直理，也是外界矚目兩岸關係的人士所歷來冀望，遷延至今，本主要是由於大陸方面的決策環境複雜，政策調整緩慢的特點所致。

可以合理前瞻，實現了兩岸現任領導人的歷史性會晤之後，且不説領導人會晤有可能成為有先例可循的政治對話機制，在此框架性基礎上，未來兩岸官方和政治的對話機制可望加強，並在環境合適時更展開深入，這都是可以指望的未來兩岸關係前景。更主要的是，隨着超越歷史和立足現實的兩岸對話展開，兩岸經貿，文化，社會與文化的交往會空前拓展，這方面的發展日積月累，自然會給兩岸關係的未來出路提供真正意義上面向未來的全新視野。這些，也許都不是今日涉及習馬會者所計劃，但從大歷史的視野看，比如1972年尼克松的來訪，及中美、中日的和解，其歷史性正面後果均大大超出當時大陸執政者的設計。

大歷史自有其強大邏輯貫徹力。因此，無論從現實兩岸關係的雙方政策互動視角看，還是從兩岸人民關係的中遠程大歷史視野看，本次會晤包含歷史性意義，這都是可以初步斷言的。

習馬會體現兩岸環境與認知變化

大陸對台政策中將來更多將以穩定和鞏固優勢下的經濟等和平目標為目的，而台灣則以確保海峽和平前提下擴張經濟利益為旨歸，這將成為兩岸互相政策的新常態。

在整整兩個月前的9月3號，北京破天荒舉行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閲兵，閲兵過程中舉世矚目地展示空前強大新式武力，而特別引起兩岸人士注意的是，在中國抗戰歷史功勛榮譽部隊展示方面，不僅絲毫不見歷史上國民革命軍旗幟與徽標，整個展示過程十分精心設計了全新的英模團隊旗幟，凸顯這些部隊今日現代化的軍容軍姿，聯繫幾年以來在抗戰史學方面所謂「反歷史虛無主義」，也即壓制對抗戰史國府與蔣介石領導的歷史敍事的政策，這都微妙體現大陸方面明確的現代史認知，那就是，中共領導的中國大陸為現代中國唯一代表者，這一代表權是由今日中國總體國力背書的強勢立場。這一似乎不顧及台北歷史榮譽的立場也表明大陸方面對今日兩岸環境和實力對比的新認知。

自上世紀中期爆發海峽危機，兩岸關係跌宕超過十年，而這些年當中，正是中國大陸總體國力空前成長的時期。這一國力成長及其向軍事國防武力的轉化，帶來兩大直接的地緣戰略後果。其一是，中國大陸軍事上日益躍躍欲試，成為西太平洋與美國海空力量直接接觸的對象，東海防空識別區和南海人工島的摩擦和博弈可謂典型證據，這構成典型的歷史上常見的新興強國崛起態勢，對西太乃至全球秩序構成潛在挑戰；其二是，因為這種國際權力消漲的變化，在海峽兩岸關係上則表現為無論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日漸失去力量平衡，天平向大陸一端出現了決定性的傾斜；而與此同時，島內的政治生態因政治轉型完成而丕變，這些國際間與兩岸變數綜合起來，徹底改變了大陸的對台決策環境。

有人因為如此，中國大陸過去圍繞主權話語所展開的台海政策在內的各項政策，已不可能不優先推演在中美戰略與軍事關係上的得失，中美戰略關係雖未至於像美蘇冷戰般的楚河漢界，針鋒相對，但美國對中國在西太乃至全球動作的警惕與疑慮與日俱增。就大陸角度而言，隨着福建沿海等沿海地區執行與內地經濟建設政策與內地的平齊化，以及向外部的徹底開放，意味着不再將海峽戰爭作為近中期決策考量，而對於台灣來説，隨着兩岸力量失衡，島內實現政黨輪替和政體變革，對陸決策已徹底告別過去兩蔣時代的情境，對台灣來説，不論哪個黨上台，對陸政策的決策核心目標都在於確保海峽和平，並在經濟上不至錯過大陸發展的機會。

島內對陸決策的新複雜困難在「太陽花運動」及其結果中已有充分體現，這不僅超越歷史上的國共框架，甚至在社會信息化的時代環境下，即使島內兩黨決策框架也難以徹底駕馭，因而必須對這種來自社會直接行動的壓力給予合適迴應，不然就談不上任何決策可言。在大陸方面，雖然表面上權力運行自上而下，但實際的情形卻不能根本回避時代與社會變遷帶來的衝擊。大陸社會正處於大規模政治反對浮上前台的前夕，而即使在總體支持執政黨的群體內，由於地緣和觀念的差異，對兩岸政策也經常抱有普遍的意見分歧。在各項危機議題頻仍的情況下，如何有效掌控對台議題，這不僅牽涉兩岸關係，更是黨內權力博弈的競技場之一，最高執政者不可能不予以慎重處理。

大陸意識到對台力量的總體優勢，因此已擺脱對急獨的恐慌，因而對台決策在整體國家戰略中的位序大大邊緣化，因此，在模糊而各表的一中原則下，穩定兩岸關係，在維持較穩定的兩岸和平前提下，透過逐步推動政治接觸，建立對話管道，進而實行經濟和利益的互嵌，這就成為很自然的政策選擇。2005年3月14號，在大陸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通過《反分裂法》，仔細研讀該法，人們本不難體認，大陸對台政策的重心已從急統促統轉向維持現狀下的反獨和經濟融合。

這從本次習馬會的議題設定上也可以明顯反映。大陸國台辦發布的習馬會主題是：「就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交換意見」。具體涉及「兩岸雙方加強溝通、增進互信、管控矛盾分歧，鞏固共同政治基礎，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及地區和平穩定等話題。因此，可以説，本次習馬會的成行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兩岸對於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亞太大格局環境的變化，在認識上已有較大共鳴，而大陸對台政策中將來更多將以穩定和鞏固優勢下的經濟等和平目標為目的，而台灣則以確保海峽和平前提下擴張經濟利益為旨歸，這將成為兩岸互相政策的新常態。

同時也可以由此推及，考慮到特別在軍事力量方面兩岸的失衡將更為嚴重，因而順理成章地，台灣在安全方面將加速與美日的西太軍事體系實現一體化，在安全政策上拉大與經濟等對陸政策的距離，從而通過經濟和安全的兩個籃子政策確保自身安全與經濟利益最大化，以待將來。這恐怕也是難以避免的局面。由此還可以預料的是，中美戰略關係的變化將對兩岸關係影響更加直接和致命，而類似李登輝和陳水扁式的以小博大，操弄中美關係的餘地與空間則將難以存在。

習馬會彰顯習近平大政掌控力

在大陸執政黨建構和鞏固內部最高權威的博弈史上，對外政策發生神奇牽引作用，有時甚至成為權力和大政博弈焦點，從而成為觸發內部格局變化媒介的情況並不鮮見。

2008年馬英九當選後，很多人期待馬可展望的兩個任期內兩岸關係有重大突破，除實現習馬會，更能締結《兩岸和平協議》，從而奠定兩岸關係不可逆的重大發展框架。馬本人當選後雖由於島內政治資源迅速枯竭而難以在兩岸關係施為，但他曾明確表示願與此岸最高領導人會晤。不過，如所周知，兩岸最高會晤只能成行，決定權在北京而不在台北。即使有外部人士鼓勵，有新加坡自李光耀時代起就以調人自居的努力，如果北京認為不合適，此事自然難以想象。因此，如上所述，本次能夠成行，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北京方面思維的變化。與這種思維變化同步的，也許更有決定性意義的，則是習近平黨內領導權的加強。

在本次意外的習馬會消息之前，習近平剛以元首身份訪問英美，然後按計劃進行新加坡國事訪問行程。回顧近來連串的高調外交行程，除一般的外交和經濟的議程之外，熟悉大陸權力運行機制的人不難看出，這些高規格和高曝光度的外交作為，也是凸顯習近平作為最高領導人大政掌控力的一種作業，因為，在大陸最高權力運行機理中，最高領導人掌握軍權和決定重大外交事宜，這是一種基本的政治規矩，而自1990年代海峽危機以來，台灣事務無疑也進入了這種最高權力清單之中。在對美歐外交和兩岸政策中採取重大主動，追求突破，這不僅體現執政黨在外交與海峽事務中的新思維和政策理念，更是最高領導人通過政策突破，鞏固自身權威與權力結構的一種措施。

中國新最高領導層換屆以來，對內進行了以大規模反腐為代表的空前清洗政策，其規模可謂自蘇區肅反、延安整風和文革以來絕無僅有，從權力運行角度來説，這也可以看作新領導曾建築權威基礎的舉措。在對外政策和海峽政策方面，過去20年來，日益對抗性的思維在決策與執行中抬頭，這種日漸強硬的政策既給必須的對外開放造成疑慮和阻礙，也對內實際形成對新權力中心的牽制和制約。反腐導致同屆兩任最高制服軍職人員落馬，對軍隊的整肅鞏固了大陸最高領導人必須的槍桿子基礎，因而也為勢威權必要貫徹到外交與兩岸政策領域創造力良好的內部條件。本次從高調的歐美之行到實現歷史性突破的習馬會可以看作這種新威權的成型標誌之一。

在大陸執政黨建構和鞏固內部最高權威的博弈史上，對外政策發生神奇牽引作用，有時甚至成為權力和大政博弈焦點，從而成為觸發內部格局變化媒介的情況並不鮮見。1972年，緊接林彪事件後，內部權力格局面臨複雜鬥爭局面，文革政策造成經濟大局和社會嚴重危機，同時，因珍寶島和新疆的邊界衝突引發中蘇沿邊界線的全面軍事對峙，在內外危機意識之下，毛周通過與美日和解，成功化解危機，也為後來開放政策奠定實際基礎，而外部環境的緩解則為內部權力機理的理順贏得了時間。雖然今日內外環境不同，但從近年一系列文獻和實際政策看，比如新出台的《國家安全法》等，中國大陸新領導團隊今日的內外危機意識和表述與1970年代不無重疊。這是全面的危機意識也反映了最高權力的危機意識，所以重施歷史上成功的以外引內的政略，這完全是可以理解和想象的事情。

習馬會消息釋出後，已有不少評論家，包括島內民進黨，指出馬英九之採取如此非常舉措系出於歷史地位和執政業績焦慮，這固然不無島內政治現實邏輯的支撐。但前面業經論述，本次會晤成行主要還是陸方決策的考量結果。從上面來看，可以説，習近平決定實現本次突破，除兩岸政策方面的原因之外，以此彰顯其對大政的掌控力也是必然的考慮。自1990年代起，因小泉內閣參拜靖國神社，海峽危機，一直髮展到近年的東海和南海主權爭議升級，人們看到，胡温時期內外政策基本處於與江朱時代蕭規曹隨的狀況，在目前內外危機意識之下，新的最高領導人不能接受這種被傳統政策牽制的局面，這是十分自然的。

事實上，無論本次訪美所公開表達的「不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發言，還是東海和南海實際的對美忍讓，都體現了一種過去十多年來罕見的政策更新跡象，本次對台實現突破不過是這一總體新政策體系的一環。自然地，這些新的對外和兩岸政策勢必也會在內部引發新的爭議與掣肘，其實行到底還會有如何變數，這尚需要耐心的觀察。從這個意義上説，新的對外與對台緩和政策的轉變成敗，不僅是觀察中國外交及海峽政策的窗口，甚至也可以説，這也是觀察中國新領導團隊和習近平本人最高權威構建成敗的一個指標。

習馬會與超越統獨的兩岸未來

只有當兩岸人民的實際交往和融合到相當高度，則因統獨問題數十年來高懸兩岸人民頭頂的戰火與危機之劍才能最終解除，因而也才可能給予兩岸人民一個真正能超越統獨的、共同的和更安全美好的未來。

兩岸正式習馬會的消息後，美國方面的反應是需要等待具體的政策對話成果。而兩岸均有不少論者對實際的會談成果不抱具體期待。由於島內政治生態牽制，台灣方面已事先宣布不簽署協議，不發布聯合聲明。也有論者從大陸構建新的威權體制的內部情況出發，甚至認為習馬會不僅不利於兩岸在更高政治文明基礎上的互動，反而會加強大陸威權一直維繫，因而馬英九的與會實為單講個人歷史地位，罔顧政治道義的自私舉動。

考慮到兩岸政策過去數十年來的顛簸反覆，以及兩岸各自目前內部政治生態的複雜性，各種看淡習馬會的議論殊非毫無根據。然而，目前看到的初步評論更多的還是從現實兩岸政策活動的視角，而人們若放大歷史視野，則不難看到，兩岸實際睽隔百年，任何政策互動，如單純從統獨政治的狹窄視角看去，很可能均難有較大現實的意義。無論國共內戰，還是東亞冷戰，兩岸過去的隔絕和交往，均與大歷史進程休慼相關，而絕非單純兩岸人民的事務。而自兩岸開始來往以來，推動兩岸人民利益共生和關係接近的最主要動力實際上並不是官方的政策和態度，相反，人們看到，儘管缺乏制度和政治的基礎，兩岸之間在短短三十年間，發展出從產業利益，社會文化到信息共享的龐大關係基礎。兩岸官方關係的進展毋寧説是這種人民之間出於共同利益和來往需要的結果。這一修正的兩岸關係視野也有助於我們解讀和展望今日習馬會的歷史影響與定位。

過去兩岸政治交往和官方關係不能有順暢的發展，很基本的原因在於歸根到底，任何政治關係與官方來往必然牽涉統獨政治侷限下的法統問題。兩岸關係錯過1990年代初的黃金髮展機遇，可以説是這種過去的死政治教條影響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民關係的典型案例。而從更遠大的視野來看，統獨這種昨日看來生死攸關的前提性問題很可能意義其實有限。特別是，考慮到大陸社會與體制的變革前景，以及今日世界潮流的統合和整合現狀，在經濟全球化和兩岸社會信息化的大背景之下，當兩岸人民再不可能恢復到真正冷戰式隔絕的狀態，未來兩岸關係的整合的超越統獨的前景正在浮現。這是論者不能不予以特別注意的事項。

即使拋開經濟的區域化緊密整合趨勢，在環境，教育，文化和司法等諸多領域，不同主權政治實體之間已經進行了大量的融合嘗試，這在歐盟等新國際政治角色中頗有顯示，而兩岸人民間的現實交往和社會發展趨勢已經為超越統獨，或者懸擱統獨議題的更大程度融合做好了相當好的基礎準備。人們不妨暢想一種很具有現實意義的清靜，當兩岸的年輕人差不多同步觀看同樣的影視作品，兩岸企業家共同面對產業的地區和全球變化，兩岸學者聚焦類似的學術課題，這一已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幻想的現實借信息化的潮流迅猛發展下去，過去另兩岸談而色變的統獨議題就自然不會具有歷來的致命意義了。而人民生活和知識的融合也將自然為未來的兩岸關係規劃出不同於傳統統獨政治構架的關係模式。不論習馬會各自現實的政策考慮為何，不能迴避的是，本次會晤的大歷史背景正是這樣的一種超越政治家有限政策思維的情境。

1972年中美和解時代，中國國內正在實行深化文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而美國的對華政策突破也是出於美蘇冷戰的全盤戰略考量。實際上，人們看到，此後中國國內的政治與社會由中美和解帶來的發展大大超越了當初政策設計者的規劃。可以説，沒有中美和解，以及隨之而來的日本和歐洲對華關係升温，後來的改革勢必面臨完全不同的困難起點。反過來以此思考今日的習馬會，應該很可以預言，無論習馬會具體的各自政治考量和政策成果若何，能實現這一歷史性突破的會晤，則其開啟的兩岸關係未來也必將超出今日習馬規劃和用心，從而開啟兩岸人民更寬闊的對話，共生和共利共榮之路。而只有當兩岸人民的實際交往和融合到相當高度，則因統獨問題數十年來高懸兩岸人民頭頂的戰火與危機之劍才能最終解除，因而也才可能給予兩岸人民一個真正能超越統獨的、共同的和更安全美好的未來。

因此，儘管對本次習馬會未必要抱不切實際的過高期望，但無可否認的是，這種歷史性的會晤無疑將是兩岸人民的關係走上一條較以往更寬闊的路徑。塞翁失馬得馬，大歷史的潮流中，自以為大有為的政治家來來往往，他們出於一時思慮的作為往往有出乎意表的結果。此點在兩岸關係上自然也不會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