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榮獲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中國國內引發諸多爭議。比如，屠呦呦獲獎是否是對中醫的肯定？屠呦呦的成果可獲諾貝爾獎，卻在國內評不上「兩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這是否證明中國科技體制存在問題？再如，屠呦呦的成果為文革期間取得，既然屠呦呦的成果可獲世界最高科學獎，那是不是證明文革是成功的？如此等等，在現實與歷史、科學與政治等等方面，都引發爭論。尤其是在近年中國政治生態中文革話語興起、社會普遍擔憂走向新文革的氛圍中，屠呦呦獲獎是否會被作為證明文革成功的特殊案例，進一步強化文革話語，更是引起不同政治觀念的人的爭論。
「523任務」是為越戰服務的項目
從時間上看，青蒿素的確是在文革期間發現的，但這能否證明文革的成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青蒿素是「523任務」的產物。「523任務」雖然是1967年下達的，但源頭卻早在1966年文革發動以前。「523任務」，實際是為越南戰爭服務的項目。
迄止目前，絕大部分關於青蒿素發現的文獻，都只提「523任務」是越戰中美、越雙方軍隊都深受瘧疾之苦，已經發明的有效抗瘧藥奎寧、氯喹等因抗藥性而難以控制疫情，急需新的抗瘧藥，中國應越南方面的要求研究新藥，而迴避中國派軍隊入越參戰對該任務的影響。
青蒿素發現的歷史，最權威、最詳細的文獻，是由原全國523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張劍方領銜，各地「523項目」重要人員參與編寫的《遲到的報告──五二三項目與青蒿素研發紀實》（羊城晚報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簡稱《紀實》）一書。該書雖然一再強調項目是「援外、戰備緊急任務的需要」、「援外、戰備的重任」，但沒有點明中國軍隊入越參戰。而在此書出版之前，《人民日報》2005年4月7日的文章曾提到：「1967年5月23日，為支援越南戰爭中因瘧疾流行而傷亡嚴重的中越軍隊，毛主席和周總理親自指揮部署了一項緊急軍事任務──『523項目』」其中「中越軍隊」一詞，透露了中國參與越戰。
2009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發展全史》透露了更多信息：「1961年5月，美國出兵越南，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和中國絕對不會袖手旁觀。隨着越戰逐步升級，除了提供大批物資、金錢支援以外，中國政府還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6886部隊秘密入越參戰……之後戰士們紛紛感染瘧疾，其中惡性瘧疾死亡率極高，極大地影響了戰鬥力。越戰期間，交戰雙方因瘧疾而『非戰鬥減員』人數曾一度高達傷亡總數的90%……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對此也十分關注。與此同時，越共軍隊也因患瘧疾大量減員，越共中央胡志明主席請求中國政府代為研究、尋找能替代氯喹治療瘧疾的新藥。」由於該書作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這等於官方承認中國軍隊參戰遭遇瘧疾是「523任務」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中國軍隊參與越南戰爭，早已不是秘密。最早透露這一情況的是1979年11月21日的《人民日報》文章：從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中國向越南派出的防空、工程、鐵道、後勤保障等支援部隊先後總計達32萬餘人，最高年份達17萬餘人。《人民日報》此時披露這些情況，是因中越關係惡化，越南發表《三十年越中關係真相》白皮書，中國「面對河內的毀謗」，需要「戳穿河內的謊言，以正視聽」。
越南戰爭始於1961年，中國在1965年之前早已給越南以極大支援，而從1965年開始則直接派軍隊入越作戰。中越軍隊需要新的瘧疾防治藥物，開始的時候是由軍方研究機構負責的，1966年由軍事醫學科學院提出了一個應急的預防藥處方（後稱防瘧1號片），隨後又使用了防瘧2號片、防瘧3號片。
1967年啓動「523任務」，是為了在短時間內研究出防治抗藥性惡性瘧疾的新藥，由於戰爭時間匆迫，而軍方力量不足，需要動員全國科研力量參與。此時由於「文革」，全國科研工作已經陷於癱瘓停頓狀態，但由於毛澤東、周恩來的要求，「523任務」作為軍工秘密項目，還是得以抽調全國技術骨幹為其服務。實際上，該項目是政治任務，被抽調者不管自願與否，都沒有選擇的權利；該項目運行過程中，也不能隨意退出。
以屠呦呦團隊為例，1969年加入時，是軍代表的要求。1971年5月全國瘧疾防治研究工作座談會上，有人抱怨「523」都快成「無而散」了，屠呦呦團隊也想下馬，但衛生部不批准，同時由於周恩來批示對西哈努克的私人醫生阿里什提供給中國的一個治瘧藥方進行試用研究，中醫研究院革委會和軍管會根據上級要求，進一步抽調人員參加，這才有該年10月屠呦呦從青蒿粗提物中發現抗瘧成分。1975年2月，衛生部負責人「對在青蒿研究中遇到挫折想散夥的單位進行了嚴肅批評」，這個「想散夥的單位」應該就是屠呦呦團隊，該團隊1974年因未提取到青蒿素，研究工作無法開展。
文革時期惡劣的研究環境
文革中各派鬥爭厲害，有些地方甚至發生大規模的武鬥，「523任務」研究人員也難以避免。據《紀實》一書說，第二軍醫大學兩派參加523工作的人員，白天批判辯論，晚間共同合作做實驗；四川省中藥研究所科研人員，在重慶地區兩派武鬥激烈期間，轉到地下室堅持搞實驗研究。這都是文革特有的景觀。如此惡劣的研究環境，如果說青蒿素的發現還是「文革」的成功，那未免讓人感到滑稽。
青蒿素作為軍工項目，在「文革」中除了有限的臨床試驗救治了老百姓，對中國民間的貢獻有限。其第一次大規模生產和應用，是1979年開始的中越戰爭，當時下達了生產青蒿素的緊急任務，各生產單位按要求提供青蒿素油針劑幾十萬支，後又追加生產青蒿素100公斤。真正惠及中國和全世界瘧疾患者，是上世紀80年代以後，尤其是近20年的推廣。
青蒿素是一個為特定目的、在特定條件下得以發現的特殊例子，具有不可複製性，它不是科學發現的好例子，也不能證明文革的成功。相反，它應該被看成是文革導致很多人不幸災難的救贖，因為它作為支援越戰的軍工項目，在文革中得以保留一個科研隊伍進行研究，並耗費了巨大資源，理應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有所貢獻。
（洪振快，歷史學者，專欄作家，《炎黃春秋》雜誌原執行主編，著有《亞財政》、《官心民意》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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