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明一下，筆者是教師，跟補習教師也是教育界同工。
8500萬元公開挖角所為何事？
最近上市補習社集團「現代教育」刊登一封公開信，以8500萬元年薪邀請另一集團「遵理教育」的名師台柱林溢欣過檔。事緣遵理準備上市，需要公開財務狀況，包括名師收入這商業秘密，於是現代便用了林的收入作為題材，邀請他加盟。
這種挖角手法當然不高明，真的挖角是私下商討的，公開叫價，對方接受的話，形象一定受損。手法不高明，令人相信現代刊登這公開信的真正目的不是挖角，而是搞局，一來可以宣傳自己出手比對手高得多，二來可以提醒潛在投資者這對手的大部分營收源自單一名師，即是財政有潛在風險。
很多人看到8500萬元這個數字感到譁然，年薪8500萬是多少？有傳媒做了一個表，原來那只是比匯豐的行政總裁（約9000萬元）少一點。出道四年的補習名師能夠有匯豐行政總裁的年薪，這可說是一個年輕才俊上位的傳奇故事。
教育這門生意
譁然之後，當然有人會問香港教育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教育會變成一門如此賺錢的生意？根據2006年的政府統計處數據，香港中小學生每年花在補習的開支是30億元。其實補習風氣盛行並不是香港獨有現象，日本、韓國、台灣、中國等東亞國家其實也是如此，這些大致上就是受儒家文化影響最深的社會，信奉考試選擇精英的模式。在這些社會，孩子考上名校是人生一等大事，不容有失。既然不容有失，所以便要求助於星級考試專家。
很多人問，補習風氣盛行是否不健康現象？其實未必。補習是學生放學後把課程重點再學一次，如果他們能夠對課程掌握得更好的話，這很難說是壞事。不過，凡事過了頭就是問題，例如一些學生去了補習但自己不努力、一些學生補習多得溫習時間也沒有、一些名師令人側目的言行竟然有學生趨之若鶩（大家可試試Google一下「攻擊型收音機」）、一些名師以矯枉過正的所謂考試必殺技招徠，學生用得不好便自食其果等。這些都是教育界朋友常常提醒學生和家長小心的問題。
為什麼名師收入那麼高？
有人問為什麼補習名師收入那麼高？其實補習名師跟歌星、球星、學術界紅人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的表現受歡迎的話，其潛在受眾的數量可以是無限的──他們的「演出」（這不是貶義詞）受歡迎與否，與其能力和形象有直接關係，而他們的「演出」是可以無限轉播，當轉播可以產生收入的話，那就是無上限的收入了。現在香港的補習名師，是同時間在各區的補習社直播的，他們每一課的學生數目可以是數以千計。名師跟歌星、球星一樣，收入分配極不平均，絕大部分收入集中在少數當紅的行業代表手上，其餘的人收入遠比他們低。
「死亡之卷」造就補習市場
最近多了人問：以前沒幾多人會補習中文的，為什麼近年中文名師會當紅？
HKDSE的中文科，已經和各位哥哥姐姐、叔叔姨姨當年的會考和高考不同。現在的中文科有「死亡之卷」之稱，不少DSE成績不俗的學生因為中文不合格而進不了大學（俗稱「跛腳」），教育行內一直流傳着好些傳統名校的大學入學率因為中文合格率而大跌的故事。筆者不是教中文科的，不敢班門弄斧，只敢轉述一些行內中文科朋友的意見（不是筆者的同事，不要對號入座）。現在的中文科考試，着重考核學生的「技巧」，那包括很多處理試題的技巧、詮釋抽象的作文題目的技巧、分析寫作手法的技巧，這些技巧和中文水平高低未必有必然關係，即使是中文水平很高的人，如果沒有操練那些套路的話，考出來的成績一定不好。
即使是學了那些套路，到了考試的時候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像猜謎般作答，結果是學生考出來的成績的不確定性大增，換句話說，中文水平高不代表一定考得好。筆者曾經聽過一個頗具名氣的同業的講座，當聽到他投入地講授那些中文考試技巧的時候吃了一驚，心想：難道真的要這樣才能考試？或許這是個別例子，不過現在的中文科難考，是公認的事實。既然如此，學生便需要求救名師那些「必殺技」了，爆紅的中文名師身價當然暴漲。
寫在最後的老套說話
8500萬元的故事，或許提醒了大家，在人人望子成龍的社會，教育是個收入甚豐的產業，這不單反映在補習名師的收入，還反映在一眾轉為直資的傳統津貼名校的經營上（這問題有機會再談）。不過，說到這裏，還是要為在官津學校的同業說句公道話──他們照顧的不止是學生的考試，還有他們的身心發展、家庭關係、課外活動等等，他們和名師的角色不同，後者的存在不代表前者沒有價值。
寫到最後，職業病發作，還是要提醒一下學生們，筆者教書超過10年的觀察是，成績好壞的關鍵不是補習與否，而是有否下過苦功。
（庫斯克，香港知名網上博客、通識教師、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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