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從個人層面而言，是我們每個人所面臨的焦慮和不安，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言，是彼此之間冷漠，缺乏信任。現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功能缺失的社會，隨着單位制和計畫管制的逐步瓦解，許多必要的中層組織才剛剛開始在中國社會出現。這些新型的社會組織如何發展，卻已經成為一個熱門的議題，然而，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一直被擱置，也是我們首先需要弄清楚的問題：我們為什麼需要NGO。
NGO這個詞的本意指的是「非政府組織」，即自願自發、獨立於政府、旨在提供社會服務或宣導某項公共政策的組織。這個簡單的定義，正勾勒出NGO組織的意義。在一個正常運作的社會中存在一個公共域（public sphere），是由介於政府和個人之間的各類組織構成的，如商業組織和其他社會團體，它們是廣義上的NGO，獨立於政府的權力架構，又涉入公共事務範圍。NGO之於一個社會的意義，就如市場機制之於經濟的意義。
已經有很多人討論過中國NGO面臨的制度困境，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我們目前所面對的，事實上，當我們仔細閱讀托克維爾的文章時，不難發現在任何一個轉型社會中，這樣的問題都無法回避。
托克維爾自身所設想的美好的國家、變動的社會，無論從地理因素、還是法律乃至宗教信仰和道德習俗層面，最終都是通過塑造這樣一個國家中的人民來實現塑造一個良性制度和政體。在托克維爾的時代，人們面對着是貴族階層漸漸消亡，平等理念的不斷的擴展，資本主義經濟逐漸取代封建領主制的經濟社會，農業漸漸向工業轉移，商業社會的興起、美德的衰落，用他的原話說就是：
大量人口轉移的發生，和與之相對應的文明進步。人們離開了犁轉向了梭子和鐵錘；他們從茅草屋搬到了工廠作坊。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服從着治理組織化社會增長的恆久鐵律。人們既不能夠賦予這些活動一個目的，也不能對人類可改善性上強加限制。
而與此同時，宗教信仰這個曾經最統一的社會秩序，在整個歐洲經歷了一場解體，由此，個體的人所遭受到的傷害和異化，遠遠比制度、政體的變化更為深遠，但這一變化卻又常常被人忽視。
人性有一個普遍的法則，是經濟學家常說的「自利」或「自保」。自保本身是人本性使然，卻通過社會交往和官僚體制，建立起擁有絕對主權的「利維坦」。盧梭看到，這個轉變的社會中出現了「中產階級」，這個群體正在用一種誇張而扭曲的「自保」來塑造着現代社會——人人彼此冷漠、相互隔離、貪婪和唯利是圖。此外，托克維爾也談到了在他自己所處的時代中人們身上最常見的一種毛病，就是焦慮和精神的不安以及抱怨，這也正是現代性和當下轉型社會中最明顯的表徵。
在托克維爾看來，人為制度和政體塑造，但也應當承擔一些公共責任。當我們回到政治哲學的傳統中時，就知道亞里斯多德在《Politics》中早就指出，城邦是一種政治共同體，城邦的出現依賴於人類生活的發展，在這個共同體中，人們的生活應該是自給自足的。而脫離了城邦生活的人，不是神就是野獸因為城邦生活中最為重要的是在於參與政治。
托克維爾曾經對他的表姐做過一段有趣的評論，他認為表姐是個善良的女人，但可惜她卻不是個好公民，因為她只關注於哀嘆自身的命運，而對國家政治漠不關心，這個女人儘管十分善良純潔，但精神卻有些狹隘，心也很冷漠，只為自身和丈夫兒女而活，對其他一切則絲毫不會關心，人際關係的冷漠將人與人之間隔成層層壁壘，人們形成了一個個只關注自己利益的小圈子，而不去參與到整個社會的生活之中。
在另外一封托克維爾致朋友的信中，他說自己當時感受到的是整個社會對公共觀念的漠然，那是這個時代的一種明顯的傾向，即人人都越來越關注自身的利益，這就正中那些竊國謀私利者的下懷。這種冷漠使得人們對於信仰和美德也不會有絲毫的尊重，托克維爾擔心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就會因此而付出代價。這種代價就是，當人不再關心他人、並且當思想和道德習俗不在再制度提供可供的滋養實質時，制度就會變得蒼白無力。
人們對公共生活的態度漠然到一個地步，使他們自己漸漸喪失各種權利，將自己的自由和未來拱手讓出，給那些操權弄術的政客。
在給密爾的信中，托克維爾說到法國這個民族時，他說，許多法國人即使是熱愛和平，他們的出發點也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對於物質的享樂和心靈的軟弱。這個時代最大的病症就是道德習俗的弱化、精神的敗壞、趣味的庸俗，這也是未來最為危險的光景——為了安逸而犧牲榮耀，為了卑微而犧牲偉大——這也是大部分資產階級的特徵。
人的確是一種政治動物，當他沒有參與公共生活時，人就會墮落為野獸。當人們不再關心時事時，當Bourgeois的生活逐漸成為這個社會的道德習俗時，這樣的人之精神和思想就缺失了信仰，沒有了政治激情，所剩下的只是對於舒適生活的嚮往，在托克維爾看來，這是一種非常頑強且排他的卻又異常溫馴的感情，只要使他們感受到滿足，任何政體都可以適應這種感情，這樣就導致絕對政府就篡奪的上帝的位子，來塑造這個社會的人，強奪人們的自由和尊嚴。
托克維爾的觀念中有一點不同於柏拉圖，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試圖建立一個理想的城邦來得到正義，而托克維爾是希望通過公共生活來得到人的自由和尊嚴。在他看來，公共生活首先就是人們之間要相互接觸，當沒有任何形式的集會時，就沒有公共域可供人們交流彼此之間的感情和思想，此時，社會的道德習俗也就會趨向極端和敗落。托克維爾對兩次動盪的大革命的研究，其實是一直在證明着他的這種判斷。
一旦缺失了公共生活，人們彼此之間就被分隔，最後就只能導致社會中出現一個「絕對政府」（absolute government），1789年大革命前的法國就是這樣的光景。托克維爾說：
在這樣一個人們不再被因着種族、階級、行會或者家庭彼此維繫的社會中，他們所關注的僅僅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考慮的只是退縮到一個狹隘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圈子中的東西，這裏所有公共的善（public
good）都被扼殺。此時，社會制度完全不能與這種趨勢相抗衡，反而使其勢不可擋。因為它剝奪了所有公民（citizens）共用的熱情、人們彼此間所有的需要、所有必要性的理解、以及所有一起行動的機會。可以這麼說，它將人們限制在私人生活之中。人已經走向了孤立狀態（isolation）；現在，這樣的獨裁體制（despotism）卻使其更為鞏固。他們彼此間的感情曾經冷漠；現在專制已經將其凍為堅冰。
在一個這樣的社會之中，沒有什麼是固定不變的，所有人都被害怕在社會中地位下降，或都在試圖躋身上流，他們被這種激情無休止地驅使着。美德已經不在，因為公共生活已經全然喪失。托克維爾不由感慨的說，只有錢財成了社會階級的主要標誌和區分，中產階級那種不惜一切渴求變富的心態，他們的商業嗜好、物質索取的激情，以及他們追求舒適和物質享受的道德習俗，自然地成就了這個體制，也被這個體制更為強化。
這樣的社會也是我們所熟悉的社會。當我們問「中國社會的出路何在」時，要知道托克維爾也問過同樣的問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托克維爾把社會分成了三種，第一種是民眾開化而能夠自治的社會，如美國。第二種社會模式是，處於社會權力之外的力量（政府）作用於社會，迫使它向特定的方向前行。這指的是集權政府治理的社會。
第三種社會模式就是，社會的權力被分割，（政府）有介於社會之內和之外，如英國和法國。政府退出對公共領域的管制，才能使個人力量得到發展，讓每個人都學會獨立思想和負責任地行動，而不依靠社會之外的力量，這樣一來，人會成為「公民」，他的內心也會堅強，心胸也會寬廣。
哈貝馬斯把國家和社會也給出了相似的一種區分：他認為，從18世紀開始，在國家（State）和社會的這樣一個基本背景之下，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也從私人領域（private realm）中分離出來，在公共主權（public
Authority）的空間和私人領域之間是公共空間，存在於政治領域、文學界和城鎮（Town）之中，哈貝馬斯似乎還是延續了托克維爾這樣的思路。
公共領域的行動者和主角應該是人，公共生活的主人也應該是充滿激情的公民，正是這些公共領域才賦予了公民本身應該有的權利。權利本身就是自由，因此只有當人參與進政治權利時，共用管理的權利才使得人們能對抗彼此的自私和狹隘。在托克維爾看來，公民精神和政治權利的實施是不可分割的，權利的比例有多大，公民的數量也就相應的有多大。權利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公民的工具，托克維爾記錄到，在美國，越早賦予公民政治權利的州，其治理也就越好。托克維爾正是看到了權力集中或分散所塑造出來的兩種不同的觀念和人。
在法國，沒有什麼公共利益將不同等級的人聯繫在一起，政府權力更加趨於集中，奴性遠比強制更能使人依附於權力，甚至在掙脫這些權力的支配之後，這些制度所給予和養成的錯誤的觀念、誤入歧途的習慣，和那些邪惡的傾向，仍舊是人們生命中的重軛，這導致他們不能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的政體。在一些沒有公共生活的國家，人們可能會認為參與公共生活是浪費自己的時間，但是卻遠遠忽視了公共生活之於人本身的意義。
參與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種樂趣——這在美國人的生活中非常明顯，這是一種激情的釋放，將其擴展到市民社會中，就會成為一種保障自由的習慣，也許一開始的時候，公共事務會因為公民的參與而雜亂無章，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公共事務本身給予人的尊嚴和訓練遠遠勝過專制帶來的效率，並且這樣的社會其繁榮和活躍遠遠不是被財富所能衡量的。
人與人之間不應該是孤立的荒島，而應該是一個城邦共同體。正如約翰 ・鄧恩詩中寫的：
沒有哪個人是一座孤島，自身就已完整；每個人都是構成大陸的一塊，是汪洋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將其中的一坨沖走，歐洲就會少一些，沖走的無論是一片海岬，還是你或者你哪個朋友的哪片莊園也都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會將我消減，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因此，不必差人去打聽喪鐘為誰而鳴；它，為你而鳴。
當下中國很多轉型期的社會問題，都需要擁有「本地知識」（local knowledge）的「本色」NGO來發揮作用。所謂「本色」，指的是NGO回歸它本來的定義，即獨立於權力和贏利考慮的公民自發組織，其意義不單單在於解決問題，更深遠的意義是重建美德。
（李晉，原美國康奈爾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加爾文神學院神學博士生；馬麗，美國康奈爾大學社會學博士，原康奈爾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現任加爾文學院Paul Henry 政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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