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珍妮佛．潘（Jennifer Pan）與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博士徐軼青（Yiqing Xu），依據「中國政治坐標系測試」數據庫所提供的171830個調查樣本，繪製了一副中國意識形態光譜（二人合作的論文《中國的意識形態光譜》發表於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Network網站）。我對此事感興趣，原因有二：一來，「中國政治坐標系測試」風靡之時，我測過一次，答案與自我定位相符，倘不出意外，我應是被分析的樣本之一，說起來，對這副光譜的誕生，與有功焉；二來，不惟是我，關注政治的朋友，對中國各地的政治生態，都會有一個基本判斷，如哪些地方偏左，哪些地方偏右，哪些地方保守，哪些地方開放，哪些地方貪墨成風，哪些地方吏治清明，光譜恰以省份為單位，正可用來驗證。
對照光譜，與我的判斷略有出入。偏向自由主義的藍色地區，前五個我都預測準確，依次為上海、廣東、浙江、北京、江蘇。偏向保守主義的深紅地區，則有些令我意外，入圍十省包括新疆、貴州、廣西、寧夏、河南、江西、湖南、安微、內蒙古、河北等。我原以為重慶、天津都該上榜，東北三省至少能分一杯羹，結果南北兩大直轄市皆屬中立，遼寧甚至進入了自由主義陣營。如果光譜可信，看來我對自己的國家不無隔膜。
「中國政治坐標系測試」襲用了左右之分（當然中國之左右不同於西方之左右），如政治觀念坐標，左即威權主義，右即自由主義；經濟觀念坐標，左即集體主義與福利主義，右即新自由主義；文化觀念坐標，左即保守與復古，右即自由與激進。這構成了繪製光譜的政治色素。具體說來，光譜之上的保守主義（左）指「對威權體制、國家統一和安全、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傳統文化價值的偏好和重視」，自由主義（右）指「對市場化改革、民主自由、現代科技的認同和提倡」。如此則不難發現，中國的左右之爭何以不同於西方的左右之爭：以左右之爭的起源地法國為例，左代表激進，右代表保守，左派主張社會改革和平等主義，右派擁護貴族統治和保守主義。今日中國與此恰恰相反。
根據光譜，我們還會注意到，自由主義陣營集中於發達地區，除了北上廣三巨頭，還有沿海的江蘇、浙江、福建、海南、遼寧；保守主義陣營則集中於欠發達的內陸和邊疆。由此引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即經濟發展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如光譜所示，越發達的地方越右，反之則越左，人民的生活水平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認同自由主義，反之則迷戀保守主義。
這個對比經得起檢驗嗎？
觀摩光譜之時，我想起了兩個政治學命題，一是「越富越民主」，二是「越窮越愛國」。
關於第一個命題，當數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詮釋最為流行：「一個國家越富裕，它准許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從亞里士多德到現在，人們一直認為，只有在富裕社會，即生活在現實貧困線上的公民相對較多的社會，才能出現這樣一種局面：大批民眾理智地參與政治，培養必要的自我約束，以避免盲從不負責任煽動的呼籲。一個分化成大多數貧困民眾和少數顯貴的社會，要麼導致寡頭統治（少數上層分子的獨裁統治），要麼導致暴政（以民眾為基礎的獨裁統治）。」
李普塞特的名著《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援引了充分到令人眼花繚亂的數據，以印證他的結論：經濟繁榮促進政治民主。如羅伯特．達爾（Robert Alan Dahl）將上百個國家按照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分作五級，他發現，最窮國家當中，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次窮國家當中，7%屬於民主國家；次富國家當中，36%屬於民主國家；最富國家當中，100%屬於民主國家。數年後，拉里．戴蒙德（Larry Jay Diamond）重拾達爾的方法論，結果則稍有差距，他所調查的25個最富國家當中，有19個民主國家，比例為76%，25個次富國家當中，有8個民主國家，比例佔32%，24個最窮國家當中，反而出現了2個民主國家，正如最富國家當中，有6個獨裁國家，堪稱例外。
達爾與戴蒙德的調查，發生在1970年代前後。此後，「第三波」民主浪潮奔騰而至，席捲天下，民主國家的隊伍愈發壯觀。我們不妨繼續使用達爾的方法論，依據2008年世界各國民主指數報告，勘察2014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世界排名表，結果發現，排名前25的國家當中，至少有20個民主國家，排第三的卡塔爾、第六的阿聯酋、第十七的科威特，這三個李普塞特筆下的「石油國家」，應不屬於民主國家，排第十一的新加坡、第二十五的文萊，其民主屬性則有爭議。這個比例，更接近戴蒙德。達爾的結論似乎過於絕對化。
國家越富裕，越可能通向民主
回頭再看李普塞特的論斷：「一個國家越富裕，它准許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他強調的是「民主的可能性」，而非民主本身。不是說，一個地區、一個國家越富裕，它就越民主，只能說，它越可能通向民主。這裏還可以更具體一點，把經濟發展細分為財富指數、工業化指數、城市化指數、教育指數等。有人研究指出，城市化與民主的相關系數是0.61，教育與民主的相關系數是0.91，傳媒參與與民主的相關系數是0.84，政治參與與民主的相關系數是0.82。
這麼一來，我們當可明瞭，為什麼在中國意識形態光譜之上，會分出藍色地區與深紅地區，它們的差距到底表現在哪裏。說到底，這是全方位的差距，包括經濟、教育、傳媒、公民意識等。每一項的差距，都會導致意識形態的差距，綜合起來，差距必將擴大化，以至紅藍陣營涇渭分明，一個國家儼然斷裂成兩個世界。
中產階級是天生的民主派
毋須理論與數據，單憑常識與邏輯，不難想見，一個人，如果為溫飽問題所困擾，終日含辛茹苦，風餐露宿，他還有多少精力、心思去關心政治，關心自由、民主、法治建設呢；如果不必為溫飽問題所困擾，即飽暖之後，他可能思淫慾，卻也可能思權利（這方面最鮮明的表現，即投票率，低收入群體顯然要低於高收入群體）。一個人，如果一窮二白，家徒四壁，只怕他無意捍衛私有財產的神聖性，因為他並無財產可言；如果家道小康，抑或富甲一方，他必然想方設法維護自己的財產權，盡力推動憲法增設「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之條款……質言之，經濟發展所造就的中產階級，乃是最嚮往民主的群體，記得有一說法：中產階級是天生的民主派。
這可謂經濟與民主之關係最直接的表達。此外，經濟還可通過影響教育、傳媒、生活方式等，與民主間接發生關係。「經濟上的被剝奪就是心理上的被剝奪：卑屈的習慣，幾乎接觸不到信息源、缺乏語言能力」，李普塞特引用這句話後，展開了他的論述：「接受民主的準則需要豐富的經驗和個人安全感。一個人的經驗和穩定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簡單化的政治觀點，越不可能理解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越不可能支持寬容的基本原則，越不可能領會或容忍政治變革的漸進主義思想……」
所謂「簡單化的政治觀點」，愛國則屬其一。這在中國意識形態光譜之上的表現，即認同「威權體制、國家統一和安全」。
我們的老祖宗，善於宣揚窮人的愛國之舉，如「位卑未敢忘憂國」、「身無分文，心憂天下」云云，不過這着眼於氣節，而非經濟與意識形態的關係。
需要聲明，「越窮越愛國」不是我的發明。常常見人提起，不知出處在哪裏。起初我聽到這個說法，實在難以接受。愛國與否，與一個人貧窮或富足有什麼關係呢？有錢人就不能愛國麼，中國的富豪不是最喜歡把「愛國」掛在嘴邊？但凡是人，都可以愛他的國，正如都可以不愛他的國。我們的老祖宗，善於宣揚窮人的愛國之舉，如「位卑未敢忘憂國」、「身無分文，心憂天下」云云，不過這着眼於氣節，而非經濟與意識形態的關係。
細細想來，拋開道德因素，「越窮越愛國」之說不是沒有道理。一方面，窮人對國家的依賴，正如對國家的仇恨，都可能超過富人，這一點不難理解，富人可以獨立於國家，窮人則不然，他們一無所有，只能期盼國家的拯救，如孺子之望慈母，大旱之望雲霓，然而，期望愈高，失望往往愈深，最終沉積為社會怨恨，故而窮人的革命性要強於富人。
貧困塑造了窮人政治觀
另一方面，貧困塑造了窮人的政治觀。李普塞特指出，世界各地的窮人階級，對於經濟問題，大都比較激進（如支持國家的福利政策），經濟問題之外，則偏向保守。他以195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隆研究所的一項調查為例。3000名德國人被問及：「如果存在一黨、多黨和無黨三種情況，你認為哪一種更好？」結果，對多黨制的支持，工人階級與農民顯然不如中產階級與上流社會。
我們還可以談談教育與愛國的關係。如你所知，一個地方，經濟越發達，教育便可能越自主、越自由、越開放；反之，則越奴役、越專斷、越封閉。後者對應的教育，不啻是一種愚民教育。如錢鍾書所云：「從前愚民政策是不許人民受教育，現代愚民政策是只許人民受某一種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為不識字，上人的當，受教育的人，因為識了字，上印刷品的當……」今日中國的教育，大抵都是「某一種教育」。不過在藍色地區，教師與學生傾向於疏導、反抗；在深紅地區，則傾向於順服、強化，其苦果之一，便是容易盲從、受煽動，無意識、無條件的愛國。
愈是貧困，愈需民主
我以為一個國家，一個地方，愈是貧困，愈需民主，經濟與民主構成了一種齊頭並進的互動關係。
最後得補充兩點：第一，我們說「越富越民主」與「越窮越愛國」，不是作為結論，而是作為現象，而且，哪怕這兩個論斷能夠成立，卻不可從反面推導，窮人不配民主，富人不配愛國，相反，我以為一個國家，一個地方，愈是貧困，愈需民主，經濟與民主構成了一種齊頭並進的互動關係（富裕對民主的促進作用，大於民主對富裕的促進作用，所以「越富越民主」的提法，要高於「越民主越富」）；第二，我們說「越富越民主」與「越窮越愛國」，強調的是一種可能性，一種概率，我喜歡詹姆斯．布萊斯（James Bryce）的口吻：「教育，如果說它不能使人成為好公民，至少使人成為好公民變得比較容易。」以此而論，富裕，如果說它不能使一個國家民主，至少使其通往民主之路變得比較容易……當然，既為可能性和概率，則允許例外發生。如「越富越民主」，富國如卡塔爾、阿聯酋等，都是明顯的反證。再如「越窮越愛國」，我聽過的解構愛國主義最有力的名言，恰恰來自窮人。這是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帝國的年代：1875-1914》書中的情節。一戰前夕，一位意大利農婦對她的兒子高喊：「快跑，祖國來了！」
補記
羅伯特．J．巴羅（Robert J.Barro）認為，民主既非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亦非必要條件，相比民主，法治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更大一點。這個觀點針對的是「越民主越富」，而非「越富越民主」，不過正可作為中國意識形態光譜的一個註腳。
讀者評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