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雨傘運動，二十萬人走上街頭，佔領金鐘、旺角、銅鑼灣的交通幹道79天。抗爭者只有捱警察打的份兒，卻守住了一個個的佔領區，甚至築起了街道上資源共享、守望相助的烏托邦。但佔領最終被清場，中央半步不讓，特首普選無期，雨傘運動可說無功而還。不少人因此覺得，非暴力公民抗命作為抗爭策略，已經證明無效。
我卻以為不必這麼快就下這個結論。把視野由雨傘運動拉開，回顧一些成功的非暴力抗命例子，檢視其成功的理路，也許也有助我們更立體地去檢討雨傘運動的成敗，甚至整個非暴力抗爭策略的意義。在這裏，1989年中歐共產陣營諸國民主化的非暴力抗爭經驗，便是值得細讀的歷史。
談到中歐諸國的民主化，我們說的多半是一個地緣政治牽動民主轉型的故事：蘇聯自戈爾巴喬夫上台以來推動自由化改革，放鬆對中東歐的衛星共產政權的控制；這些威權政府，一方面不再有蘇聯武裝支持的保證，一方因為計劃經濟崩盤，遂和民主派領袖談判，開放政權。於是共產政權在1989年如骨牌般快速倒台。抗爭在整個進程中彷彿無足輕重，於是往往被論者忽略。
但其實直至1980年代末，那些共產政權依然擁有龐大的國家機器。相比之下，當時大部分中歐國家的民主抗爭力量，仍是弱小得可憐。他們甚至連群眾基礎和組織都沒有，說穿了，不過是一班以地下刊物互通聲氣的異見知識分子。為什麼他們最終能逼使擁有絕對優勢的共產政權談判、妥協，甚至拉倒這些政權？細看匈牙利和東德的抗爭史，這些民主運動的成功，其實都建基於連番政治意志和計算上的動態博弈。其中，非暴力的公民抗爭有着無可取代的重要位置。即使沒有拿起武裝和軍警正面衝突，只是和平的遊行和集會、只有鬆散組織近乎自發的公民運動，往往卻可以發揮出人意表的政治效果。
匈牙利民主派與政權的博弈計算
在匈牙利，1956年人民自發的武裝革命最終以蘇聯軍隊大舉入城鎮壓收場。經過這次歷史教訓，不論當權者抑或反對派．均害怕再次出現暴力抗爭。所以，面對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匈共決定主動局部開放政權，放寬對公民自由的管制，希望挾着20年來經濟改革成就的威望，以開明專制的姿態凝聚社會共識，渡過危機。至於那些未成氣候的民主力量，匈共則以一手拉攏、一手分化打壓的策略。但這些打壓也引起了異見分子的警剔，他們遂決定背水一戰全面抗爭。至此才促成了匈牙利「民主反對派」成立，和政權作針鋒相對的公民動員。
當時擺在民主派眼前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得知道自己有多少抗爭的本錢：到底自己和匈共之間，誰有較多的民眾支持？在1989年3月至6月三次官方紀念日之中，民主反對派舉辦的遊行，參與人數都遠超官辦集會。可是，當時的民調也顯示，民主派的民意基礎其實仍比匈共薄弱，如果開放選舉，願意支持匈共的人還是佔多數，民主派的領袖在民眾之間也沒有知名度。民眾參與集會，與其說是支持民主派，倒不如說是向匈共表達進一步開放政權的強烈訴求。
但這樣的公民非暴力運動，已足以觸發有利民主化的博弈局面。民主派意識到自己的民意基礎仍然脆弱，這卻成為他們對共產政權作激進要求的理據：既然民主派和匈共都不能充分代表社會，那麼除非全面開放選舉，選出取得社會授權的政府，否則不能談進一步經濟改革。另一方面，匈共方面判斷民主派始終未成氣候，幾經計算，遂同意開放民主選舉，準備在選戰上勝過民主派，開啟了匈牙利和平演變之路。不難見到，即使政權有着資源上和武裝力量上的絕對優勢，暴力鎮壓也有成本，而他們也有爭取建構社會共識以強化管治正當性的盤算。抗爭力量面對的因此並非鐵板一塊，而是相當動態的博弈，為非暴力公民運動創造了足以影響事態的位置。
柏林圍牆倒下前的公民運動
大規模的公民非暴力抗爭也能強化公民對抗政權的意志，同時削弱當權者的管治意志，為政權開放打開有利的局面。
另一方面，大規模的公民非暴力抗爭也能強化公民對抗政權的意志，同時削弱當權者的管治意志，為政權開放打開有利的局面。這可說是東德的抗爭史給我們啟示。東德由於處於冷戰前線，蘇聯重兵布防，於是反抗運動一直沉寂。抗爭的轉捩點卻意外地出現在1989年10月，起因則竟然是一次不成功的逃亡。
這得補充一點歷史背景。因為反抗運動一直似乎無望，不滿東德政權壓迫的民眾大多選擇逃亡，其中一條逃亡路線，就是經由接壤的捷克斯洛伐克，再經當時向份屬中立國的奧地利開放邊境的匈牙利，由奧地利進入西德。之所以如此轉折，是因為當時捷匈兩國，都仍是共產政權，東德民眾是允許進出這些「友好國家」的，東德共產政權也默許這條逃亡路線的存在。
但在1989年10月，東德卻突然宣布關閉捷克斯洛伐克的邊境。這引起聚集在德累斯頓（Dresden）火車站等待過境的東德民眾鼓譟。這大批逃亡者不理會警方的驅散，堅持留在火車站要求出境，竟演變成連續多日過萬人參與的抗議，警方最終妥協，和抗議者談判了事。在短短數天之間，本來準備逃離的人忽然因為共同的抗爭轉化成最前線的反抗者，並取得政權讓步，這大大強化了東德民眾的抗爭信心。受到德累斯頓抗爭的鼓舞，萊比錫、東柏林都相繼爆發大規模和平示威，要求東德立即開放自由選舉以及開放對西德的邊境。
這些抗爭令一直對自己的管治權威相當自信的東德政權陣腳大亂。然而政權的一分猶豫與讓步，同時也是抗爭者踏前一步的契機；抗爭者每踏前一步，他們站出來抗爭的信心就更進一步，對政權威權的恐懼就少一分，同時也進一步削弱了政權的管治意志，或至少增加了鎮壓的難度。簡而言之，公民動員成為了公民充權的過程。此消彼長下，東德當局最終失去暴力鎮壓的勇氣。德累斯頓火車站抗爭後一個月不到，東柏林50萬人和平示威，柏林圍牆倒下，東德政權遂告瓦解。
什麼是公民運動？就是一個又一個公民，走進公共領域，爭取應得的公民與政治權利的抗爭。
這裏無意放大非暴力抗爭和政治意志的影響力。中歐的民主化進程無疑因當時蘇聯自由化而少了很多障礙。這裏希望點出的，是整個民主化過程中，公民抗爭其實也有重要的位置，並嘗試以匈牙利和東德的一段抗爭史，勾勒這些抗爭之所以有效的理路。什麼是公民運動？就是一個又一個公民，走進公共領域，爭取應得的公民與政治權利的抗爭。從匈牙利和東德的抗爭經驗可見，哈維爾所說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並非蹈空的道德立場，而是有付諸實踐的政治基礎。雨傘運動也許沒有匈牙利和東德的抗命那樣幸運，但對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我們也許不必這麼快就失去信心。
（李敏剛，中歐大學政治科學系博士候選人）
延伸閱讀及參考文獻：
Laszlo Bruszt and David Stark (1992),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From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to the Politics of Competition,” in Banac, I.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55.
Albert O. Hirschman (1993), “Exit, Voice, and the Fat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n Essay in Conceptual History”, in World Politics, 45(2): 17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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