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周永康：傘落之後，革命是否唯一出路？

編按：傘後一年，論斷成敗或許尚早，卻是檢討經驗的時機。一場歷時79天的大型社會運動，值得端詳反思的地方不勝枚舉，近日各界亦陸續開展不同方向的檢討，從運動策略、溝通機制、應否退場、和平還是勇武抗爭，到佔領者與市民關係、警民關係、公民社會的後續發展等等。藉此時機，端傳媒邀請了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序言書室創辦人李達寧、《信報》前總編輯練乙錚、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共同就着特定議題聚焦討論，希望透過文字交鋒，令彼此論點得以充分辯證，深化檢討。

雨傘運動是香港人的光榮，絕非戲言。運動期間，香港人展現了前所未見亟欲參與改變的氣魄、意志及意願，傘運前恐怕世上無人能想像得到：香港人竟然如此堅毅不屈。然而，運動中後期，「公民抗命，無畏無懼」以外，多了「以武制暴」的路線提倡，也在後來被多番詮釋，與建國大夢、武力革命等路線被視為理念相通的倡議。陳健民教授《革命的誘惑》一文提出了革命論在香港的種種限制，30年的民主運動，在北京8．31的大閘前似乎無路可進，到底我們應該怎樣去檢視所謂革命呢？以武制暴此際是否可以為人民充權（empowerment）？公民抗命又是否窮途末路？傘起傘落之後，革命又是否唯一出路？

以武制暴的出現，確實是雨傘運動中後期面臨種種政府策略拖延、警暴不止、內部焦慮下的反彈。部分抗爭者認為在警察暴力面前，必須「還拖」（還手），施予顏色。「以武制暴」，似乎是面對政權警察聯手，抗爭者無計可施下被逼出來的產物。其時十一月旺角山東街清場後，屢屢可感受到抗爭者與警察互相仇視的氣氛。抗爭者為了保護自己及其他人，提出我們必須「以武制暴」，制止警察的暴力。但在部分抗爭者而言此一為己為戰友的良善立心，在當時的社會氣氛下，都被憂慮此倡議將破壞和平運動的言論所淹沒。後來光復行動，踢篋阻嚇大陸遊客／水貨客就被視作為勇武有效的例子，在社會中為人爭論一番，例如認為勇武如果只是威嚇他人，只會令人卻步，難以擴大支持陣營，換來一翻左右膠港豬的標籤論戰。

「武」與「暴力」有別

其後，以武制暴似乎就成為了有別非暴力公民抗命的行動綱領分水嶺。但細心觀察，「武」如果是以保護自己及他人出發，無傷害他人之意，非為憤怒「綁架」自己後向他人瘋狂施襲，這理應仍是非暴力行動的界線之內。因為武與暴力，確實有別。「武」的精神為止戈為武，化解對方的暴怨，其實也希望雙互達到和平非暴力的境界，不得已時，須出手制止對方失控的暴力，但絲毫無怨恨對方之心，並希望去除對方的戾氣。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此，自己出手制止時，是否同樣喪失對自己的控制，為憤怒情緒駕馭，不視對方為人，也對對方的處境、為何事束縛，毫無深究下去的意圖。最後，自己完全認為對方被我「義武還拖」是對方咎由自取，不共同爭取民主、破壞社區，甘願成為極權者的爪牙，即使被打亦咎由自取，不值可憐。最可怕之處，是武者的精神及自利利他（包括對手、阻礙者）的立心，完全喪失，在出手之後，自己淪為失控的人，與魔鬼無異。以武制暴，本身可以有其極大的道德力量，以實踐制止失控的暴力，超越對立的情緒。以武制暴的精神，如能貫徹自利利他的旗幟，無異是為眾人充權，最終建設一個沒有戾氣的世界。否則，以武制暴的實踐上，最終增添戾氣，以仇恨及去除對方的存在為己任，在說服大眾參與抗爭的過程中，將充滿着無限挑戰，甚至可能反噬自己的善良立心。

以武制暴與公民抗命，儘管有互通的勇者精神，但傘運過後，不少人都帶有懷疑的問：雨傘運動不是見證公民抗命的無能與限制嗎？香港未來的抗爭之路，到底何去何從？

回顧雨傘運動，港人的公民抗命實際只是有限度實踐。極權存在、小圈子選舉存在、共產黨霸權存在，從來都不是憲法賦予他們法定權力這般簡單，而是當地人民願意附和特權者，和政權合作，拒絕反抗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不平等結構，政權才有百般權力驕縱行事。特權者的權力，確實是由人民賦予的，因為人民與政權合作，方能讓機制運作，從中分一杯羹。不少香港人的「常識」（即使是抗爭者）：經濟發展就是重要，發展需要穩定，穩定需要合作，合作方能讓政權安逸管治，發展經濟。社會中方方面面的日常運作如常，其實都是在和政權的高度合作。要反抗，就需要公民不合作。但傘運初期，即使警方發射87顆催淚彈，除了三區大馬路被佔領外，社會依然是高度運作如常，學生有限度罷課，議會運作如常，零碎罷工、罷市更無出現。高官沒有跳槽、只有數名委員辭去公職、政府公務員、教師、紀律部隊、市集、商戶大家都是拒抗「堅抗合作」，不合作運動只能有限度展開，未能更大力地撼動政權。反過來看，這代表香港的抗爭空間存在很多空間，才能有更顛覆性的發展，扳倒現在的不平等社會運作結構。當中對於「經濟發展」此等看似常識，但實際如同社會禁忌的修辭，尤其需要大力思辯當中謊言所在。

回到社區去談我們的城市

要在香港拓展下一步的反抗力量，除了抽象的談香港與中國的權力之爭，我們也必須回到社區去談我們的城市。

要在香港拓展下一步的反抗力量，除了抽象的談香港與中國的權力之爭，我們也必須回到社區去談我們的城市。因為香港就是由形形色色的社區組成，構成我們的香港。如果我們不能談到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城市和社區、怎樣突破社區政治被扼殺的局面，我們將繼續只有鬱悶封閉的屋苑、不允許創意公共活動的公園及街道、連鎖店進駐的冷氣商場及領匯街市、車勝於人及單車的街路設計、逐漸被連根拔起的社區商店、路舖、小販、市集、藝術家、音樂人及花鳥蟲樹景。社區完全完拒絕社區公民參與，以致會出現區議會一億元撥款興建「不能避雨亭」，但長者、中年人、青年人依然沒有一個讓他們連結共享快樂的地方。區議會、業主立案法團與管理公司互相扯貓尾，市建局與地產商大行其道，歷史文化大眾故事消失在我們的「經濟發展」洪流中。

當社會種種層面我們都無法參與其中，但我們卻視參與權被剝奪為等閒之事，此正正需要四方八面的權力重奪、反抗、拒絕合作，不是為了成為新一代霸權，而是要參與權打通、開放，歸還給每一個公民。我們不能再容讓我們無法決定城市的方向，以往城市被政權在九七前後都被單向定形為「國際金融城市」、「未來的紐倫港」、「亞洲國際都會」、「全球城市」、「珠三角巨型城市群」的功能城市，已令社區定位被海量遊客及四方八面的投資者牽着走，反噬社區及城市應是當地人與他人共享的愉快社區及城市。我們需要民間草擬香港約章去重劃香港未來的政治經濟藍圖，向一個可持續的共生方向發展，重劃中港的權力分配模式。同樣我們需要在着力推行的《社區公民約章》，在地醞釀更有力的連結力量，革新社區政治文化，由共同參與去推動在地革新。「民主、參與、社區、公投、共生、尊重、城市、運動、選舉、一國兩制……」，都是命運自主的旗幟下我們不能迴避的種種事項，需要港人共同奮力勾畫及想像其未來。

如果革命過後，我們的城市運作邏輯依然如是，換上另一批霸權，這樣的革命，是否徹底，又是否得其意義？

革命，並非暴力的專利。如果革命過後，我們的城市運作邏輯依然如是，換上另一批霸權，這樣的革命，是否徹底，又是否得其意義？回過頭來看，如果一年前的雨傘運動證明香港人可以勇敢、可以折射光輝、可以展現魄力和利己利人的憐憫慈悲之心，有誰能否定港人如此光榮一刻？這一刻展現的個性，確實是任何未來變革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基礎的精神和態度。沒有他們，什麼也沒有可能。如果如斯重要的基礎被互相攻訐掩殺，無疑令人惋惜。這樣的精神個性如確是如此珍貴重要，我們更是要予以肯定，在未來的民主路上予以發揮。肯定雨傘運動的光榮，方有肯定革命的基礎。深切檢討固然重要，但如果我們連自己的成就都無法肯定，難道未來可以建基在浮沙幻影之上？

（周永康，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前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