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運動面對的困局主要有三方面：一、中央擊碎民主夢，全面打壓將至；二、民主改革失敗，管治困局無從解決；三、雨傘運動過後，社會全面撕裂。 前文已論及「撕裂」其實也可以是「溝通」的開始，而本文將會集中討論如何回應第一和第二點。 簡單而言，單靠溝通， 實在已不足以打開困局。香港的民主運動要發展下去，我們就必須在中央全面壓制民主發展的基本格局下，找出改善管治和發展民主的方法。而筆者認為，民主運動的希望正在於展開一場「抵抗運動」。這運動必須建基於三點認知：
（1）政制上民主化在中短期內全無希望；
（2）以「製造麻煩」為主的抵抗手段既是必要，但其效用亦為有限；
（3）「抵抗」除了「製造麻煩」的消極一面外，亦有以「建設」與「發展」為主軸的積極一面；而推動「民主自治」可能就是抵抗運動紮根的方式。
首先，雨傘運動讓我們深切地體會到在梁振英下台之前，香港政制的民主發展基本上並無可能。而香港民主派與北京劍拔弩張的情勢，短期內亦不會緩和。 因此，中短期內，民主運動如將精力投放入爭取普選制度，策略上基本上是緣木求魚、白費氣力。相較爭取普選，面對強硬的北京，蓄積實力才是當務之急。
不過要蓄積實力亦非易事，因為隨着政改告吹，北京的全面打壓指日可待，面對建制勢力及北京的步步進迫，「抵抗」似乎是唯一選擇，就此香港社會已毫不陌生。但是，之後呢？民主派一直為人詬病的，就是除了反對外，別無新意，也無解決問題的方法。民主派要爭取更多支持，只停留在示威、衝擊、拉布層次的抵抗實在遠遠不夠。最先了解到這問題的，其實是激進派系，他們一直要求升級，就是因為他們深切了解到現在的抵抗方式非常不足。不過，升級並不一定等同激進化，要擺脫目前困局，我們不妨先了解一下「抵抗」本身是如何運作的。
覺醒，直視不公義
Jamie Frueh 在講述南非抵抗運動的 Political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一書中，指出一般而言社會抵抗運動要達至改變社會的效果，都會經過三個階段：（1）覺醒；（2）「製造麻煩」；（3）推動替代方案。「覺醒」非常重要，因為最恐怖的不公義往往並非明刀明槍的打壓，而是以打壓為基礎，逐步讓人們對不公義的事視而不見， 甚至視作常態。 若不公義的事，被視為正常，不但「抵抗」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就連被欺壓者都可能會視「被欺壓」為正常。
因此抵抗的第一步往往是「覺醒」，就是要直視不公義，並察覺這並非常態。 這階段開始時，往往只有少數人能做到，但這少數人會以改變不公義為最終目標。因為他們人數太少，又缺乏資源，單靠自身力量很難馬上成事。此時抵抗運動就會進入第二階段：「製造麻煩」。
「製造麻煩」是抵抗的重要一環，它與「武裝革命」不同，由於缺乏實力，它的目標並非馬上以力量推翻政權。 相反，「製造麻煩」是要打亂社會日常生活的秩序，從而迫使社會大眾無法在不公義的情況下平常度日，繼而希望迫使大家正視不公義。這階段的成果，往往在於覺醒的人會越來越多，最後形成足以推動社會改變的政治力量。不但香港的社會運動亦一直沿此路進，甚至歷史上， 人類社會制度的重大改變，大多由此而成。大至英國廢除奴隸貿易、美國廢除黑奴制度、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及印度的獨立運動，小至各式各樣的社會改革， 大多是由不斷「製造麻煩」的抵抗達成的。在人類政治社群的經驗中，以「製造麻煩」為主的社會抵抗運動，可說是革命以外，對抗不公義的最有力選擇。 然而，這階段亦往往得面對兩個重要瓶頸。
「製造麻煩」的瓶頸
首先，是社會大眾的反撲，「製造麻煩」的基調是不讓社會大眾安穩地對不公義視而不見，這很多時自然會令大眾心生厭惡，結果非但不能令更多人覺醒，反而造就讓政權借安定為藉口打壓的機會。這情況在抵抗運動步向暴力化時，尤其容易發生。「六七暴動」將香港市民推向支持本來是剝削者的殖民地政府，即為一例。究其所以，是當抵抗運動步向暴力化時，「迫令更多人覺醒」的目標很容易逐步與「以力量迫使政權屈服」的目標混淆，於是開始展開不計代價的行動。但問題是，若本身有足夠力量迫使政權屈服，一開始就不需要借助「製造麻煩」喚醒更多人支持。一旦本身支持不足，硬碰硬很可能會令運動的代價超越社會大眾一時間願意承受的水平，結果只會讓政權得到更多人支持，借勢打壓。
第二，即使能夠讓一定數量的民眾認知到社會上的不公義，若始終無替代辦法，則結果很可能是讓大家感到氣餒，而運動亦可能隨之瓦解。當抵抗運動面對這兩個瓶頸時，若要繼續下去，就必須進入第三階段。
「建設」，與不義政權分庭抗禮
第三階段的抵抗運動是要超越單純「製造麻煩」的抗爭，而積極地透過「建設」去與不義的政權分庭抗禮。透過主張一套能取代現有不公義情況的做法，並盡可能將之實踐，這便可以一方面讓社會大眾減少對政權的依賴，同時又為爭取更多支持建立一個務實的支撐點。實際而正面的行動，可以讓民眾看到「原來可以如此的」，繼而讓他們擴闊想像：「若我們能做到更多改變，結果又會如何呢？」這種運動的威力非常驚人，例如波蘭團結工會就曾透過建立一強大的公民社會，以減少對政權的依賴，最後獲得足夠實力迫使政權談判妥協；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軍事佔領下，能逐步建立起反抗陣線，也是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帶頭結集支持者，再透過為民眾提供各種醫療、教育、社會保障服務，將本來一盤散沙的巴勒斯坦國民組織起來。正面建設雖然費時吃力，但所累積的力量卻非常龐大，特別是當「製造麻煩」的做法走向瓶頸時，其相對效益更形吃重。
黃藍撕裂，印證着香港的抵抗運動明顯已抵達第二階段的瓶頸，再一味單靠「製造麻煩」施壓，不但效益不足，更可能導致反彈，因此筆者主張香港的民主運動 應該向第三階段進發。 但實質上應如何進行呢？筆者認為要點只有兩句話：「越過政權，民主自治」。
越過政權，民主自治
民主運動近30年都是沿着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方向進行，目標是建立普選制度，民主地選出政治代表，再由民選政府以公權力推動政策，這原是合理之至，但在北京的打壓下，此路不通。因此，我們要做的，就是要找出方法繞過政府權力，並置之不理，直接透過社區民主參與，管治自己的社區。 這做法有三大優勢：
一、可以活用香港的天時地利。既然短期內政制民主化無可能，那長期的民主自治運動在時機上就非常恰當，而香港尚有言論及結社自由，這些運動可以完全合法地推動，政權雖會嘗試阻撓，但運動仍有機會成功。
二、可以培養民主社會的實質內涵。民主的意義本來就不止於選出政治代表，而亦包括市民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盡力參與共同管治。「越過政權，民主自治」的方向，正好和培養民主社會內涵的目標相脗合。長遠而言，實有益於他日政制的民主化。
三、可以蓄積力量，為更大型的抵抗運動做準備。正面建設除了可為民眾提供抵抗運動的「着力點」和想像空間外，還有助建立社區動員機制和網絡，透過自治運動將民眾逐步組織起來，民主運動的力量也會隨之逐步增強。長遠而言，亦有利於向北京爭取政制上的民主化。
這聽起來可能會令人覺得過於理想化，特別是當中會有大量技術問題需要解決： 例如有哪個組織會願意這樣做呢？缺乏資源又如何自治？缺乏公權力做後盾，如何保證執行順利？決策機制又如何建立？這些都是以「民主自治」為抵抗方式所必須回應的問題。
真正的民主社會，是每一位市民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盡力參與社會的共治，繼而承擔起社會的命運與未來。
然而要回應，最好還是切實地嘗試。今年七一， 遊行人數銳減，這似乎象徵着民主運動的衰微，但是筆者留意到七一雖然少人，卻出現了很多新的小型公民社區團體、組織，每一個都在做實事，由保護郊區，到鼓勵回收，到推展農耕，到社區經濟，到義務補習，每一個團體都能將各種事業與香港的未來連繫起來，並從「為香港未來努力」這大目標中取得力量，將高遠的理想，落實成最微小而切實的努力。真正的民主社會，不是大家投投票，就將所有自身的責任推得一亁二淨。真正的民主社會，是每一位市民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盡力參與社會的共治，繼而承擔起社會的命運與未來。當香港社會正面對變得「犬儒」的危機時，這些年輕人正切實地用自己的腳步與汗水驅走「犬儒」心態，建立一個有實質內涵的民主社會。 這正是以「民主自治」為核心的抵抗運動開展的契機。 更精彩的，是一些壓力團體最近展開了一場「社區公民約章運動」，他們的方向正是追求「社區公民」、「社區自主」、「社區經濟」、「社區參與」及「革新體制」；這正是透過推動社區參與， 直接建立「民主自治」的嘗試。 他們的成敗，很可能就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投入力量，支持他們。
香港的民主運動正面對一個非常艱難的困局。30年來沿着政制民主化的改革方向，短期內已再無希望；而面對着北京打壓民主發展，及管治困局無從解決的困境，民主運動必須多頭並進；絕不可繼續單靠「製造麻煩」施壓。建立正面的抵抗運動，可能是香港民主運動最重要的出路，而民主運動是步向衰微，還是成功轉型，最後還是取決於我們的決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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