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告訴大家，世界沒有完全公平的制度，任何的安排總會有所傾側，何況不民主制度下的選舉，總會狐疑多少偏幫執政黨。香港的區議會選舉，公信力越來越受質疑，種票疑雲未散，即使建制派如何強調有人濫報，大量的輸入資料錯誤、虛構的登記地址以至燈柱、工地的登記個案始終是不爭事實；較少人留意的，反而是選區劃界，雖然我們從媒體報導看到如沙田乙明選區，相距甚遠的乙明村竟可與新公屋水泉澳村劃作一選區，但始終難以證明這是制度安排下的結果。我們的選區劃界，究竟締造着怎樣的效果？
不公改劃即使在美國也經常出現，何況選舉威權政體，執政陣營更有可能在制度設定上有利他們。如學者Ron Johnston分類，不公改劃特徵包括：不合比例（malapportionment）：泛指選區人口比例差距太大，或是選區大小恰好劃至某派票倉，便造成不公平；改劃不公（gerrymandering）：指改劃的範圍為執政黨度身訂造，選區劃界的結果使執政黨能夠贏取大部分席位，在野黨即使和執政黨的支持沒很大差距，也因劃界而所得議席較少；浪費、剩餘及有效選票：對執政黨來說，最佳的局面便是盡量在不同選區稍勝對手，不會出現個別選區大勝，大多選區稍敗的慘況，若改劃選區能有助選票分布，這改劃便是偏私於一方。（註一）
每屆改動四分之一選區
香港的故事不易說，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的劃界準則，每個選區大約要符合17000人口基數（2015年為16964人），並只容許上下25%的偏差，不過以香港這樣的大都會來說，隨便一兩個屋苑便隨時滿足17000人口，選區範圍亦因此偏小、容易浮動，不夠一公里便隨時是一個選區，而25%人口增減大概相等於四千多人而已，香港大部分地方均屬城市，社區人口有這數目的流動並不罕見，使選區容易偏離標準。（註二）
除此之外，在規劃選區時，需符合「社區完整性」為準則。所謂根據「社區完整性」改劃選區是一個相當主觀的概念，而每區的民政專員在向選舉事務處提供意見時，有着相當關鍵的發言權力，選舉管理委員會的劃界報告更表明：「各區民政事務專員對轄區內各選區的社區特色、地方聯繫及實際發展等均有掌握，為選管會的劃界工作提供了甚有價值的意見」。如是者地區專員便在體制上成為影響劃界的過程中舉足輕重的角色。
因此，以人口為基準，看似公平的制度，實質令每屆牽涉調整的選區，大概也佔100個。今屆的區議會選舉，便牽涉修訂109區選區分界，佔議席總數約四分之一，雖然不是每一個選區的改動，都牽涉大幅度的人口改劃，未必嚴重影響地區形勢，但每屆這樣大的改動，無疑使不少選區勢力板塊遭受重整，形成相當的空間造成選舉不平等。
有關香港選區劃界的有系統研究不多，然而按黃鶴回教授的實證統計，得出泛民主派任區議員的選區，劃界頻率比建制派高得多。（註三）即使未確信政府在改劃時有否偏幫，甚或是個別民政專員有否就界定「社區聯繫」這樣主觀的概念上作偏私的意見，一個粗略的觀察是，建制派議員大多控制人口穩定的鄉郊選區，這些選區大多不會因人口變動改劃，相反，民主派控制的區議會選區大多於人口密集的區域，便較容易成為「開刀」的對象。
然後配合一些零散看到的個案，或可看到些蛛絲馬跡：舉例說在2003年民主派盤據的深水埗，2007年區議會選舉時任委任議員的郭振華首次參與直選，恰巧當屆在其擔任業委會的又一村便從原屬一區的「大坑東及又一村」獨立分割出來，有地區人士表示像是為其參與直選度身訂造；同時間南昌選區卻遭大執位，使民協的梁欐落敗，該區民建聯一口氣取得兩個議席。或許真的沒有關係，但改劃選區客觀的效果，的確影響該區建制派一屆多至少三席進帳。
如何影響選舉勝敗
而在區議會選舉的遊戲規則下，選區劃界可謂對現任議員來說相當致命。最近幾屆的區議會選舉數字說明，一名現任區議員不論黨派，通常有約80%可以連任，說明區議會選舉是相當有利現任的體制。若一名議員沒有很大的過錯，雖然未必有很大政績，但居民亦沒有很大的改變訴求的話，也會支持「過關」。而作為現任議員，不論在資源還是位置也有比在野大得多的優勢（incumbency advantage），造成連任率高的情形。
但若選區人口遽變，特別是遭遇改劃選區，便使現任議員再沒有優勢，與在野挑戰者站在較相近的起跑線競逐新的選民支持。如此一來，遭遇選區改劃的現任議員，便會使其連任受更大威脅。
泛民人才荒影響勝算
香港的選區改劃制度源於1980年代初期，當時區議會只以社區完整性作為劃定選區準則，被批評人口差別太大，容易造成票值不均，以致在1999年開始推行人口基數為本的規定。然而制度本身，仍因香港居住人口流動頻密的特質需每屆改劃約四分之一選區，如果議員代表更多的選民，改劃頻繁的問題本可大幅減少，毋須因改劃增加不公可能。
然而這種選區狹小、人口密度高的設定，對於資源豐厚的政黨建立組織及聯繫工作有利，選民也傾向關注屋苑小事，多於較寬闊的地區事務，究竟對哪派政黨有利，自是明顯。
因此，對於民主派來說，要在體制下把握競爭機會，追上現任議員的起跑線，理應物色新人到改劃的選區競逐議席，然而筆者在前線看到的是，建制派往往有條件派出人選服務，民主派反而較缺乏人選，投放相當時間與建制派競逐改劃了的選區。制度配合人的困局，使近兩屆的區議會選舉，越來越難競爭。
（區諾軒，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碩士、南區區議員）
延伸閱讀：
註一：Johnston, Ron. “Manipulating maps and winning elections: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malapportionment and gerrymandering.” Political Geography 21.1 (2002): 1-31.
註二：「2015年區議會選舉選區分界」，《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
註三：Wong, Stan Hok-wui. ““Killing Me Softly”: Undermining Opposition Parties by Gerrymandering i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he Hyatt Regency New Orleans, New Orleans, Louis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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