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告诉大家，世界没有完全公平的制度，任何的安排总会有所倾侧，何况不民主制度下的选举，总会狐疑多少偏帮执政党。香港的区议会选举，公信力越来越受质疑，种票疑云未散，即使建制派如何强调有人滥报，大量的输入资料错误、虚构的登记地址以至灯柱、工地的登记个案始终是不争事实；较少人留意的，反而是选区划界，虽然我们从媒体报导看到如沙田乙明选区，相距甚远的乙明村竟可与新公屋水泉澳村划作一选区，但始终难以证明这是制度安排下的结果。我们的选区划界，究竟缔造着怎样的效果？
不公改划即使在美国也经常出现，何况选举威权政体，执政阵营更有可能在制度设定上有利他们。如学者Ron Johnston分类，不公改划特征包括：不合比例（malapportionment）：泛指选区人口比例差距太大，或是选区大小恰好划至某派票仓，便造成不公平；改划不公（gerrymandering）：指改划的范围为执政党度身订造，选区划界的结果使执政党能够赢取大部分席位，在野党即使和执政党的支持没很大差距，也因划界而所得议席较少；浪费、剩余及有效选票：对执政党来说，最佳的局面便是尽量在不同选区稍胜对手，不会出现个别选区大胜，大多选区稍败的惨况，若改划选区能有助选票分布，这改划便是偏私于一方。（注一）
每届改动四分之一选区
香港的故事不易说，根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划界准则，每个选区大约要符合17000人口基数（2015年为16964人），并只容许上下25%的偏差，不过以香港这样的大都会来说，随便一两个屋苑便随时满足17000人口，选区范围亦因此偏小、容易浮动，不够一公里便随时是一个选区，而25%人口增减大概相等于四千多人而已，香港大部分地方均属城市，社区人口有这数目的流动并不罕见，使选区容易偏离标准。（注二）
除此之外，在规划选区时，需符合“社区完整性”为准则。所谓根据“社区完整性”改划选区是一个相当主观的概念，而每区的民政专员在向选举事务处提供意见时，有着相当关键的发言权力，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划界报告更表明：“各区民政事务专员对辖区内各选区的社区特色、地方联系及实际发展等均有掌握，为选管会的划界工作提供了甚有价值的意见”。如是者地区专员便在体制上成为影响划界的过程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因此，以人口为基准，看似公平的制度，实质令每届牵涉调整的选区，大概也占100个。今届的区议会选举，便牵涉修订109区选区分界，占议席总数约四分之一，虽然不是每一个选区的改动，都牵涉大幅度的人口改划，未必严重影响地区形势，但每届这样大的改动，无疑使不少选区势力板块遭受重整，形成相当的空间造成选举不平等。
有关香港选区划界的有系统研究不多，然而按黄鹤回教授的实证统计，得出泛民主派任区议员的选区，划界频率比建制派高得多。（注三）即使未确信政府在改划时有否偏帮，甚或是个别民政专员有否就界定“社区联系”这样主观的概念上作偏私的意见，一个粗略的观察是，建制派议员大多控制人口稳定的乡郊选区，这些选区大多不会因人口变动改划，相反，民主派控制的区议会选区大多于人口密集的区域，便较容易成为“开刀”的对象。
然后配合一些零散看到的个案，或可看到些蛛丝马迹：举例说在2003年民主派盘据的深水埗，2007年区议会选举时任委任议员的郭振华首次参与直选，恰巧当届在其担任业委会的又一村便从原属一区的“大坑东及又一村”独立分割出来，有地区人士表示像是为其参与直选度身订造；同时间南昌选区却遭大执位，使民协的梁欐落败，该区民建联一口气取得两个议席。或许真的没有关系，但改划选区客观的效果，的确影响该区建制派一届多至少三席进帐。
如何影响选举胜败
而在区议会选举的游戏规则下，选区划界可谓对现任议员来说相当致命。最近几届的区议会选举数字说明，一名现任区议员不论党派，通常有约80%可以连任，说明区议会选举是相当有利现任的体制。若一名议员没有很大的过错，虽然未必有很大政绩，但居民亦没有很大的改变诉求的话，也会支持“过关”。而作为现任议员，不论在资源还是位置也有比在野大得多的优势（incumbency advantage），造成连任率高的情形。
但若选区人口遽变，特别是遭遇改划选区，便使现任议员再没有优势，与在野挑战者站在较相近的起跑线竞逐新的选民支持。如此一来，遭遇选区改划的现任议员，便会使其连任受更大威胁。
泛民人才荒影响胜算
香港的选区改划制度源于1980年代初期，当时区议会只以社区完整性作为划定选区准则，被批评人口差别太大，容易造成票值不均，以致在1999年开始推行人口基数为本的规定。然而制度本身，仍因香港居住人口流动频密的特质需每届改划约四分之一选区，如果议员代表更多的选民，改划频繁的问题本可大幅减少，毋须因改划增加不公可能。
然而这种选区狭小、人口密度高的设定，对于资源丰厚的政党建立组织及联系工作有利，选民也倾向关注屋苑小事，多于较宽阔的地区事务，究竟对哪派政党有利，自是明显。
因此，对于民主派来说，要在体制下把握竞争机会，追上现任议员的起跑线，理应物色新人到改划的选区竞逐议席，然而笔者在前线看到的是，建制派往往有条件派出人选服务，民主派反而较缺乏人选，投放相当时间与建制派竞逐改划了的选区。制度配合人的困局，使近两届的区议会选举，越来越难竞争。
（区诺轩，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硕士、南区区议员）
延伸阅读：
注一：Johnston, Ron. “Manipulating maps and winning elections: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malapportionment and gerrymandering.” Political Geography 21.1 (2002): 1-31.
注二：“2015年区议会选举选区分界”，《选举管理委员会》网页
注三：Wong, Stan Hok-wui. ““Killing Me Softly”: Undermining Opposition Parties by Gerrymandering i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he Hyatt Regency New Orleans, New Orleans, Louis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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