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運動者從1995年北京世婦會召開時的開創與期待，到2015年的憤怒與忍耐，刻畫出中國從婦女學到女權主義發展的五條軌跡：國家女權主義日漸式微；民族主義、新儒家、新國學等文化保守思想運動將女權反向推到極端；市場與開發利用女性生產力為主導的國家女權主義同謀，在國家對女性權利保障制度缺位的情況下，一方面提供了女性主體解放的土壤，另一方面步步逼近成為全方位侵犯女權的主力；婦女/性別學科逐漸建立並廣泛普及；草根女權運動更加多元但依舊力量薄弱。
從開放走向保守的政治空間
就職於密歇根大學的中國婦女運動史及當代婦女研究知名學者王政，接受曹雅學的訪談評論4月10日還在押的五位女權主義者時憤怒了：「現在的問題是，你不非法他也來抓你。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表達憤怒並不是王政的風格。1989年，王政與一批留學從事婦女學研究的女博士，發起成立了海外中華婦女學學會。1993年起該學會與中國的大學和婦女研究機構合作，進行研討、培訓和女權思想相關的翻譯，旨在高校開闢女權學術領域並與世界接軌。密歇根大學﹣復旦大學社會性別研究所即為一例，是王政推動建立的性別教育研究基地。越來越多年輕的海歸女博士也進入性別學科建設。
天津師範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的退休教授杜芳琴，保存了1993年以來海外中華婦女學學會合作舉辦婦女學科建設研討班的多張照片。她指出截至2011年，婦女學科全國開設課程超過400門。
努力保有女權主義在中國的工作空間，與中國官方和民間保持對話，將在地的女權主義工作去政治化，從法律、經濟、社會多方面深入改變性別文化，一直是以王政為代表的女權運動方式。這在策略方面也深刻影響了她們幾代的學生。
今年3月7日五位年輕的女權主義者因策劃反對性騷擾的公眾活動被抓後，王政在微信羣、公開講話中不停地朝中國警方喊話，試圖使對方理解，被捕者從事的是落實中國現行法律框架下對女性保護的工作。然而她也清楚地指出，拘捕五名女權主義者，只是全國範圍內對務實型NGO和倡導型NGO壓制畫面的一部分。避開審查的手機應用Telegram羣裏，年輕的女權主義者商議在國內傳播王政4月10日訪談的策略，負責聲援五位女權主義者的微信公號 “GoneGirl “編輯説：「應一些相關人員的要求，（訪談）內容裏有一些不適合傳播的信息，需要修改刪減一下」。
85歲的王行娟則認為，1995年北京世婦會是中國婦女工作的頂峯。通過觀察婦聯系統機關報如《中國婦女報》報導內容的轉變，她批評政府對女性問題的關注力度和深度大不如前。如果從王行娟個人生命軌跡來理解中國政府對婦女工作的重視程度，頂峯之説也許是對的。
改革開放後，全民上下對新知識和觀念的渴求進入亢奮期，從書店門口排成長龍的隊伍及轉眼售罄的新書可見端倪。80年代是思想自由的黃金時代，理論家李小江以《人類進步與婦女解放》作為1949年以來的第一篇婦女研究理論文章，開啟了「婦女研究運動」。李小江認為此場運動結束於世婦會召開前夕的1994年。
李小江從本體論上挑戰了毛澤東時代「男女平等」的口號，將女人還原為有性的人，將女性個人生命經驗概念化成本質論女性主義，並反映改革開放對中國人的衝擊。1988年，中國進行差額選舉實驗，被差額淘汰的往往是女性。《中國婦女報》因此發起婦女參政比例下降的討論——雖然它無力質疑「參政」的核心障礙。。同年，離休的王行娟創辦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婦女研究所，並於1992年開通全國第一條婦女熱線。
89鎮壓結束，中國整個社會進入如履薄冰的寒蟬狀態。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對公眾的文化心理起了安撫作用。1995年北京政府召開世界婦女大會的條件之一，是設置非政府組織（NGO）論壇，而中國也急於通過世婦會與世界重新連接。希拉里作為美國總統夫人，在會上提出「婦女權利是人權」，而國際NGO帳篷裏，打出「女同性戀的權利是人權」的橫幅。
幾經政治波折，王行娟的婦女研究所作為中國具有官方背景的婦女NGO，在政府的許可下最終接待了希拉里一行的拜訪，並成為全世界媒體的聚焦。非政府組織一詞也逐漸為中國政府接納。但研究所不得不為接待前未經許可便接觸外媒的政治錯誤買單，1996年從中管院脱離，放棄非營利事業單位的法律地位，工商註冊成立了「北京紅楓婦女諮詢服務中心」，得以保全機構。從此致力於與基層政府部門合作，進行反對家庭暴力的社區干預。
王行娟代表了遊走於政府體制與NGO行動的一群人，他們從事社會服務和體制內倡導。
中華女子學院院長張李璽，就職於陝西婦聯的高小賢、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的劉伯紅、上海婦聯的王翠玉等，都是利用婦聯系統的資源，同時開拓相對獨立的NGO服務。她們利用自身職位或與政府高層官員的關係便利，在體制內協商工作空間，將1995年世婦會的遺產「性別平等」，通過大量的官員培訓、基層培訓和媒體傳播，逐漸超越毛澤東時代的「男女平等」概念，進而影響整個社會。
密歇根大學全球女權主義口述史項目對中國本土女權主義知識分子採訪的文本顯示，「性別培訓」作為女權工作的方式和成果被反覆提及。北京世婦會之後的頭十年，可以説是性別和權利概念進入公眾視野的十年。
王行娟1995年頂峯之説，隱喻着政府在女權領域的逐漸退出，女權主義緩慢進入缺失個人化的個人主義時代，日益成為一場文化的、社會的運動，而非狹隘意義上的政治運動。體制內，女權運動依舊主要以婦女學和幹部培訓的形式出現；體制邊緣及外部，女權理論行動相結合，更是一場全面涵蓋私人生活和個體責任的文化社會運動，要求實現性別平等。
受北京世婦會希拉里發言啟發的郭建梅，則進入另一種輪迴。1996年她與同事創辦「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她本人也成為維護婦女權利的公益律師，於2007年獲得希拉里支持的VITAL VOICES獎項。2010年，郭建梅與艾曉明同時獲法國西蒙•德•波伏娃獎。同年，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因政治壓力被撤銷，中心更名註冊為非營利機構「北京眾澤婦女法律服務中心」，與律師事務所合作，繼續婦女法律權益維護工作。
然而，沒有被敍述的信息，也許遠遠多於被敍述的。在既努力保持獨立又與國家體制密切合作、碰撞的女權工作中，反對家庭暴力和性別歧視是主要的內容，服務對象集中在農村婦女和城市社區。
在「北京 ＋20」民間婦女論壇上，「社會性別與發展在中國（GAD）」的榮維毅，抨擊國家針對婦女的暴力未被納入婦女工作的議題。國家暴力並非單指戰爭時期的暴力，還指和平時期國家政策、政府工作人員對婦女直接施加的暴力以及政府部門對女性遭受暴力而不作為。這包括強制計劃生育、強制墮胎、將28歲以上未婚女子定義為剩女以強迫其進入婚姻、對兒童性侵不作為、婚姻法及物權法忽略女性的家庭貢獻尤其造成農村婦女離婚時淨身出户等情況。大批下崗女工、留守婦女兒童、從鄉村進入城市工廠的女工、殘障羣體、少數民族女性，以及被商品化、性化的女人所面臨的議題，則只是由相對微弱的草根團體提出。
左派思想家戴錦華因此批判中國女權在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陷入階級分析的盲點，呼籲正視中國女權運動的歷史脈絡和經驗，正確評估毛澤東時代的「男女平等」。毛澤東時代的「男女平等」，以階級差異甚至階級歧視取代性別差異和個體差異，但至少在話語表述和激進行動中，工農階級女性在國家體制面前，與男性平等，在公共領域爭得了部分的權利和機會。而受個人主義和自由、平等、權利等觀念影響的行動者，則警惕女權與政府權力共謀壓迫女性。但雙方至少還有一位共同的對手：市場在解放女性的同時，對女性進行無孔不入的物化與剝削。
草根女權和被擠壓的聯合國婦女署
馮媛向來低調，三十多年來親歷民間女權的發展。從《陰道獨白》中文版初演到北京世婦會20週年，她推動機構合作，組辦論壇回顧與展望，使從事女權工作的不同個體見到彼此，從非政府的角度竭盡全力守護女權運動的理論和行動空間。
今年八月召開的「北京 ＋20」民間婦女論壇上，照例瀰漫着不知會議是否能順利完成的氣氛。片區警察索要名單與地址，馮媛自然出面緩解。參加論壇的，不僅有長達二十年歷史的研究性、行動性機構，更有多元性別、農家女、打工者、吸毒者、殘障者、性工作者、抗擊艾滋病的女性、同性戀妻子、女性傳媒、法律援助等團體和藝術家。少數族裔女性羣體的聲音，依舊缺失。
清華大學法學專家李楯教授作為出席現場的男性專家，批判矛頭不僅指向政策也指向市場、國際機構和女權運動本身。他未能獲得機會截住聯合國婦女署北京辦公室首席代表湯竹麗，質問聯合國婦女署與網易女人頻道合作舉辦女性傳媒大獎中的失職行為。
事情起因於艾曉明教授裸胸拍照，抗議海南兒童性侵以及兒童性侵追責過程中政府官員對媒體、律師、當事人家屬和女權抗議者葉海燕的壓制。李楯作為2013年的大獎評委，與其他評委選中艾曉明。然而，迫於政治壓力抑或自我審查，艾曉明的名字在頒獎前夕被拿下。李楯説，「這我能理解」，但為何頒獎給諸多根本不懂女權甚至踐踏女權的演藝人士？李楯解釋説是這些獲獎演員背後的商業公司在運作，而聯合國婦女署對此並未干預，依舊作為合辦方以彰顯「社會性別平等」之名傷害女權。
李楯去信溝通，被以「（李楯）你不懂英文」而婉拒，從此不再被邀請擔任評委。2015年4月13日，一些年輕的女權主義者在談話中表達了困惑、不安和恐懼。由於參加前一天HeForShe在清華大學啟動儀式，她們收到來自聯合國婦女署北京辦公室行政工作人員語氣並不友善的電話，要求不要報導ROBERTA CLARKE對被捕的五位女權行動者的支持性評論。後來查實是該工作人員未經過婦女署辦公室直接傳達了清華大學管理人員的要求，不代表聯合國婦女署本身的立場。
這些細節折射出聯合國機構在中國微妙的地位。世婦會的全稱是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顧名思義是在聯合國協調下國家與國家之間對婦女權益促進的責任平台，同時也開放機會給民間社會積極參與。它的工作空間及成效，與所在國的制度空間息息相關，也與第三國乃至國際社會的態度相關。
中國的女權運動中，聯合國最璀璨的時刻，似乎也停留在北京世婦會召開的轉折點。之後漫長的女權建設過程，福特基金會、亞洲基金會、米蘇爾基金會、LGBT權益相關的基金會、香港樂施會等國際機構反而提供了長久具體的支持。今年中國政府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二次審議稿，通過反恐法、國家安全法的情況下，女權運動外部資金和其他NGO組織一樣，面臨危機。回顧北京世婦會的主要貢獻之一：中國政府接納非政府組織一詞。目前NGO的艱難處境很難説不是折射出一種反向運動。
人權話語和新媒體時代的女權主義者
國立廣東大學被正式更名為中山大學的1926年，就有了在國共合作期間「婦女運動人員訓練所」的歷史。但眼下公眾更熟悉的，可能還是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領導下的性別研究和女權運動。如今艾曉明已經退休，她的博士生們獨自擔當門户，柯倩婷留守中山大學，師妹們在珠三角多個高校建立性別課程/研究中心，並與工廠女工、農村及城市社區女性進行多元互動和創作。
2003年艾曉明帶領學生，在中國進行《陰道獨白》首演。之後不同版本的《陰道獨白》在全國各地由不同團體編寫、上演，場場刺激陳舊性別觀念引發社會爭議。2003年孫志剛事件被稱為中國維權運動及網絡運動的標誌性事件。艾曉明關注同時期發生的黃靜案，與胡傑合作將影像作為工具，推動公眾認識約會強姦、推動立法界將性暴力納入法律框架。
隨後她與學生手持攝像機，一起進入位於廣州番禺的太石村，再現爭取自己權益的女村民們；進入艾滋病村，講述不為人知的故事；進入地震災區，呈現獨立調查的公民和尋求公正的地震受害者家人；到被拘捕的人權活動者監所和法庭前，擔當作為公民的職責。艾曉明是人權教育界傑出的加拿大「國際人權培訓項目」校友，她的視野和工作範疇急劇擴展，遠遠超出女權話題本身。為此她個人付出代價，包括失去國際旅行的證件；長時間尤其2009-2013年期間在公共視野被完全消失；長時間不允許在高校開設講座；直到今年六月，上海一家書店放映其約會強姦的紀錄片《天堂花園》活動也被叫停。
2009年開始逐漸進入公眾視野的青年女權行動派，在創造性、行動能力和本土化方面，稱得上是艾曉明的嫡傳弟子。她們多少都是性別研究教育學科建立的成果，在大學時代受各種女權理論激發。而她們自身作為女性、性少數羣體的經驗，更是激發了來自生命的啟蒙。
另一位獨立自由的女權行動導師，是艾曉明的武漢老鄉葉海燕。她於2005年成立「中國民間女權工作室」，倡導保護性工作者的權利，並進行了多次影響深遠的行為藝術，包括在十元店為農民工提供免費性服務、和艾未未一起拍攝一虎八奶圖。她並不為保守的女權主義者接納，但這已經不重要了。2013年海南萬寧校長及政府官員性侵小學生的醜聞中，她打響了「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的口號，並為此付出進拘留所和全家被迫遷的代價，也從此頻頻被地方國保警察騷擾。
而性學領域的潘綏銘，雖然被迫提早退休，他的博士生黃盈盈擔當了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的門户。潘綏銘及學生們的研究，將具有主體性的性工作者呈現在世人面前。性學家李銀河的貢獻，不僅在學術領域，而且她公開寫作與王小波的性虐遊戲及與跨性別伴侶共同生活的經歷。香港大學性學專家何式凝的博士生們，對中國都市女性、珠三角小姐、性暴力及亂倫等問題進行研究，提出性資本等概念，也陸續畢業返回大陸繼續在學術和社會行動中回應一個日益性開放、性自由的中國。
然而，新媒體時代，很難説誰是誰的老師，更難説誰是誰的領導。
多元性別團體與國際運動緊密結盟，被戲稱是NGO領域的「主流精英」。女權之聲和廣州新媒體女性，都是具有理論背景的女權學者在掌門，力圖以女權的姿態評論社會時政和文化事件。和與官方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早期婦女機構比較，她們相對更加獨立、快速地回應了我們所生活的時代。
記者出身的趙思樂，從「女權之聲」離職後，無論文字還是行動，都在渴求一種更加激進的女權運動姿態。青年馬户通過試用期、買好飯盒準備當快遞員，卻因女性身份被拒絕，也只有起訴北京郵政速遞物流有限公司。
2013年海南兒童性侵事件後，23歲的大兔和小夥伴們一起統計了近百起兒童性侵案；23歲的肖美麗徒步從北京到廣州，要求改變中國對性侵犯的處理態度。你甚至不知道明天將會是誰主導一場極具創意的女權行動，席捲社交網絡。這是一個獨行俠的時代。佔領男廁所之類的街頭快閃行動，既是個人的，又是鬆散網絡的。它往往體現了某種直接性、專業性、趣味性和女權訴求的深刻性。
2015年中國政府出台反對家庭暴力法草案；8月29日通過刑法修正案，正式取消嫖宿幼女罪。很難説這和新媒體時代的女權運動沒有關係。與此同時，五位被捕女權主義者的律師、支持葉海燕和介入海南兒童性侵案的女律師王宇，尚在拘留中。
然而，基於歷史成因和現實的社會結構，作為人權的女權，免於暴力和獲取均等發展機會，依舊依賴於制度保障。政府、企業和一切機構職責在所難免。作為個人主義運動的女權，更依賴於性別平等觀念深深植入人們日常的社會文化生活。
（曾金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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