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运动者从1995年北京世妇会召开时的开创与期待，到2015年的愤怒与忍耐，刻画出中国从妇女学到女权主义发展的五条轨迹：国家女权主义日渐式微；市场与开发利用女性生产力为主导的国家女权主义同谋，在国家对女性权利保障制度缺位的情况下，一方面提供了女性主体解放的土壤，另一方面步步逼近成为全方位侵犯女权的主力；妇女/社会性别学科逐渐建立并广泛普及；草根女权运动更加多元但依旧力量薄弱。
从开放走向保守的政治空间
就职于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妇女运动史及当代妇女研究知名学者王政，接受曹雅学的访谈评论4月10日还在押的五位女权主义者时愤怒了：“现在的问题是，你不非法他也来抓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表达愤怒并不是王政的风格。1989年，王政与一批留学从事妇女学研究的女博士，发起成立了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1993年起该学会与中国的大学和妇女研究机构合作，进行研讨、培训和女权思想相关的翻译，旨在高校开辟女权学术领域并与世界接轨。密歇根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即为一例，是王政推动建立的性别教育研究基地。越来越多年轻的海归女博士也进入性别学科建设。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退休教授杜芳琴，保存了1993年以来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合作举办妇女学科建设研讨班的多张照片。她指出截至2011年，妇女学科全国开设课程超过400门。
努力保有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工作空间，与中国官方和民间保持对话，将在地的女权主义工作去政治化，从法律、经济、社会多方面深入改变性别文化，一直是以王政为代表的女权运动方式。这在策略方面也深刻影响了她们几代的学生。
今年3月7日五位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因策划反对性骚扰的公众活动被抓后，王政在微信群、公开讲话中不停地朝中国警方喊话，试图使对方理解，被捕者从事的是落实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对女性保护的工作。然而她也清楚地指出，拘捕五名女权主义者，只是全国范围内对务实型NGO和倡导型NGO压制画面的一部分。避开审查的手机应用Telegram群里，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商议在国内传播王政4月10日访谈的策略，负责声援五位女权主义者的微信公号 “GoneGirl “编辑说：“应一些相关人员的要求，（访谈）内容里有一些不适合传播的信息，需要修改删减一下”。
85岁的王行娟则认为，1995年北京世妇会是中国妇女工作的顶峰。通过观察妇联系统机关报如《中国妇女报》报导内容的转变，她批评政府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力度和深度大不如前。如果从王行娟个人生命轨迹来理解中国政府对妇女工作的重视程度，顶峰之说也许是对的。
改革开放后，全民上下对新知识和观念的渴求进入亢奋期，从书店门口排成长龙的队伍及转眼售罄的新书可见端倪。80年代是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理论家李小江以《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作为1949年以来的第一篇妇女研究理论文章，开启了“妇女研究运动”。李小江认为此场运动结束于世妇会召开前夕的1994年。
李小江从本体论上挑战了毛泽东时代“男女平等”的口号，将女人还原为有性的人，将女性个人生命经验概念化成本质论女性主义，并反映改革开放对中国人的冲击。1988年，中国进行差额选举实验，被差额淘汰的往往是女性。《中国妇女报》因此发起妇女参政比例下降的讨论。同年，离休的王行娟创办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并于1992年开通全国第一条妇女热线。
89镇压结束，中国整个社会进入如履薄冰的寒蝉状态。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对公众的文化心理起了安抚作用。1995年北京政府召开世界妇女大会的条件之一，是设置非政府组织（NGO）论坛，而中国也急于通过世妇会与世界重新连接。希拉里作为美国总统夫人，在会上提出“妇女权利是人权”，而国际NGO帐篷里，打出“女同性恋的权利是人权”的横幅。
几经政治波折，王行娟的妇女研究所作为中国具有官方背景的妇女NGO，在政府的许可下最终接待了希拉里一行的拜访，并成为全世界媒体的聚焦。非政府组织一词也逐渐为中国政府接纳。但研究所不得不为接待前未经许可便接触外媒的政治错误买单，1996年从中管院脱离，放弃非营利事业单位的法律地位，工商注册成立了“北京红枫妇女咨询服务中心”，得以保全机构。从此致力于与基层政府部门合作，进行反对家庭暴力的小区干预。
王行娟代表了游走于政府体制与NGO行动的一群人，他们从事社会服务和体制内倡导。
中华女子学院院长张李玺，就职于陕西妇联的高小贤、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刘伯红、上海妇联的王翠玉等，都是利用妇联系统的资源，同时开拓相对独立的NGO服务。她们利用自身职位或与政府高层官员的关系便利，在体制内协商工作空间，将1995年世妇会的遗产“性别平等”，通过大量的官员培训、基层培训和媒体传播，逐渐超越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概念，进而影响整个社会。
密歇根大学全球女权主义口述史项目对中国本土女权主义知识分子采访的文本显示，“性别培训”作为女权工作的方式和成果被反复提及。北京世妇会之后的头十年，可以说是性别和权利概念进入公众视野的十年。
王行娟1995年顶峰之说，隐喻着政府在女权领域的逐渐退出，女权主义缓慢进入缺失个人化的个人主义时代，日益成为一场文化的、社会的运动，而非狭隘意义上的政治运动。体制内，女权运动依旧主要以妇女学和干部培训的形式出现；体制边缘及外部，女权理论行动相结合，更是一场全面涵盖私人生活和个体责任的文化社会运动，要求实现性别平等。
受北京世妇会希拉里发言启发的郭建梅，则进入另一种轮回。1996年她与同事创办“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她本人也成为维护妇女权利的公益律师，于2007年获得希拉里支持的VITAL VOICES奖项。2010年，郭建梅与艾晓明同时获法国西蒙•德•波伏娃奖。同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因政治压力被撤销，中心更名注册为非营利机构“北京众泽妇女法律服务中心”，与律师事务所合作，继续妇女法律权益维护工作。
然而，没有被叙述的信息，也许远远多于被叙述的。在既努力保持独立又与国家体制密切合作、碰撞的女权工作中，反对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是主要的内容，服务对象集中在农村妇女和城市小区。
在“北京 ＋20”民间妇女论坛上，“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的荣维毅，抨击国家针对妇女的暴力未被纳入妇女工作的议题。国家暴力并非单指战争时期的暴力，还指和平时期国家政策、政府工作人员对妇女直接施加的暴力以及政府部门对女性遭受暴力而不作为。这包括强制计划生育、强制堕胎、将28岁以上未婚女子定义为剩女以强迫其进入婚姻、对儿童性侵不作为、婚姻法及物权法忽略女性的家庭贡献尤其造成农村妇女离婚时净身出户等情况。大批下岗女工、留守妇女儿童、从乡村进入城市工厂的女工、残障群体、少数民族女性，以及被商品化、性化的女人所面临的议题，则只是由相对微弱的草根团体提出。
左派思想家戴锦华因此批判中国女权在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陷入阶级分析的盲点，呼吁正视中国女权运动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正确评估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以阶级差异甚至阶级歧视取代性别差异和个体差异，但至少在话语表述和激进行动中，工农阶级女性在国家体制面前，与男性平等，在公共领域争得了部分的权利和机会。而受个人主义和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影响的行动者，则警惕女权与政府权力共谋压迫女性。但双方至少还有一位共同的对手：市场在解放女性的同时，对女性进行无孔不入的物化与剥削。
草根女权和被挤压的联合国妇女署
冯媛向来低调，三十多年来亲历民间女权的发展。从《阴道独白》中文版初演到北京世妇会20周年，她推动机构合作，组办论坛回顾与展望，使从事女权工作的不同个体见到彼此，从非政府的角度竭尽全力守护女权运动的理论和行动空间。
今年八月召开的“北京 ＋20”民间妇女论坛上，照例弥漫着不知会议是否能顺利完成的气氛。片区警察索要名单与地址，冯媛自然出面缓解。参加论坛的，不仅有长达二十年历史的研究性、行动性机构，更有多元性别、农家女、打工者、吸毒者、残障者、性工作者、抗击艾滋病的女性、同性恋妻子、女性传媒、法律援助等团体和艺术家。少数族裔女性群体的声音，依旧缺失。
清华大学法学专家李楯教授作为出席现场的男性专家，批判矛头不仅指向政策也指向市场、国际机构和女权运动本身。他未能获得机会截住联合国妇女署北京办公室首席代表汤竹丽，质问联合国妇女署与网易女人频道合作举办女性传媒大奖中的失职行为。
事情起因于艾晓明教授裸胸拍照，抗议海南儿童性侵以及儿童性侵追责过程中政府官员对媒体、律师、当事人家属和女权抗议者叶海燕的压制。李楯作为2013年的大奖评委，与其他评委选中艾晓明。然而，迫于政治压力抑或自我审查，艾晓明的名字在颁奖前夕被拿下。李楯说，“这我能理解”，但为何颁奖给诸多根本不懂女权甚至践踏女权的演艺人士？李楯解释说是这些获奖演员背后的商业公司在运作，而联合国妇女署对此并未干预，依旧作为合办方以彰显“社会性别平等”之名伤害女权。
李楯去信沟通，被以“（李楯）你不懂英文”而婉拒，从此不再被邀请担任评委。2015年4月13日，一些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在谈话中表达了困惑、不安和恐惧。由于参加前一天HeForShe在清华大学启动仪式，她们收到来自联合国妇女署北京办公室行政工作人员语气并不友善的电话，要求不要报导ROBERTA CLARKE对被捕的五位女权行动者的支持性评论。后来查实是该工作人员未经过妇女署办公室直接传达了清华大学管理人员的要求，不代表联合国妇女署本身的立场。
这些细节折射出联合国机构在中国微妙的地位。世妇会的全称是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顾名思义是在联合国协调下国家与国家之间对妇女权益促进的责任平台，同时也开放机会给民间社会积极参与。它的工作空间及成效，与所在国的制度空间息息相关，也与第三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态度相关。
中国的女权运动中，联合国最璀璨的时刻，似乎也停留在北京世妇会召开的转折点。之后漫长的女权建设过程，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米苏尔基金会、LGBT权益相关的基金会、香港乐施会等国际机构反而提供了长久具体的支持。今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通过反恐法、国家安全法的情况下，女权运动外部资金和其他NGO组织一样，面临危机。回顾北京世妇会的主要贡献之一：中国政府接纳非政府组织一词。目前NGO的艰难处境很难说不是折射出一种反向运动。
人权话语和新媒体时代的女权主义者
国立广东大学被正式更名为中山大学的1926年，就有了在国共合作期间“妇女运动人员训练所”的历史。但眼下公众更熟悉的，可能还是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领导下的性别研究和女权运动。如今艾晓明已经退休，她的博士生们独自担当门户，柯倩婷留守中山大学，师妹们在珠三角多个高校建立性别课程/研究中心，并与工厂女工、农村及城市小区女性进行多元互动和创作。
2003年艾晓明带领学生，在中国进行《阴道独白》首演。之后不同版本的《阴道独白》在全国各地由不同团体编写、上演，场场刺激陈旧性别观念引发社会争议。2003年孙志刚事件被称为中国维权运动及网络运动的标志性事件。艾晓明关注同时期发生的黄静案，与胡杰合作将影像作为工具，推动公众认识约会强奸、推动立法界将性暴力纳入法律框架。
随后她与学生手持摄像机，一起进入位于广州番禺的太石村，再现争取自己权益的女村民们；进入艾滋病村，讲述不为人知的故事；进入地震灾区，呈现独立调查的公民和寻求公正的地震受害者家人；到被拘捕的人权活动者监所和法庭前，担当作为公民的职责。艾晓明是人权教育界杰出的加拿大“国际人权培训项目”校友，她的视野和工作范畴急剧扩展，远远超出女权话题本身。为此她个人付出代价，包括失去国际旅行的证件；长时间尤其2009-2013年期间在公共视野被完全消失；长时间不允许在高校开设讲座；直到今年六月，上海一家书店放映其约会强奸的纪录片《天堂花园》活动也被叫停。
2009年开始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的青年女权行动派，在创造性、行动能力和本土化方面，称得上是艾晓明的嫡传弟子。她们多少都是性别研究教育学科建立的成果，在大学时代受各种女权理论激发。而她们自身作为女性、性少数群体的经验，更是激发了来自生命的启蒙。
另一位独立自由的女权行动导师，是艾晓明的武汉老乡叶海燕。她于2005年成立“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倡导保护性工作者的权利，并进行了多次影响深远的行为艺术，包括在十元店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性服务、和艾未未一起拍摄一虎八奶图。她并不为保守的女权主义者接纳，但这已经不重要了。2013年海南万宁校长及政府官员性侵小学生的丑闻中，她打响了“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口号，并为此付出进拘留所和全家被迫迁的代价，也从此频频被地方国保警察骚扰。
而性学领域的潘绥铭，虽然被迫提早退休，他的博士生黄盈盈担当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门户。潘绥铭及学生们的研究，将具有主体性的性工作者呈现在世人面前。性学家李银河的贡献，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她公开写作与王小波的性虐游戏及与跨性别伴侣共同生活的经历。香港大学性学专家何式凝的博士生们，对中国都市女性、珠三角小姐、性暴力及乱伦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性资本等概念，也陆续毕业返回大陆继续在学术和社会行动中响应一个日益性开放、性自由的中国。
然而，新媒体时代，很难说谁是谁的老师，更难说谁是谁的领导。
多元性别团体与国际运动紧密结盟，被戏称是NGO领域的“主流精英”。女权之声和广州新媒体女性，都是具有理论背景的女权学者在掌门，力图以女权的姿态评论社会时政和文化事件。和与官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早期妇女机构比较，她们相对更加独立、快速地响应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记者出身的赵思乐，从“女权之声”离职后，无论文字还是行动，都在渴求一种更加激进的女权运动姿态。青年马户通过试用期、买好饭盒准备当快递员，却因女性身份被拒绝，也只有起诉北京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
2013年海南儿童性侵事件后，23岁的大兔和小伙伴们一起统计了近百起儿童性侵案；23岁的肖美丽徒步从北京到广州，要求改变中国对性侵犯的处理态度。你甚至不知道明天将会是谁主导一场极具创意的女权行动，席卷社交网络。这是一个独行侠的时代。占领男厕所之类的街头快闪行动，既是个人的，又是松散网络的。它往往体现了某种直接性、专业性、趣味性和女权诉求的深刻性。
2015年中国政府出台反对家庭暴力法草案；8月29日通过刑法修正案，正式取消嫖宿幼女罪。很难说这和新媒体时代的女权运动没有关系。与此同时，五位被捕女权主义者的律师、支持叶海燕和介入海南儿童性侵案的女律师王宇，尚在拘留中。
然而，基于历史成因和现实的社会结构，作为人权的女权，免于暴力和获取均等发展机会，依旧依赖于制度保障。政府、企业和一切机构职责在所难免。作为个人主义运动的女权，更依赖于性别平等观念深深植入人们日常的社会文化生活。
（曾金燕，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博士候选人，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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