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投書日本雜誌《VOICE》九月號的内容，連日來引發台灣政壇的激烈交鋒。國民黨從馬英九總統、朱立倫主席，到總統候選人洪秀柱砲火全開，馬總統更罕見地使用了辱駡式的重話「作賤自己」，來批判李登輝的「媚日」言論。
被簡化的李登輝爭議原文
追溯國民黨高層激烈反應的源頭，不難發現都是根據8月20日聯合晚報的大幅報導和中央通訊社的新聞稿及其相關轉載。該爭議的兩大焦點：其一，根據中央社的新聞稿，李登輝的言論「沒有台灣抗日的事實」；其二，則是「他當時是為祖國而戰的『日本人』」一說。
然而，其他記者「引用」中央社或聯合晚報的報導採訪國民黨「大咖」時，已被簡化為「李前總統說他是日本人、日本是他的祖國，您有何看法？」，前述提問既把指涉「當時」的時間敘述模糊化，又將「日本人」去掉括號。如此簡化、誇大、扭曲的轉換引用，瞬間就點燃向來對李登輝言論不滿的情緒。近日來，幾無克制的謾罵猶如洩洪般地滾滾奔騰，此為其爭議的基本背景。
其後，筆者查看李登輝投書的原文，更赫然發現，即便是中央社所呈現的新聞稿本身也存在部分嚴重的簡化、誇大，引用「二手報導」的危害，可見一斑。
毒草抑或佳作？
李登輝原投書標題為《揭開日台新合作的帷幕》，全文篇幅約6000多字，其間涉及本次爭議的二戰期間戰爭記憶的描述僅佔14%，細看其投書內容則能發現，文內更多的是透過對台灣政治經濟現狀的分析，闡述「脫古革新」的未來發展方向。
李登輝提及的議題涵蓋台灣大選、兩岸關係、修憲問題、年輕世代、IOT（Internet of Things）等等，全篇旁徵博引，論證古今中外。
倘撇開歷史觀及意識形態，平心而論，這是一篇可讀性頗高的文章，李沉澱了豐富經驗並將政經外交問題的洞察力交互融和，睿智貫穿其中。尤其李作爲92歲高齡的作者，他對最新科技與人類社會發展前景的掌握，相信大部分讀完全文的讀者，多少會有油然而生的敬意。
斷章取義下的史觀大論戰
暫回到爭議部分，李的投書文章以憶古論今的形式鋪陳，一開頭就從他本人的戰爭記憶娓娓道來。在點出今年是二戰結束70周年後，他隨即將讀者帶回70年前的二戰經歷，其後才出現了這次引發爭議的描述：「直至70年前，日本和台灣『同為一國』。正因爲是『同為一國』，並沒有台灣與日本戰鬥的事實。我是志願加入陸軍，而我的兄長李登欽則是志願入了海軍。當時我們兄弟無疑是作為『日本人』，為祖國而戰的。」
然而，中央社的新聞稿卻斷章取義，將之簡化為「沒有台灣抗日的事實」，並把原文所論述的「二戰」的時間範圍模糊掉，以致引來國民黨史觀或中國史觀的一片撻伐，馬英九總統也親上火線，直批「怎麼對得起抗日犧牲的先賢先烈，及2000萬犧牲的軍民同胞？」。
隨後，李登輝辦公室則澄清「台灣有抗日活動，但沒有對日抗戰」，只是爲時已晚。在台灣，一般所使用的「抗戰」，指的是二戰結束前中華民國針對日本侵略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
由於上述媒體的斷章取義及簡化誇大，刺激了基於不同意識形態與認同取向的台灣社會，各就「台灣無抗日」、「日本祖國論」兩大焦點激烈交火，且毫無意外地引發兩大陣營的一場大論戰。
批李派係以部分國民黨大咖為主要論客，若根據「全國軍民八年抗戰」的民族記憶與歷史傳承，論者怒斥李「媚日」、「認同錯亂」自可視為自然反應，且批李派強調清朝割台後台灣爆發抵抗日本統治台灣的「乙未戰爭」，也有歷史依據。
另一邊廂，擁李派包括台北市長柯文哲母親，則以其與李同年代的個人經歷，直言「李登輝講得很對」，此外還有基於法理依據，指出日本統治下客觀存在台日「同屬一國」及「台灣人也是日本人」的擁李説法。雙方各擁其主，遂引發一場無法交集的史觀之爭。
國民黨/中國史觀的「選擇性記憶」
誠然，基於當年大陸經驗的中國史觀論者，自然無法容忍將導致國土淪喪、人民顛沛流離，300多萬官兵傷亡，2000萬以上無辜百姓喪命，且在戰場與之廝殺的侵略者視爲「同一國人」，並且把軍國主義日本視爲「祖國」。
然而，此一史觀的支持者，忘卻了早被中國抛棄的台灣，已在日本的統治下，漫漫走過了數十年的「日本時代」，且經歷了強化「日本臣民」意識的「皇民化教育」。
其實，當時在「軍國主義美學」的驅動下，除了台灣，也有許多琉球、韓國的年輕人自願投入日本迎戰「鬼畜美英」的太平洋戰爭，部分還魂斷戰場，構成了殖民地歷史的悲情一幕。
當年多達20萬的「台籍日本兵」，包括4200名被送到南洋、中國大陸、日本的原住民「高砂義勇隊」。其中陣亡將士3萬多人，包含3000多「高砂義勇隊」隊員。其實，台灣人當年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悲情故事還不止於此，當時還有中國的盟友包括蘇聯、美國對台北的空襲，尤其是美國在1945年對台北展開的一場「台北大空襲」行動，就一舉奪走了3000多人的性命。
換言之，台灣人在太平洋戰爭中的遭遇包括其中的無奈、辛酸、悲劇，在強調八年抗戰的中國史觀論者中被選擇性地忘卻了。不止於此，中國史觀論者也忘了衆多老一代台灣人爲何在戰後歡喜回到祖國，卻在「二二八」之後，走向懷念日本的歷史責任。
台灣本土史觀的「選擇性忘卻」
另一方面，台灣本土史觀論者，尤其是像李登輝一樣「親日」的老一代台灣人中，也有不少在建構自己史觀的過程裏，也同樣不知覺地陷入「選擇性記憶」與「選擇性忘卻」的泥沼。
經歷了戰後陳儀部隊接收台灣及受到「二二八」衝擊後，許多老一代的台灣民眾，相當程度地選擇性記取了「日本時代」末期井井有條的社會秩序，而又選擇性地遺忘了殖民統治架構下，日本對台灣人體制化的社會歧視與經濟壓榨，以及割台後前20年交相跌宕、血淚斑斑的武裝抗日運動。
簡言之，這場論爭呼之欲出的本質與特徵，肇始於雙方基於相異的「選擇性記憶」與「選擇性忘卻」，來陳述強渡及繼續建構彼此互不交集的史觀，也因此呈現出各說各話乃至惡言相向的認同衝突圖像。
爭議揭示台灣「後民主時代」的課題
戰後的台灣不僅僅經歷了「二二八」、「白色恐怖」，更經歷了「省籍矛盾」、族群和解，也經歷了社會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衝擊與洗禮，然而近期「反課綱」運動的爆發與李登輝前總統的言論所引發的爭議，使得台灣社會赫然發現，原本我們以為已經「消失」的「省籍」問題，在看不見的隔閡與歧視中，悄然借屍還魂。
此番爭議更揭示了已走過二十多年民主歷程的台灣社會，仍未克服、仍無法跨越的歷史癥結——基於不同省籍背景的戰爭經歷、集體記憶、歷史傳承而形成的旗幟鮮明的對立史觀。
今年是二戰結束70周年。對於70年前的那一場戰爭，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戰爭經歷與集體記憶。奠基於當年「八年抗戰」的中國史觀稱之爲「抗戰勝利70年」；着眼於50年「日本時代」及太平洋戰爭經歷的台灣本土論者，則視之為「終戰/光復」70年」；而在另一地域，對於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佔領期間的香港，或許更熟悉的説法是「戰後重光70年」。
如何走出「選擇性記憶/忘卻」的泥沼？
「一個人的記憶就是他的尊嚴」，龍應台7月在香港書展的演講中，提出迎接跨越不同歷史記憶的「大傾聽」時代。這不僅適用於在爭議漩渦下的台灣社會，不僅適用於正在上演「抗戰史」詮釋權爭奪戰的大陸與台灣，不僅適用於擁有不同戰爭經歷、以及戰後選擇與日本走向不同的和解之路的兩岸三地，也適用於所有不同集體記憶的族群，不同歷史經驗的你、我、他……
從此一視角而言，因李登輝的言論所引發的這場爭論，對人們理解「選擇性記憶」與「選擇性忘卻」如何形成迥異的史觀，對啓發人們如何以包容的胸懷，去面對不同族群的戰爭經歷與集體記憶，何嘗不具正面意義？
（林泉忠，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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