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投书日本杂志《VOICE》九月号的内容，连日来引发台湾政坛的激烈交锋。国民党从马英九总统、朱立伦主席，到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炮火全开，马总统更罕见地使用了辱骂式的重话“作贱自己”，来批判李登辉的“媚日”言论。
被简化的李登辉争议原文
追溯国民党高层激烈反应的源头，不难发现都是根据8月20日联合晚报的大幅报导和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及其相关转载。该争议的两大焦点：其一，根据中央社的新闻稿，李登辉的言论“没有台湾抗日的事实”；其二，则是“他当时是为祖国而战的『日本人』”一说。
然而，其他记者“引用”中央社或联合晚报的报导采访国民党“大咖”时，已被简化为“李前总统说他是日本人、日本是他的祖国，您有何看法？”，前述提问既把指涉“当时”的时间叙述模糊化，又将“日本人”去掉括号。如此简化、夸大、扭曲的转换引用，瞬间就点燃向来对李登辉言论不满的情绪。近日来，几无克制的谩骂犹如泄洪般地滚滚奔腾，此为其争议的基本背景。
其后，笔者查看李登辉投书的原文，更赫然发现，即便是中央社所呈现的新闻稿本身也存在部分严重的简化、夸大，引用“二手报导”的危害，可见一斑。
毒草抑或佳作？
李登辉原投书标题为《揭开日台新合作的帷幕》，全文篇幅约6000多字，其间涉及本次争议的二战期间战争记忆的描述仅占14%，细看其投书内容则能发现，文内更多的是透过对台湾政治经济现状的分析，阐述“脱古革新”的未来发展方向。
李登辉提及的议题涵盖台湾大选、两岸关系、修宪问题、年轻世代、IOT（Internet of Things）等等，全篇旁征博引，论证古今中外。
倘撇开历史观及意识形态，平心而论，这是一篇可读性颇高的文章，李沉淀了丰富经验并将政经外交问题的洞察力交互融和，睿智贯穿其中。尤其李作为92岁高龄的作者，他对最新科技与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掌握，相信大部分读完全文的读者，多少会有油然而生的敬意。
断章取义下的史观大论战
暂回到争议部分，李的投书文章以忆古论今的形式铺陈，一开头就从他本人的战争记忆娓娓道来。在点出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后，他随即将读者带回70年前的二战经历，其后才出现了这次引发争议的描述：“直至70年前，日本和台湾『同为一国』。正因为是『同为一国』，并没有台湾与日本战斗的事实。我是志愿加入陆军，而我的兄长李登钦则是志愿入了海军。当时我们兄弟无疑是作为『日本人』，为祖国而战的。”
然而，中央社的新闻稿却断章取义，将之简化为“没有台湾抗日的事实”，并把原文所论述的“二战”的时间范围模糊掉，以致引来国民党史观或中国史观的一片挞伐，马英九总统也亲上火线，直批“怎么对得起抗日牺牲的先贤先烈，及2000万牺牲的军民同胞？”。
随后，李登辉办公室则澄清“台湾有抗日活动，但没有对日抗战”，只是为时已晚。在台湾，一般所使用的“抗战”，指的是二战结束前中华民国针对日本侵略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由于上述媒体的断章取义及简化夸大，刺激了基于不同意识形态与认同取向的台湾社会，各就“台湾无抗日”、“日本祖国论”两大焦点激烈交火，且毫无意外地引发两大阵营的一场大论战。
批李派系以部分国民党大咖为主要论客，若根据“全国军民八年抗战”的民族记忆与历史传承，论者怒斥李“媚日”、“认同错乱”自可视为自然反应，且批李派强调清朝割台后台湾爆发抵抗日本统治台湾的“乙未战争”，也有历史依据。
另一边厢，拥李派包括台北市长柯文哲母亲，则以其与李同年代的个人经历，直言“李登辉讲得很对”，此外还有基于法理依据，指出日本统治下客观存在台日“同属一国”及“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拥李说法。双方各拥其主，遂引发一场无法交集的史观之争。
国民党/中国史观的“选择性记忆”
诚然，基于当年大陆经验的中国史观论者，自然无法容忍将导致国土沦丧、人民颠沛流离，300多万官兵伤亡，2000万以上无辜百姓丧命，且在战场与之厮杀的侵略者视为“同一国人”，并且把军国主义日本视为“祖国”。
然而，此一史观的支持者，忘却了早被中国抛弃的台湾，已在日本的统治下，漫漫走过了数十年的“日本时代”，且经历了强化“日本臣民”意识的“皇民化教育”。
其实，当时在“军国主义美学”的驱动下，除了台湾，也有许多琉球、韩国的年轻人自愿投入日本迎战“鬼畜美英”的太平洋战争，部分还魂断战场，构成了殖民地历史的悲情一幕。
当年多达20万的“台籍日本兵”，包括4200名被送到南洋、中国大陆、日本的原住民“高砂义勇队”。其中阵亡将士3万多人，包含3000多“高砂义勇队”队员。其实，台湾人当年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悲情故事还不止于此，当时还有中国的盟友包括苏联、美国对台北的空袭，尤其是美国在1945年对台北展开的一场“台北大空袭”行动，就一举夺走了3000多人的性命。
换言之，台湾人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遭遇包括其中的无奈、辛酸、悲剧，在强调八年抗战的中国史观论者中被选择性地忘却了。不止于此，中国史观论者也忘了众多老一代台湾人为何在战后欢喜回到祖国，却在“二二八”之后，走向怀念日本的历史责任。
台湾本土史观的“选择性忘却”
另一方面，台湾本土史观论者，尤其是像李登辉一样“亲日”的老一代台湾人中，也有不少在建构自己史观的过程里，也同样不知觉地陷入“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忘却”的泥沼。
经历了战后陈仪部队接收台湾及受到“二二八”冲击后，许多老一代的台湾民众，相当程度地选择性记取了“日本时代”末期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而又选择性地遗忘了殖民统治架构下，日本对台湾人体制化的社会歧视与经济压榨，以及割台后前20年交相跌宕、血泪斑斑的武装抗日运动。
简言之，这场论争呼之欲出的本质与特征，肇始于双方基于相异的“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忘却”，来陈述强渡及继续建构彼此互不交集的史观，也因此呈现出各说各话乃至恶言相向的认同冲突图像。
争议揭示台湾“后民主时代”的课题
战后的台湾不仅仅经历了“二二八”、“白色恐怖”，更经历了“省籍矛盾”、族群和解，也经历了社会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冲击与洗礼，然而近期“反课纲”运动的爆发与李登辉前总统的言论所引发的争议，使得台湾社会赫然发现，原本我们以为已经“消失”的“省籍”问题，在看不见的隔阂与歧视中，悄然借尸还魂。
此番争议更揭示了已走过二十多年民主历程的台湾社会，仍未克服、仍无法跨越的历史症结——基于不同省籍背景的战争经历、集体记忆、历史传承而形成的旗帜鲜明的对立史观。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对于70年前的那一场战争，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战争经历与集体记忆。奠基于当年“八年抗战”的中国史观称之为“抗战胜利70年”；着眼于50年“日本时代”及太平洋战争经历的台湾本土论者，则视之为“终战/光复”70年”；而在另一地域，对于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日本占领期间的香港，或许更熟悉的说法是“战后重光70年”。
如何走出“选择性记忆/忘却”的泥沼？
“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他的尊严”，龙应台7月在香港书展的演讲中，提出迎接跨越不同历史记忆的“大倾听”时代。这不仅适用于在争议漩涡下的台湾社会，不仅适用于正在上演“抗战史”诠释权争夺战的大陆与台湾，不仅适用于拥有不同战争经历、以及战后选择与日本走向不同的和解之路的两岸三地，也适用于所有不同集体记忆的族群，不同历史经验的你、我、他……
从此一视角而言，因李登辉的言论所引发的这场争论，对人们理解“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忘却”如何形成迥异的史观，对启发人们如何以包容的胸怀，去面对不同族群的战争经历与集体记忆，何尝不具正面意义？
（林泉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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