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爲自己能客觀地分析日本社會，但原來我們的觀察，往往受制於自己身處的文化脈絡與歷史時空。這個專欄每次選取與介紹日本人寫的專著，開闊我們的視野。第一次，筆者反其道而行，首先看看，日本怎樣看中國。原來，我們的想像力，從近代打下來，一直由日本影響着我們，我們一直不為意，又或者不願承認，而且我們的想像力，一直落後於形勢。
所有歷史都是如何說故事的問題。近代中史向以中華民族為中心，一味講述中國如何喪權辱國、外國勢力如何威脅中國的故事。日本東京大學的政治學者平野聰為我們解拆這種國族中心主義的故事。他的辦法，是追溯這個中華民族強國夢的故事，是如何被排斥、被說出來、被迫接受、被相信，也就是講述這個「故事的故事」的來龍去脈。
「中國」本來是文明的概念，而不是擁有主權、涵蓋領土，並擁有「國民」的國民國家的現代國際關係的概念。譬如葛兆光把中國兩個字的古已有之，等同現代意義的主權、國民國家與國族概念。懂日文的話，沒有理由不清楚這二十多年日本漢學與歷史社會學的最新成果。東京大學學者平野聰《「反日」中國的近代史》（筑摩新書2014年）道出中華文明如何在過去200年拒絕接受來自現代西方萬國平等的國際概念，並痛苦地掙扎，最後卻不得不接受從日本借來「國族」的夢想。近代中國一切的悲劇，來自被迫接受、卻又迷失於追求這種來自西方與日本近代國族的制度，並以此為核心去建立國民國家的過程。説到底，一切當代中國問題，皆是天朝顔面何存的自尊心問題，還有自負承載中華道統的文人的失落與失魂處境。
天下、天朝、朝貢、禮治
他在書中自言上承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的傳統，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分析自離不開天朝如何進入西方近代的國際關係體系，相當精闢，尤其重視中國文明的「天下」概念，其實離不開以道德而非智力去治理社會這一點。所謂「天下」，地理空間上廣延以「朝貢體系」為同心圓親疏有別，對內社會則以「禮治關係」上下關係區分統治者／讀書人與老百姓，其中的關鍵是以漢字為文化基礎的文化體系區分。天朝以文明自居，能教化的就是好的屬國，表表者是朝鮮，透過朝貢體系與互市區分親疏，成爲東亞一哥──唯獨日本一直不想被納入。
必須注意的是天下、天朝、朝貢、禮治，並非我們今天所說的國際關係，因爲我們今天的外交關係是建在萬國平等這一點上。而天朝無論對外對内均嚴格區分上下關係。對内，老百姓遠離政治，乖乖做老好人，讓文人代爲管治；對外，注重文化的上下區隔，表態支持天朝的文明核心地位。問題是這種模式，在19世紀，受到西方萬國平等的國際關係挑戰，而對天朝最大的挑戰，其實是日本，轉捩點是日清戰爭（甲午戰爭這個年號本身政治意味很重）。日本以近代國民國家的萬國平等身份，挑戰大清這個以天朝為中心的上下禮治格局。在近代國民國家的國際關係體系中沒有屬國這種曖昧的身份的，大清與日本打的原因就是不欲承認朝鮮的獨立國家與主權地位。換言之，日清戰爭絕對不是一場愛國戰爭，而是從根本破壞了天朝的格局。
天朝概念退出歷史舞台
推翻前近代以天朝為中心的過程中，還有譬如「主權」概念的出現。本來只有近代國家才會以主權去界定有清楚界線的空間領域的。關内關外之類不能收税的地方都是模糊的。平野聰本身研究西藏問題，認爲大清這個遊牧民族所征討得來的土地，其實定下了當今我們所認識的中華民族領土的「核心利益」。“China”也就是外國人所稱呼的大清，在外交文書上成爲國家主權的範圍。這些武功得到的土地，當時只是帝國的一部分，由藩部而非禮部治理，當地人更非今天意義的中華民族一分子。而當時漢人的文人本來已經不欲受外來蠻族管治之餘，又受到外國列強的萬國平等理念所衝擊，這些「武功」得來的土地成爲他們自居代表中華文明尊嚴的最後底線。這些文人不想放棄文明，又不想跟隨西方制度，更不願日本帶領東亞進入這個西方體系，甲午一戰萬事皆休，天朝概念才退出歷史舞台，中國才進入今天的國際關係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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