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为自己能客观地分析日本社会，但原来我们的观察，往往受制于自己身处的文化脉络与历史时空。这个专栏每次选取与介绍日本人写的专著，开阔我们的视野。第一次，笔者反其道而行，首先看看，日本怎样看中国。原来，我们的想像力，从近代打下来，一直由日本影响着我们，我们一直不为意，又或者不愿承认，而且我们的想像力，一直落后于形势。
所有历史都是如何说故事的问题。近代中史向以中华民族为中心，一味讲述中国如何丧权辱国、外国势力如何威胁中国的故事。日本东京大学的政治学者平野聪为我们解拆这种国族中心主义的故事。他的办法，是追溯这个中华民族强国梦的故事，是如何被排斥、被说出来、被迫接受、被相信，也就是讲述这个“故事的故事”的来龙去脉。
“中国”本来是文明的概念，而不是拥有主权、涵盖领土，并拥有“国民”的国民国家的现代国际关系的概念。譬如葛兆光把中国两个字的古已有之，等同现代意义的主权、国民国家与国族概念。懂日文的话，没有理由不清楚这二十多年日本汉学与历史社会学的最新成果。东京大学学者平野聪《“反日”中国的近代史》（筑摩新书2014年）道出中华文明如何在过去200年拒绝接受来自现代西方万国平等的国际概念，并痛苦地挣扎，最后却不得不接受从日本借来“国族”的梦想。近代中国一切的悲剧，来自被迫接受、却又迷失于追求这种来自西方与日本近代国族的制度，并以此为核心去建立国民国家的过程。说到底，一切当代中国问题，皆是天朝颜面何存的自尊心问题，还有自负承载中华道统的文人的失落与失魂处境。
天下、天朝、朝贡、礼治
他在书中自言上承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的传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析自离不开天朝如何进入西方近代的国际关系体系，相当精辟，尤其重视中国文明的“天下”概念，其实离不开以道德而非智力去治理社会这一点。所谓“天下”，地理空间上广延以“朝贡体系”为同心圆亲疏有别，对内社会则以“礼治关系”上下关系区分统治者／读书人与老百姓，其中的关键是以汉字为文化基础的文化体系区分。天朝以文明自居，能教化的就是好的属国，表表者是朝鲜，透过朝贡体系与互市区分亲疏，成为东亚一哥──唯独日本一直不想被纳入。
必须注意的是天下、天朝、朝贡、礼治，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关系，因为我们今天的外交关系是建在万国平等这一点上。而天朝无论对外对内均严格区分上下关系。对内，老百姓远离政治，乖乖做老好人，让文人代为管治；对外，注重文化的上下区隔，表态支持天朝的文明核心地位。问题是这种模式，在19世纪，受到西方万国平等的国际关系挑战，而对天朝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日本，转捩点是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这个年号本身政治意味很重）。日本以近代国民国家的万国平等身份，挑战大清这个以天朝为中心的上下礼治格局。在近代国民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没有属国这种暧昧的身份的，大清与日本打的原因就是不欲承认朝鲜的独立国家与主权地位。换言之，日清战争绝对不是一场爱国战争，而是从根本破坏了天朝的格局。
天朝概念退出历史舞台
推翻前近代以天朝为中心的过程中，还有譬如“主权”概念的出现。本来只有近代国家才会以主权去界定有清楚界线的空间领域的。关内关外之类不能收税的地方都是模糊的。平野聪本身研究西藏问题，认为大清这个游牧民族所征讨得来的土地，其实定下了当今我们所认识的中华民族领土的“核心利益”。“China”也就是外国人所称呼的大清，在外交文书上成为国家主权的范围。这些武功得到的土地，当时只是帝国的一部分，由藩部而非礼部治理，当地人更非今天意义的中华民族一分子。而当时汉人的文人本来已经不欲受外来蛮族管治之余，又受到外国列强的万国平等理念所冲击，这些“武功”得来的土地成为他们自居代表中华文明尊严的最后底线。这些文人不想放弃文明，又不想跟随西方制度，更不愿日本带领东亚进入这个西方体系，甲午一战万事皆休，天朝概念才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才进入今天的国际关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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