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是安全的：舉報者無處不在，大學教師如何「求生」？

「你為什麼要舉報老師？」

「看他不順眼，加上他不支持祖國統一」。

這是舉報者小A通過同學轉述的回答。此外，他堅決拒絕就這個話題進行更多輸出。

在大學青年教師徐靜看來，小A的回答概括了當下中國大學生舉報老師的兩個主要動機——個人情緒的宣泄和對自己意識形態的捍衛。

「學生和老師之間能有什麼深仇大恨？對學生來說，舉報絕大多數是為了發泄，還有一部分是為了謀取諸如保研之類的私利。從這個角度來看，舉報已成為一種工具和手段，而非目的。」徐靜說。

過去兩年，徐靜因被學生舉報，數次被系主任找去談話。談話內容不外乎她應端正思想、積極擁抱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不能一味吹捧國外、要多說國家和政府的好。

徐靜根據談話內容反推自己被舉報的原因：「可能是我在提到台灣時，沒強調這是『中國台灣』；講中蘇關係時，提到珍寶島戰役，並藉此抨擊了蘇聯的邪惡；對於日本的現代化轉型，強調了麥克阿瑟和美國發揮的積極作用；對大國之間的關係構建，提到了遵守國際規則的重要性。我能想到的大概就是這些，但肯定不止這些。」

這也是讓當下很多中國大學教師感到有心無力的地方：很多時候，他們根本不知自己哪裏出了差錯。被舉報後，迎接他們的往往是無休止的被談話、寫檢查，不但錯失評優機會及獎金，甚至主持的學術項目也有可能被迫中斷或轉手他人。

祝你平安——平安上課、平安到家，也因此成為很多教師之間最誠摯的祝福。

「發動人鬥人，一直是黨的『優良』傳統，省錢省力還能做到事無鉅細。」一位因「政見不合」而被某知名大學邊緣化的大學教授指出，「這也充分說明黨對現在大學施行的大思政教育還是不放心，換言之，對大學老師和學生的思想動態不放心。舉報就是揪出那些擁有不合時宜的思想的人，然後將其『絞殺』，以達到人人忠君愛國的最終目的。」

這名教授提到的「大思政課」，於2022年進入中國每所大學的必修課系統。和過往思政教育不同，「大思政課」強調將思政課堂延伸到社會各領域，讓學生在真實社會情境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學生信息員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大批量出現在大學校園。學生信息員制度始於1989年，2000年後逐步普及至中國所有大專院校。信息員均是從學生中選聘，名義上從事教育教學和學校管理服務調查等工作。實際上，信息員是學校黨政部門的耳目，用於監視教師和其他學生，也是思想政治工作隊伍的一部分。

近年，隨着信息員數量成規模擴大，針對其工作的獎勵也更加多元，除勞務報酬外，他們還能得到加分、論文發表、保研等額外獎勵，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信息員們對舉報的積極態度。舉報行為也被不斷美化，甚至有官方媒體將舉報者稱為「吹哨人」。

「『恐懼』和『讓人感到恐懼』是一種卓然有效的管理手段，它阻止了人與人之間的自發連接，更有效遏制了思考和思想的存在——後兩者恰恰是大學最珍貴的財富。這正是官方鼓勵舉報以致現在大學舉報蔚然成風的主要原因。」上述被某知名大學邊緣化的教授表示。

在無所不在、愈演愈烈的舉報風潮下，一些教師嘗試守住教育者的底線，並為此付出高昂代價；一些教師學會「自保」，卻不得不放棄教育質量。一些文科教授私下表示，在不能求真求實、沒有任何思辨的教育系統中，文科專業應直接被廢除。至於大學精神，多位受訪的大學教師共同表示，早已不復存在。

沒有人是安全的

過去兩年，大學教師車學軍被學生舉報了十次以上。

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被舉報了？

「舉報是不會被意識到的，那是學生和學校之間的暗箱交易。如果一個老師能意識到自己被舉報，那麼他就不會被舉報了。」車學軍說，「如果學校偶爾懶得追究，很多人可能終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被舉報了。」

于雲楠就曾一度飽受「遲鈍」之苦。她是一家知名大學歷史學院的教師，性格直爽開朗。有次為了活躍課堂氛圍，於雲楠半開玩笑地提問：「中國人民是哪一年站起來的？」

「1949年，開國大典上毛主席說的」，一名學生回答道。

「其實1943年1月，中美、中英新約，即《中美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條約》、《中英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分別在華盛頓和重慶的簽署，標誌着美、英在華治外法權的廢除，意味着中國徹底從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中擺脫出來，是民族解放運動的重大勝利。這說明早在1943年，中國人民其實就已經站起來了。」于雲楠告訴學生。

上述歷史事實在史學界被統稱為「廢約」事件，在中國歷史學界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鮮有老師敢在課堂上公開講授。

於是，于雲楠被舉報了，理由是她詆譭毛主席、刻意扭曲歷史真相、在課堂傳播有毒言論。最終，學校以重大教學事故為由對她做出停課半年的處罰。

如果說歷史系是舉報的「重災區」，在工商管理學院任教的車學軍曾以為自己教授的課程並不敏感，更不具備思想教育意義，所以不會被監督。直到2019年，他在課堂上成功識別出一位學生信息員。

「那時新冠疫情還沒爆發，一位學生戴着口罩把臉捂得嚴嚴實實，坐在教室倒數第二排，不看我，更不看我準備的PPT，也不和其他學生交流，整節課都是一個人低頭看手機。我感覺他很奇怪，於是在學生小組討論的環節，走到他旁邊問他為什麼不加入討論，並追問他叫什麼、哪個專業的。」車學軍說，那個學生明顯慌了，「我立即就猜到，他是信息員」。

隨即，車學軍大聲呵斥他離開教室，這名學生沒做任何抵抗——這進一步驗證了車學軍對其是信息員的猜測。課後，他迅速到學院的行政辦公室，質問為什麼在自己的課堂安插信息員。對方沒有否認，只是一味安撫他，稱這是學校的統一安排，學院也無能為力。

事情就是這麼發生的，如水到渠成一般。

2025年春節過後的第一節課，陳凱提早去了教室，他在中國南方一所知名大學任教。準備教案的過程中，陳凱發現學生們都反常地坐到了教室兩側，中間正對講台的座位幾乎空無一人。他當即就猜到：教室裏又安裝新攝像頭了。

不出所料，在黑板正上方的中間，一個碩大的攝像頭在虎視眈眈的俯視着整個教室。

「如果喬治·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Big Brother）有形象的話，他一定長着一雙如攝像頭般黢黑的眼睛。」陳凱說。

據多位受訪教師敘述，攝像頭已成為中國大學教室的標準配置。一般情況下，容納30人的教室要配置至少2個攝像頭，70人的教室需配置至少4個，能夠容納百人以上的教室，則要求配置10個。

對外，這種「高配置」的教室被大學包裝為智能課堂。但事實上，在人為監督、舉報之外，攝像頭為全程監視大學老師的授課內容提供了更大助力。

老師們是否有嘗試抵抗呢？

「當然有」，徐靜說。

但每個抵抗的人都付出了相應的代價。

抵抗的代價

在意識到自己被學生信息員監督後，徐靜先詢問了自己博士生導師的建議。那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他告訴徐靜，她還是太年輕，好日子過慣了就誤以為那是常態，最後送給她四個字——審時度勢。

不過，在接下來的一次全系教師會議中，徐靜還是小心翼翼地詢問系主任：能否不在課堂安插信息員，將課堂完全交給老師？隨即，另一位與她同年入校的青年教師當場駁斥她：「大學是國家思想教育的重鎮，保障大學生的思想體系不出現偏差更是每一位大學教師的首要責任，什麼叫把課堂完全交給老師？你能對學生們的思想不跑偏負全責嗎？」

徐靜被懟得啞口無言，更重要的是，其他老師對他們的爭論默契地保持了沉默，而系主任則明顯更讚賞那位青年教師的發言。

「那一瞬間，我知道我輸了，這事（安插信息員）不可逆轉了。」徐靜說。

唯一讓徐靜稍感安慰的是，會後，一位年長的教師私下找到徐靜說，其實她也不贊成在課堂上派駐信息員，只是沒有勇氣表達出來，她現在只想順利退休，而一旦發表反對意見，她的退休待遇很可能會因此受影響。

對此，徐靜表示理解。「現在的大學，有黨員身份和黨政思維並且能夠積極擁護黨政決策，甚至能夠躬身其中主動幫忙建言獻策的人，才能得到更多的包括學術發表、職稱評級、個人工資甚至項目申請方面更多的資源。即使做不到主動出謀劃策，大學對老師的底線要求也是要規規矩矩的，不能惹事。」徐靜說。

而任何試圖抵抗的細小動作，都不會被輕縱。

針對遍布教室的攝像頭，車學軍曾嘗試進行相對柔和、且在他的預想中效果卓越的抵抗。「畢竟我們不能溫和的走進那個良夜」，他說。

在一次上課前，他提前半個小時到達教室，用事先準備好的抹布將各個角落的攝像頭矇住。他認為這個舉動雖然有掩耳盜鈴的嫌疑，卻是他抵抗態度的明確展示，藉此捍衛身為大學教師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尊嚴。

但課堂剛剛開始，教室的大門突然被人大力推開——更準確的說法是被踢開，伴隨着響亮的破門聲，一名自稱是學校督察隊成員的工作人員喝令隨行的保安將蒙在攝像頭上的抹布扯開並扔到地上。隨後，帶頭的督察隊成員一言不發地將教室大門「砰」的一聲大力關上了。

「所有學生都目睹了這個過程，大家都是一臉的震驚，事後他們更是用難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車學軍回憶到，「在學生面前，把一個老師的尊嚴踩在地上，沒有比這更狠毒的做派了。而隨着教師尊嚴的喪失，今後學生在舉報時也會更無所顧忌。因為尊師重道的傳統在課堂秩序崩塌後，也會一併消失。」

課後，車學軍被叫到院長辦公室接受批評，院長要求他寫2000字的檢討，理由是：他公然擾亂課堂教學秩序。

「我是老師，那是我的課堂，我居然成為擾亂課堂教學秩序的人，太荒誕了！」車學軍極度憤懣：「大學已經成了最不講理的地方了」。

而寫檢討已是所有懲罰中最輕微的一項了。

「被誣陷、被開除、被判刑，有太多前車之鑑了」，陳凱在中國南方一所知名大學任教。在海外完成博士後研究後，他被母校老師力邀回母校，但正是在回歸母校的這幾年內，他目睹了大學精神的崩塌。

「先不說許章潤這種大教授的遭遇，就是我們學校的教授，據我了解也有不止一位『被嫖娼』了。」他說（編按：許章潤是中國知名法學家，曾任清華大學教授，因批評時政被革職並以「嫖娼」罪遭逮捕，後獲釋）。

其中一位「被嫖娼」教授同樣是海歸，20年前加入這所大學，近年因「大鬧」學院院長辦公室而全校聞名。而他「大鬧」的原因也很簡單，有學生舉報他否定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學院領導在沒有對事實進行再次核查的前提下，便對他進行了問責。

但課堂上的實際情況卻截然相反。這位教授非常肯定改革開放政策，他反對的是對該政策的倒行逆施。事實被調查清楚後，這起舉報事件最終以學院領導的公開道歉做結。但這也使得這名教授與學院之間的對抗更為公開和白熱化。於是，舉報事件發生不到一年後，這名教授便因「嫖娼」，被學校開除。

對此，陳凱直言：「直覺告訴我，這名教授的遭遇和許章潤老師一樣，是被誣陷的。因為他一直是學校公認的『刺頭』。他曾公開給所有教職員工發郵件，怒斥大學的自由精神不復存在、怒斥教授的學術研究被黨政思維嚴重干擾，他的持續發聲讓學校領導煩不勝煩。」

而在「被嫖娼」之外，因項目報銷流程不規範而被指控貪污科研經費、並因此被去職的學者更是大有人在。

最終，在這些「前車之鑑」們的震懾之下，大多數教師不得不嚴格遵循不斷縮緊、異化的思想和言論審查，這種服帖直接導致了大學課堂秩序的進一步淪陷。

比如，誣告橫生。

誣告、包庇與「吹哨人」

相對於大多數老師對教室內攝像頭的牴觸，林敏卻積極擁抱攝像頭的到來。

「你不覺得這其實也是對老師的一種保護嗎？」她反問。

林敏在一所工科院校的農業學院任教，多次被學生舉報後，學校根據攝像頭記錄到的授課錄像證實了她的清白，使她倖免於因誣告招致的無妄之災。

農業學院的老師，能被學生舉報什麼呢？

「他們舉報我泄露國家機密」，林敏說。課堂上，為了更好地讓學生理解當下最新的種子培育技術，林敏會將很多前沿的科學研究數據和試驗方法對學生們進行展示。

根據她所在學校的教師行為規範和課堂授課條例，她的行為是完全被允許的。因此，當她得知被學生舉報涉嫌泄露國家機密時，她的錯愕無以言表。

類似的「誣告」在當下的大學校園頗為常見。引發輿論廣泛關注的一個案例為，2023年5月，蘭州大學歷史學院的一名老師被學生舉報「明目張膽的抹黑抗美援朝」。後校方調取課堂視頻並與上課的多名學生核實，得以還原事情真相：老師在講授抗美援朝戰爭的影響和意義時，引用了網上曾經出現的「一得九失」等觀點，然後明確指出這些觀點是錯誤的。

這從側面證實了，公開舉報老師的學生在斷章取義。

即便如此，蘭州大學在後續通報中，仍表示「將繼續強化對教師的培訓」，且未對誣告老師的學生進行任何處理。

「包庇學生和嚴格要求老師已經成為了大學校園的新常態」。車學軍無奈道。

而蘭州大學的案例也證明了攝像頭可以保護大學老師。但是對於林敏歡迎安裝攝像頭的說法，陳凱還是覺得過於天真：「誰站在攝像頭後邊？得想清楚這個問題才行。攝像頭就是權力的象徵，在這樣的權力結構設計中，包括查看攝像頭的權力是被學校壟斷的，掌握權力的人想整誰就能整誰。所以，不管有沒有攝像頭，大學老師都是案板上的魚肉，不服從、不配合的人，只能被隨意宰割。」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2021年11月，湖南城市學院的教授李劍在講授建築文化時，提到日本人精益求精，後被學生舉報，李劍被轉崗到學校圖書館成了一名圖書館管理員；2022年10月，西南大學的教授徐松巖在微博透露，他被一名學生信息員舉報，下課後，這名學生甚至直接通知他「準備彙報」。

在受訪的多名大學教師看來，「準備彙報」是典型的文革用語，尤其當學生對老師講出這個詞時，文革氛圍越發濃厚，而他們實在是想不通「00後」學生是從哪裏學到的這些糟粕。

非要追本溯源的話，陳凱思考了很久後表示，這應該與舉報者最開始被視為「吹哨人」分不開關係。在他看來，「吹哨人」的榮譽會讓很多學生的行為失當，因為行為是語言的衍生品。

「或許學生們真的不認為他們是錯的，在他們的想象中，舉報老師使得他們成為了英雄一般的存在。這種行為和思想與文革中的紅衛兵以及納粹的衝鋒隊員別無二致。」陳凱說。

對舉報者進行「吹哨人」這一榮譽加身的始作俑者為黨媒《環球時報》，該報曾發布評論文章稱：震旦學生不是「告密者」，而是「吹哨人」。

2021年12月上海震旦職業學院東方電影學院一名老師在課堂上質疑了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被學生錄製視頻上傳到網絡後，引發大量關注和討論，之後當事老師被學校開除。

對於學生的舉報行為，包括《環球時報》在內的多家媒體和大量網友給與了巨大的支持和讚賞。事後，這名學生更直接表示，他在這件事中感受到了快樂和互聯網的巨大熱情。

對此，一位不願透露個人信息的大學教師評價道：「把舉報者美化成『吹哨人』，無疑使告密文化進一步升級，以後舉報者就是救苦救難的大英雄形象了」。

這種英雄臆想無疑進一步導致了舉報者的肆無忌憚，迫使教師們在恐懼的陰影下摸索自保的方法。

大學老師的「求生指南」

停課半年復課後，于雲楠不得不時刻警告自己，跟學生講話需三思而行。甚至有一次，一位學生和她微信聊天時誇她有思想、有見解，她第一反應是驚恐，然後下意識地打開微信朋友圈。「還好我什麼都沒發」，她說。

她和幾位同樣飽受「被舉報」之苦的年輕教師共同整理了一份「求生指南」。

這份求生指南指出，作為大學教師，首先應剋制自己的表達欲，如果對於照着PPT給學生念課件感到於心不忍，可以適當額外表達一些學術用語，但永遠不要涉及敏感話題（注：敏感與否以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為準）；而如果學生主動提問敏感話題，要告知他們以中央文件為準，請他們課外自行查閱（責任心強的老師，也可以當場查閱，然後念給學生聽）。

其次，永遠不要讓學生在課堂上進行自由討論，萬一碰到較真（認真）的學生，言論的邊界很容易失控；此外，對於無法避免的課堂討論，必須讓學生事先提交討論文案，老師進行審查後，再允許他們在課堂上讀出來。

再次，永遠不要共情學生，更不能設身處地為他們着想。不要給他們提供任何求學、就業方面的建議，不能說任何公務員、事業單位、國企央企的壞話，更不要鼓勵他們出國深造。對於學生的主動詢問，給予「哼哼哈哈」的回應即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老師無法幫助學生逆天改命的時候，保住自己的性命更重要。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永遠不要和學生交朋友，永遠不要回復他們諮詢與課堂內容無關的郵件和短信，更不要加學生微信（如果實在無法拒絕的話，可以再買一部手機註冊一個專門用來加學生的微信小號，而如果只有一部手機和一個微信號的話，絕對不要對學生開放朋友圈）。

「按照這個指南操作，可以在至少90%的程度上避免被舉報。」于雲楠說。

但是如此一來，大學精神何在？

大學精神早就不復存在了，接受採訪的多位教師共同表示。

上述因「政見不合」而被所在學校邊緣化的教授更給出了這樣的答案：「如果大學老師講課還要顧忌頗多，不能求真求實，不能如實表達自己的觀點，大學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沒有了」。

不僅該教授，多名文科學者也都曾多次私下表達，現在大學裏的多數專業尤其是文科專業都應直接被廢除，因為這些課程無法給學生帶來任何知識甚至成長，既不能教會他們如何思辨，又不能讓他們盡情探究真實世界。相反，絕大多數課程都是一些「水」課，浪費學生時間的同時，還帶來了負面的智識影響。

從這個角度出發，有些老師對學生的舉報行為也變得包容。「或許這是我們應得的。雖然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但是在這樣的大學裏，如果無法為學生提供正確指引的話，我個人有非常重的道德壓力。」劉葉明說，他在中國東南某省一所985高校任教，教授現代經濟史。

因此，劉葉明會在開學第一課上公開告訴學生們，歡迎隨時舉報他，但舉報需要有理有據、有禮有節，需要是在完成事實核查的基礎上進行。一旦讓他發現有誰在惡意舉報他，他絕不會放過惡意舉報者。

「這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教會學生們如何思考問題，以及明辨是非」，劉葉明表示。這成為他彌補愧疚感的途徑之一。

但愧疚感是彌補不完的。

一位在準備碩士論文的學生曾發郵件詢問劉葉明關於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經濟政策變動的更進一步原因，學生真誠地在郵件中附上自己的論文開題報告、指導老師、自己所在的院校以及當下的困惑。

因深層次原因涉及到「天安門事件」這一敏感因素，劉葉明思考再三後才回復。他寫到，南巡前的1989年是個非常關鍵但卻敏感的時間點，作為老師，他不建議學生深挖現象背後的原因，否則他的論文可能會因此無法通過答辯，進而無法拿到學位。但如果在論文之外，他仍感興趣，劉葉明願意私下和他認真聊一下這個話題。

這樣一封字斟句酌的郵件發出後，這名學生再沒有回覆他。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劉葉明再次陷入了為自己的「懦弱」和對學生的辜負而產生的愧疚感中。

儘管，他的擔心並非多餘。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原教師虞樂仲曾公開發文指出，在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本科生的一次論文答辯中，他指導的七名學生均因意識形態問題被要求重寫論文，進行二次答辯。例如，對主題為《印度教葬禮對貴州鄉村殯葬改革的啓示》，否決理由是：這明顯是對本民族的文化不夠自信，有意識形態問題；一篇論文藉助美國辛普森案思考、啓發法治觀念相對落後的貴州農村學生去思考程序正義，被否決的理由是：這明顯是在抬高美國，貶低貴州，有意識形態錯誤；另一篇論文的主要內容為印度教報業輪迴思想對中國人財富觀的啓示，否決理由則是：業報輪迴思想是唯心主義，不能宣揚封建迷信，另外，說中國人過度追求物質財富是在貶低中國人，有意識形態錯誤。

對於這些在外界看來猶如笑話一般的否決理由，所有受訪的大學教師都給出同樣答案：「這就是當下大學的現狀，甚至現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虞樂仲後來與學院院長發生了衝突，遂離開浙江大學、轉做自媒體。不過更多身處大學的教師因各種各樣的原因，無法如此灑脫地放棄大學教職，他們必須要學會配合、忍受以及自保。

所有這一切均導致大學教學質量的下降。

學生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積極謀求在專業課以外繼續提升個人的競爭力，以期在殘酷的保研、就業市場拔得頭籌，而大學對學生的考核方法也加劇了學生間的競爭。

據徐靜介紹，幾乎所有中國大學裏的評獎評優和保研，其中20%-30%的分數由課外活動構成，甚至多所知名醫科大學和醫學院的考核方式也是如此。

而監督、舉報老師，便是其中可以獲得加分的一項課外活動。

車學軍也證實了這一點。他每年都會參加兩次研究生面試，一次是保研學生，一次是報考學生。他透露，有次一個保送生在簡歷上直接寫——本科在校期間自己曾做過信息員以及協助輔導員做思想政治工作。

車學軍本人非常不想要這個學生，但因對方是保送生，加上學院院長親自在錄取名單上簽了字，要不要這個學生已由不得他。

可是放任一個信息員留在自己的課堂，是否會擔心和害怕？

「當然害怕，誰知道他看我不順眼了會不會舉報我，但我能怎麼辦？只能繼續謹言慎行了。」車學軍說。

他也因此下定決心，讓責任感和道德感都去見鬼吧，從此以後，他只做一個無情的PPT閱讀機器。「要爛大家一塊兒爛」，他說。

應受訪者要求，徐靜、陳凱、車學軍、于雲楠、林敏、劉葉明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