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一個週日下午,近幾年鮮少在公開場合露面的中國知名歷史學家秦暉出現在神保町街頭的一家中文書店。
他在為稍後的一場線下講座做準備,講座主題為「從秦制到憲制」。這也是這家中文書店自2023年10月成立以來,秦暉在此舉行的系列講座之一。
秦暉憑藉《走出帝制》一書為中文世界衆多讀者所熟知,他在書中指出,走出帝制的關鍵在於走出秦制。而不少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當下的政治制度是秦制的「變種」。或因為此,該書在2015年甫一齣版便被下架。秦暉及其相關作品在中國大陸一直處於被「封殺」狀態。
因此,2016年從清華大學退休後,秦暉便輾轉香港、波士頓,並在近兩年定居東京。東京神保町街頭這家中文書店的出現,也再次將他通過線下講座的方式重新拉回了中國一小部分讀者的視野。
書店名為「局外人」。書店創始人兼老闆趙國君很喜歡加繆(Albert Camus,港台譯「卡繆」)的名著《局外人》。「我想借『局外人』做一個時代的隱喻。」趙國君說,「局外人讓我聯想到在中國當下政治高壓下,我們的私生活、家庭和愛都被捲入了那個名叫『專制』的絞肉機。」
在現實層面,趙國君也認為,在政治壓力下被迫遷居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儼然已成為「邪惡體制」實際意義上的局外人,只能以隔岸觀火的姿態審視中國的政治體制及發生在那片土地上的種種事件。

基於關注、尋路中國的底層立意,在成立僅一年後,局外人書店已成為在日華人、留學生的精神高地。而在書店舉辦的秦暉系列講座,更是座無虛席。
早稻田大學的留學生陳沁幾乎每個週日下午都去。她選擇留學,也是想要在不受限制的前提下去更好的審視自己的國家。「我心裏有太多的疑問了。比如,中國為什麼不能成為民主國家?我們的國家究竟出了怎樣的問題?」
而年輕留學生的追問,也是趙國君在東京創辦中文書店的初衷——通過書店再造「新民」。
「新民」一詞最早來源於清末民初政治家梁啓超的著名政論文章《新民說》。文章期望喚起中國人民的自覺,從帝國時代皇帝的臣民,轉化為現代國家的國民,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起到了啓蒙作用。
而梁啓超寫作發表《新民說》,正逢他因戊戌變法失敗、被迫流亡日本期間,他嘗試在海外推動清王朝的君主立憲。
「100多年前梁啓超就提出過新民,但萬萬沒想到今天中國的公民社會還是沒有建立起來。所有這一切都讓人有一種百年無果再從頭的失敗感和沮喪感。」趙國君說。
他希望能夠成為梁啓超那樣的人——即使身在海外依然傳播新知,表達國內不能表達的觀點,做國內不能做的事情。在日本東京,和他懷抱類似理想的人,通過書店這樣的空間,重新聚在了一起。
一個空間,照亮有共同價值觀的人
中文世界最新記錄梁啓超這段海外流亡生活的書為《亡命:梁啓超1898-1903》(下稱《亡命》),於2024年8月在香港出版,作者為中國知名作家、出版人許知遠。
《亡命》聚焦於梁啓超流亡海外的5年中,如何為可能存在的海外政治勢力振臂高呼;書中同時記敘了梁啓超的思想轉型,即他如何從「維新」走向「新民」,從「保皇」走向「共和」,從而成為卓越的近代中國思想啓蒙家。

這本書被整齊碼放在單向空間東京銀座店入門處書架上最顯眼的位置。店內的巨幅海報展示了中國近代的知名思想家,包括梁啓超,同樣曾在日本留學且是民初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的魯迅,日本國民大作家夏目漱石和日本知名政治學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以及1949年後從中國大陸出走港台的錢穆、余英時等人。
單向空間自成立至今一直被視為中國大陸文藝青年聚集的堡壘,許知遠為創辦人之一。位於東京銀座的分店是中國大陸之外,單向空間的第一家海外分店。
對於在海外開店的決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相關人士表示,疫情後,大量中國人出走,單向空間想要為來到東京的新華人提供精神連接;且不同於單向空間在國內針對年輕受衆群體的空間設計和選書標準,東京銀座店旨在連接所有年齡層的在日華人讀者。
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的數據顯示,2023年在留外國人數超過341萬,比2022年年底增加11%,創下歷史新高。其中,中國籍人士達82萬人,為調查中人數最多的國籍,比前一年增加了6萬多。
因此,「連接」也成為了海月在接受採訪的過程中反覆提及的詞。2023年7月,她與朋友聯合在東京新宿開設了一家名為「飛地·東渡」的書店,同樣以經營中文圖書為主。
對於開設書店的原始動力,海月坦言,她最初想要的是一個讓大家可以聚集的根據地。
「去年(2023年)6月我去了一趟台灣,到了左轉有書和破土咖啡廳,這兩個空間讓我強烈意識到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和自己的基地是多麼重要。這樣的空間會像燈塔一樣,照亮有共同價值觀的人,大家順着光線就能找到彼此,可以坐下聊聊天,給予彼此力量。」她說。
左轉有書是一家以社會運動為主題的書店,書店的slogan是「我們深信台灣的生命力與蓬勃的社會運動交織」;而破土咖啡廳(現名「破曉咖啡」)則是太陽花學運後一群社會運動者搭建的空間,除了發表左翼線上雜誌,也舉辦各類活動。

備受啓發的海月和朋友在新宿一家名為「不規則避難所」(Irregular Rhythm Asylum)的日本左翼獨立書店租了三個書架,開始了獨立書店兼空間運營之旅。
海月2018年從中國大陸一所大學肄業,2019年卸載微信、斬斷和國內包括父母在內的所有人的聯繫,來到日本重新學習語言、申請大學。「我當時的想法是,我要在日本開啓全新的人生,要活得像一個普通的日本女大學生那樣天真爛漫。」
但事與願違,2019年年底,即海月到日本的第一年,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武漢封城的消息後,她會忍不住一邊轉發被封控人群的求助信息,一邊用被子矇頭痛哭。
海月意識到她的成長軌跡和人生記憶已成為她永遠無法擺脫掉的東西,而這一切阻止了她要成為一名日本人的計劃。困頓之中,書店應運而生。
運營書店,對一個完全依靠自己解決在東京日常開支的留學生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銷。為此她不得不去日本企業兼職做IT相關工作來支撐書店的存續。
「我們的支出主要花在購買禁書上了」,海月表示。為了維持書店,她也在不斷開發周邊產品。其中,自由、民主是書店周邊的主題,例如一款帆布包上印刷了六四事件中大學生群體在天安門廣場拉的橫幅——「我們絕不倒下,讓劊子手顯得高大,好阻擋那自由的風」。這樣一個帆布包的售價為2500日元(摺合人民幣約120元),購買者多為遊客以及新到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至2024年中,「飛地·東渡」已實現盈虧平衡。
2025年初,「飛地·東渡」停運。海月離開書店,專心學業。4月,「飛地·離島」書店在東京高圓寺正式開張。海月則計劃明年籌備一個新書店,取名「娜拉」,專注於走出去的中國女性在出走之後該如何重建自己的話題。她看重的是書店對華人群體所發揮的作用。

這也是伍雷創辦在日華人空間的初始動機。因此,對於盈利與否的問題,伍雷直言:「我的同事、朋友都在坐牢,所以我從來不把經濟成本作為一個參照,我對比的參照物永遠是坐牢成本。」
伍雷,中國大陸知名人權律師,因代理「郭飛雄案」被吊銷律師證。之後,隨着中國大陸多名人權律師陸續被捕,伍雷於2022年7月攜家人搬去日本沖繩,並於2023年10月來到東京,隨後創辦了「東京人文論壇」。
創辦至今,論壇已舉辦了超過100場活動,講者包括金雁、李思磐等被中國大陸封禁的學者和女權活動人士,以及羅小朋、高全喜等在中國大陸因言論管控而無法自由發聲的學者。此外,論壇還舉辦了多場獨立影片放映活動和基督教的團拜活動。
伍雷將其定位為自由的華人社區,所在地同樣位於東京新宿。房間內除了大量的桌椅和圖書外,還掛有許志永、王全璋、常瑋平、張展等在中國大陸被拘捕的人權律師和獨立記者的個人肖像照。
這些被捕的人構建了伍雷當下的內心秩序和行事準則。
「我現在的想法都是以我國內朋友們的想法為標準,我的行為要和他們對齊,我在海外不能只是吹吹牛逼然後毫無負擔地享受生活,這樣在我看來本身就是一種罪惡。」他說。
「我們是被政治洪流甩出來的人」
持類似「罪惡感」的還有趙國君。到東京後,他戒掉了在微信朋友圈曬日常生活的習慣。
「我身後的朋友都『生不如死』,而我卻在這裏(東京)花天酒地的話,那種撕裂感會是非常痛苦的」,趙國君說。他並沒有逃到「安全地帶」的慶幸,相反更多的是道德壓力與負擔。
趙國君的「逃亡」之路充滿波折。他2005年開始便在北京組織各種學者、文人、法律論壇,以關注中國當下的社會矛盾、司法改革、憲政民主,很久之前便成為北京國保(現用名「政治安全保衛」,曾用名「國內安全保衛」,中國警察的警種之一)名單上的重點管控對象。2019年趙國君被邊控(邊境控制),負責監控他的國保向他轉述——他出國將危害國家安全。此後,原本對趙國君還算客氣和友好的國保也突然像變了一個人一樣。
「在審問我時,對方就像瘋狗一樣,就差直接開罵了。這意味着我和他們(國保、政府)之間已經到了最後撕破臉的程度,接下來我什麼都做不了了,只能移民。」趙國君表示。
在和國保多方斡旋並經歷了多次談話後,趙國君終於被放行,他攜家人在2022年4月到達日本。趙國君說,自己完全是被政治的滔天巨浪給甩出來的。

而被政治洪流甩出原有政治秩序的「逃亡」,也構成了來到東京的新華人群體的底色之一。
海月對於以國安(全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與國保相對應,國安主要負責國家對外的安全事務,但也部分參與國內安全事務,掛牌國家公安部駐地)為代表的國家暴力執行機構的痛恨源於學生時代。
「我在國內讀大學時,有參與組建NGO,寒暑假會還去西部支教,平時則在農民工子弟學校支教,但後來政府直接介入把我支教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給關停了。政府還開始查我們組建的NGO的賬,懷疑我們接受了境外資本的資助,就各種審核和卡我們,最後我們的NGO就被搞死了。」海月說道。
更讓海月感到恐怖的是,她在大學期間認識的一位關注勞工權益的公益人士,在偶然間接觸到塵肺病人後,決定下鄉走訪這一群體,後來將調研內容以文章的形式刊發在了一個並不知名的微信公衆號上。出乎意料的,該公益人士很快被秘密逮捕,海月之後再也沒有得到過任何有關他的信息。
「他完全就是一個『素人』,毫無名氣的那種,但就那麼消失了。」
這也成為海月從大學退學的導火索。而讓她的感受雪上加霜的是,在她掙扎着要退學的同一年,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被從憲法中取消。修憲事件讓海月的恐懼加倍,她認為留在國內她要麼因抑鬱症自殺要麼被國安抓走。
意識到這一點後,她以自殺作為要挾,要求父母資助她來到日本重啓人生。對於選擇日本的原因,海月直言是因為便宜,「每年的學費僅8萬人民幣左右,這是我父母可以負擔得起的數額」。海月設想着融入日本社會,成為日本人,直到新冠疫情將這一幻想徹底打碎。
不同於海月,伍雷對於融入日本從未抱有任何期待。在他看來,從廣義層面來說,外來人群融入新的民族至少需要三代人歷經上百年才能做到,「參考在日本的韓國勞工的例子可以發現融入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此外,伍雷過去的人權律師執業經歷也賦予他對中國及中國事務強烈的歸屬感和使命感。「這一切都導致了我們這代人註定要終身與中國為伍」,伍雷說。
作為基督徒,在伍雷看來,東京之於他更像是一個可以暫時寄居的地方,他本人則像聖經中的寄居者一樣,不管在外流浪多少年,最終都要回到迦南地,而中國則永遠是上帝賜給他的應許之地。
「我是一名律師,我參與營救的冤案當事人都在中國,所以那裏才是我永遠的戰場。」伍雷說。
難以擺脫的恐懼之下,我們要如何討論問題?
在放棄成為日本人的努力後,「在日本的中國人」成為海月對自己的身份定位。「這也是我在日本開設中文書店的原因之一」,她說。用書店連接在日本的中國人,篩選出族群中的「小粉紅」,破除海外華人群體對祖國的濾鏡,也是中文書店在東京的使命。
「我們所有的努力,都在和遺忘對抗」。這句口號被寫在一張便籤紙上貼在了單向空間銀座店二樓的一個書架上,文字清晰但位置隱秘。
單向空間展列的圖書多追隨國內暢銷書榜單,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系列作品、《活着》作者餘華的作品以及因電視劇《我的阿勒泰》重回大衆視野的作家李娟關於新疆的一系列作品。
對於書店的選書品味,一位曾專程從中國來東京打卡單向空間海外第一座分店的出版社編輯公開在社交空間吐槽:「只能說中規中矩,仍然是文化商人的套路」。

這也是中國留學生陳沁所不理解的地方,「都到國外來了,為什麼還沒有破釜沉舟的勇氣呢?」
對此,一位2023年年初來到日本的華人認為這種「妥協」是可以被理解的。「幾乎每個來到日本的人都在擔心自己將來回不去(中國),而且大家在國內都有親人,也需要考慮親人的安危,所以即使出來後我們還是很可悲的一群人。」他說。
移居日本之前,在這名華人的想象中,大家可以在自由社會、民主國家暢所欲言。但他悲哀地發現,新來到日本的華人對自我表達施加的審查一點都不亞於國內。「很多時候,甚至比國內還要嚴重」。
深究這種心態不難發現,對權力的恐懼是出身中國的人難以擺脫的命運枷鎖。
因此,即便從2023年開始,有大量中國中產及留學生來到日本,為爭搶這批新客戶,很多在日的華人開始註冊公司和各種文化機構,但海月並沒有藉此機會宣傳書店和空間。
「我不想大張旗鼓地吸引過多的人來到書店,因為吸引到客流的同時,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人也會聞訊而來,到時候顧客很可能會被大使館的人拍到大頭照,給大家帶來安全風險。此外,大使館肯定也會想方設法找書店的麻煩。」海月說。
對於潛在的風險問題,伍雷同樣直言:「要是說完全沒有擔心是假的,但也沒有特別擔心,畢竟任何可能的風險都比在國內坐牢安全得多」。
坐牢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伍雷的行為底線。
「我在國內代理過很多國保和國安的案子,我很清楚權力抓人的邏輯。即使到了日本,我沒有謀求去組建政治反對派,我們這些人出來就是為了更好地探討問題,如果先入為主的認為我們的討論是敏感的,並因此什麼都不說,那我們出來幹什麼呢?閉上嘴不說話的話,我在北京豈不是會過得更好?」
因此,伍雷反覆告訴海外的同道中人,大家務必要繼續保持中國問題意識。而他更是將探討中國經濟政治走向、台海戰爭、美國大選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日關係走向等問題從北京的私人飯局上移到了參與者更多元和更開放的東京公共空間。
與北京的飯局一樣,對在公共空間的討論話題,伍雷從不設限。「我們這裏是完全開放的,我甚至歡迎各大使館的人來舉辦講座,也歡迎國保國安過來旁聽。但所有這一切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討論問題要文明、要講規則、要有理性。在我這裏,我甚至不會允許有人爆粗口罵共產黨,我們的空間不能成為個人的情緒垃圾桶,發表意見必須要有理有據。」
對於伍雷制定的規則,趙國君持贊成意見。「我們這些有幸來到海外的人,更應該將重心放在傳遞和解讀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上」,他說。他熱衷於通過邀請「權威」來為在日定居的華人、遊客、留學生答疑解惑。

秦暉即是「權威」之一。對於趙國君所提及的中國共產黨對大衆的本能反抗均會實施鎮壓的觀點,秦暉也在講座中舉例說明。
「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大遊行時,我正好在香港。當時參與運動的香港各界人士達成一致意見,他們認為只要沒有人出頭露面去組織、引領運動,面對上百萬集體參加運動的人,共產黨是沒法抓人的,所以他們採取了不在現實世界出頭而是通過網絡進行動員的策略,以致於運動無法在取得一定成果後及時被叫停,這直接導致了運動的宿命必定是走向失敗。」秦暉同時強調,通過這件事可以發現,香港人非常不了解中國共產黨,所以才造成了運動思路的錯誤。「在香港的運動模式中,共產黨確實抓不了幾百人,但他們可以直接抓幾萬人」。
除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和經濟問題外,涉香港、台灣問題也是包括陳沁在內的去局外人書店的各類人士所熱切關注的話題。
「香港正在經歷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所經歷的一切,所以我關注香港發生的所有事情,這可以讓我對父輩在過去所遭受的種種磨難愈發感到清晰;而台灣是華人民主的燈塔,只要台灣還在,中華民族就還有希望。」在現場參加秦暉講座的一位東京大學的學生表示。
What's next?
但世界範圍內民主真的還在成功運行麼?民主真的還能為中國帶來希望嗎?
這是在秦暉講座現場,一位年輕女留學生的提問。她的疑惑緣起於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美國的民主制度為什麼會選出一個這樣的獨裁者呢?所以中國兩千年來一直走不出秦制,究竟是文化使然還是民主制度出了問題?」
秦暉給出了他的回答:「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民主革命雖然失敗了,但這一失敗與中國所謂的文化基因和民族特性在我看來並沒有直接關係,因為同一時期包括奧斯曼帝國在內的五大帝國想要進行民主轉型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而用宏觀的眼光來看,可以發現中國的民主制度在當時是生不逢時,戰爭背景下是無法大搞民主建設的,戰爭永遠是一件只能從槍桿子裏出政權的事。另外,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民主在任何一種文化土壤上的成長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艱鉅的努力外,還必須要有機遇,至於機遇什麼時候降臨,只有上帝知道。」

現場年輕人集體陷入了沉默。秦暉繼續輸出:「如果對民主有嚮往,等機遇來了就一定要抓住;但如果連嚮往都沒有,即使機遇來了,也沒有人能意識到時機的千載難逢,能別提把握住機遇了。」
這即是伍雷和趙國君所共同推崇的有理有據、可以帶給人思考和啓發的表達。
「把高尚的目標掩藏在平實的話語裏,這是我到海外後學會的。在國內我就是暴露的反對派,在海外恰恰需要做的巧妙。當烈士是容易的,當國士是難的。來到國外,我們更需要壓制我們骨子裏那些激奮的情感,只有這樣才能保存我們未競的事業。」趙國君表示。
在海外繼續未競的事業,簽證是橫亙在所有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為緩解自己的簽證焦慮,海月從大一開始便在找各種兼職以及工作機會。當日本大學生在新宿參加各種青年祭、春日祭活動時,她則需要思考學生簽證結束後如何才能合法的留在日本。
對趙國君而言,簽證壓力則等同於書店的經營壓力,因為他現在在日本持有的正是經營簽證。
中國大陸某知名985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自2023年年初便密切關注疫情之後遠赴海外尤其是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他們如何在傳播新知和進行公民啓蒙運動的同時,實現個體的經濟獨立以及機構的可持續運行。六四事件後去美國的中國老一代民運分子的現狀足以說明,經濟支撐無法實現正向循環的話,身處海外的知識分子群體永遠無法在政治表達和政治訴求層面掀起大的浪花。」該教授表示。
而據知情人士透露,趙國君書店的啓動資金除了他賣掉北京的房子所得外,還有一定數額來自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企業家們的捐助。如何靠自己走得更遠,是趙國君一直以來的思考。
在舉辦講座、賣書店會員之外,他同時正在籌備新媒體公司,並計劃在Youtube開設個人賬號。
在他看來,這是他在北京時的理想圖景重現。「局外人書店是我在國內20年公民運動的理想在東京的延續,我希望把國內的事情進一步壯大,公民運動的火苗在東京不能熄滅。」他說。

在啓蒙和聚合之外,在趙國君看來,書店還有一個隱藏的長期使命,即紀念——紀念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
基於這一規劃,他為書店爭取到了在日本出版圖書的相關資質,準備購買與出版一系列與香港有關的圖書,他將這個主題稱為「香港覆滅史」。趙國君指出,香港的抗爭以及香港是如何被毀滅的是近幾年最令人痛心和不能忘懷的樣本,中國人必須要紀念與回顧。
伍雷則力推原本在國內已經習慣了原子化生存方式的在日新華人聯合起來,進行公民社會的演練。「這反過來也會對國內產生一定的影響」,他說。
基於這一設想,在伍雷的計劃中,除東京之外,他還要在大阪、紐約、台北構建同樣的離散華人社區。在這個過程中,他也修正了此前在國內時的認知。
「在國內時,我狹隘地認為只要中國人自己努力就行,但是出來後我閱讀了日本史、德國史、俄羅斯史後才發現,任何一個國家的轉型都不是僅靠一己之力就可以實現的,轉型的實現與國外影響從來都不是割裂的,甚至有些國家的轉型壓根兒就不是由國內的問題引發的,更多的是外界的影響。」伍雷說,「沒有一個國家能獨立於世界之外,而現在國內的人面臨的危險和承擔的壓力比過去更大,所以身在海外的我們就更有責任來改變中國。」
(應受訪者要求,陳沁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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