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端給你聽】離開過的他們，今天會留下嗎？重訪97紀錄片中的香港人

【編者按】本文是端傳媒七週年「讀端給你聽」Podcast特別企劃的第七集，邀請到作者陳倩兒讀出有聲檔，也歡迎點擊這裏，選擇你喜歡的播客平台收聽，用另一種方式打開端。

「20年了，你還能找到我，我還在香港，這本身就是一個statement（聲明）。」電話接通了，這幾乎是Mabel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一天前，我剛剛在紀錄片中「見到」21年前的Mabel。畫面是1996年的香港，她戴一副黑框眼鏡，坐在蘭桂坊的山路邊上。那時她從美國回到香港剛滿十年，在本地報社當記者，對香港前途問題蠻有想法：英國人和香港不過是「一起賺錢」的關係，而中國很陌生，儘管她的祖父母來自中國東北。

「九七之後，看看可否再忍受這裏，或者自己想不想留在這裏。」Mabel 對着鏡頭說。很快香港就要回歸了，她的決定模稜兩可。

這部紀錄片名為《另起爐灶之耳仔痛》（簡稱《另起爐灶》），拍攝了回歸前夕，一些香港人或家庭的選擇：走，還是留？為什麼？導演游靜說，她捕捉的是一群漂浮的香港人，有的舉家移民，有的回流香港。決定的背後，是隱隱的不安和複雜的身份認同。紀錄片於1997年6月4日，在香港首映。

轉眼2017。20年過去，片中人物的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當年的問題，答案還是一樣的嗎？在即將到來的宏大紀念日，我找出當年的紀錄片，想要問問片中人物，和當年一樣的問題：走，還是留？為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

和Mabel通電話一個小時後，我在上環的「71吧」見到了她。我們圍着一張高腳小圓桌，她熟練地點了一杯伏特加。早年她是這家酒吧的常客，近年少來了。54歲的她現在一家本地名校教英語，閒時去做義工，照顧流浪貓狗。談起時局變遷，她比1996年沉靜了許多，委婉拒絕了視頻拍攝，她說：「我不去遊行不代表不關心香港，對嗎？」

小圓桌的另一邊，坐着這家酒吧的老闆馬麗華 Grace，同樣是《另起爐灶》的片中人。64歲的她是香港的老文青，一直心繫社會運動。90年代初，她曾經短暫地逃離香港，把一對兒女都送去了多倫多，孩子留在那邊，自己卻在九七前回來了，守着酒吧。

那天是週五晚上，2017年6月2日，戒菸許久的Grace忍不住抽菸。「最近很depressed，特別是看了張德江的言論，他說什麼？總之香港的權都是我給你的，我給你就有，不給就沒有，」燈光昏黃，她瞪着一雙大眼睛，「最近又開始想，要不要走呢？年紀大了，加拿大的家人都叫我回去，而且在香港，好像也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

酒吧裏那一晚特別熱鬧。做媒體的，搞社運的，文藝圈的，人流穿梭不止，深夜11點，長毛梁國雄也來了，幾乎每個人都要和Grace聊上幾句。許多人早在90年代初就開始光顧Grace的酒吧，在它還是「64吧」的時候。

九七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90年代的香港非常漂泊。

64吧在蘭桂坊一帶，是 Grace 和另外六個股東一起辦的，1990年12月開張，2004年結業，名字一半為了紀念八九民運，另一半向Beatles的歌 “When I'm 64” 致敬。Grace記得，在90年代，64吧也是文青、記者和社運人的基地，人們喜歡聚在這裏喘口氣，談六四，談香港的未來，也談移民。

「九七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90年代的香港非常漂泊。」游靜回憶說，80年代，人們曾經看到了希望——中國逐漸開放，香港有望「民主回歸」，但1989年天安門的血腥變故中斷了這份冀盼。90年代初，香港湧現移民潮，幾乎每一年，都有五六萬港人移民海外。

游靜也在八九民運之後申請到紐約讀書，後來留在當地教書，拍紀錄片，參與同志組織的活動，表面如魚得水，但心裏卻忍不住想：九七快到了，自己以後要不要回香港？那幾年她經常去美國和加拿大的城市參加電影節，每到一地，總發現在當地人眼中，香港人是這樣的——

「他們覺得香港人怕共產黨、怕九七、政治冷感、沒勇氣承擔歷史，因此離開香港，又或是很勢利的，『為了搵錢、炒樓所以斬曬人哋啲樹來起樓（為了賺錢、炒房所以把人家的樹砍光了來蓋房）』。」游靜一口氣羅列當時港人留給世界的「刻板印象」。

但真的是這樣？她不甘心，開始在旅途中帶上攝像機，每到一地，就找朋友介紹當地一些香港人，問他們：你為什麼移民？為什麼回流？覺得自己是哪裏人？

拍攝的過程長達數年，游靜在理解香港人，也在理解自己。

游靜找到 Grace 的時候，Grace 決定帶着兩個幾歲大的孩子，憑藉護理秘書的專業資格移民多倫多。政治上的恐懼是一方面，更實際的，是為孩子的教育。儘管決定了，心裏還是有矛盾，移民通知下來，她拖到最後一天才去報到。

「如果大家生活得很好，只是去看人家如何被殺，那種無助感很大。」鏡頭前，她忍不住抽菸，還是想起六四。

移民洪流滾滾，但游靜也發現逆流行走的人。

1987年，在加拿大讀完大學之後，24歲的Mabel 決定回港工作。但回來之後，她的心態始終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訂張機票又可以走」，在香港的家，東西很少，「一個小時內便可以收拾搬走」。

可能還有些地方，更加值得我去付出，可能是中國大陸，可能是香港。

1992年年底，一對知識份子夫婦——丁南僑和何芝君也帶着八個月大的女兒先後返回香港。他們倆一理一文，此前七年在美國讀書，丁南僑讀數學，何芝君讀性別研究，後留校教書，歲月一切靜好。

丁南僑在鏡頭前回憶說，有一天在美國教書，課堂氣氛很好，回家的路上他感受到一種滿足感，但轉念又想：「美國是這樣一個富庶的國家，我為美國學生作出了貢獻，其實是錦上添花。可能還有些地方，更加值得我去付出，可能是中國大陸，可能是香港。」

香港與自己，似乎有種斬不斷的彼此需要。這願望越來越強烈，丁南僑夫婦最終回來了。但回流以後，這對夫婦始終存有擔憂。紀錄片拍攝的1995年，何芝君當時剛剛去了北京世婦會開會，她發現會上有大量公安，公然對着參會者攝影、攝像，「我發現他們很善於做一些唬嚇人的工作...... 若你是在她主權下的一個公民，生活經常受這種箝制，久而久之...... 我想如果香港未來也變成這樣，就相當可悲。」

在游靜的鏡頭前，每個人的選擇都殊為不易。游靜說，背後正是香港人身份的吊詭性：「一方面對於香港這土生土長的地方有一種認同感，甚至價值觀念深深植根在香港，但這種價值觀念亦和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有時候矛盾，有時候又非常親密。」

游靜當時無法預料香港的未來會怎樣。她能做的，只是捕捉1997前那一個「很不安心、不肯定自己是哪裏的」的香港。

我想知道如果我沒有離開香港，會怎樣？

「我沒有想到，最後全部人都回來了。」游靜說。

2017年5月31日，我們坐在元朗YOHO二期的一家咖啡館聊天，這裏一個多月前才剛剛啟用，連同YOHO一期，佔地110萬平方呎，成為香港西北角最大型的購物商場。過去20年，香港見證了大商場的蓬勃擴張，憑藉金融和零售業，人均GDP增長了67%，但與此同時，樓價也比1997年高出76%，讓年輕人望塵莫及，在2016年，標誌貧富差距的堅尼指數上升至45年來的新高0.539；另一邊，民主政改的落空和越來越傾斜的「一國兩制」也讓人窒息。香港仿佛卡在了陰霾中。

「或許大家都是對介入社會有興趣的人，」說起當年片中人物全部回流、沒有再離開的原因，游靜這麼說。

移民多倫多之後，Grace 不適應，始終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更惦記着64吧和一群朋友，她最終在1996年返回香港，將孩子交給多倫多的媽媽和姐姐照料，自己不時去加國短住。

當年在溫哥華還是學生的鄧芝珊 Denise也回來了。八九民運過後，當時讀中五的 Denise 被恐懼的母親送到溫哥華留學，兩三年後，全家移民。當年Denise一邊吃着牛肉麵，一邊語速飛快地對游靜說：「我爸爸說過，如果我回中國工作，第一個拉去坐監的一定是我。他說，你這麼多話，劈哩啪啦亂說話，肯定拉你。」

2003年年底，31歲的Denise 一個人回到香港。當時SARS剛過，親友都勸她不要返回香港，Denise 沒有聽從。「作為一個女同志，我想知道，如果我沒離開香港，我會怎樣？我會否好像現在那麼大膽？或者一樣做現在的東西？」她特意徵詢了游靜意見，受到對方鼓勵，最終決心回港讀博士，在地研究香港女同志議題。

游靜本人，也正是因為這部紀錄片的拍攝，和片中朋友的選擇，在1999年回到香港，進入當時的理工大學教授多媒體設計及文化理論。她說，自己希望像丁南僑夫婦一樣，回到香港，在熟悉的華語地區，做點事情。

對這群人來說，回來，意味着一種選擇：他們選擇，讓自己未知的命運，和同樣未知前路的香港相連接，共沉浮。

丁南僑和何芝君夫婦直接走在了行動的前線。他們一個是香港大學數學系副教授，一個是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但除了學術研究和上課教書，兩人都投入大量時間參加社會運動。

何芝君身材瘦小，說話堅定有力，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反高鐵示威、反國教運動，乃至雨傘運動，她從不缺席。2012年，中學生發起反國教運動，59歲的她以絕食助力抗議；2014年，大學生發起公民抗命，「提前佔中」，何芝君也通宵坐在人群中，最後被捕扣留12小時。

丁南僑敦厚穩重，回港後成為一個「非主流」的數學老師，和妻子一樣，時常投入社會行動。雨傘運動期間，他支持學生罷課，到佔領區去教書，他不相信數學只是一門純科學，創新地開課講數學與社會公義的關係。業餘的時間，他負責「進一步出版社」的編務工作，出版關注香港政制發展的書籍。

在急速變化的香港圖景中，兩人成為堅定的社運戰友。

香港太缺少space（空間）了，很多東西，有了空間，就自然生長出來。

而在上環山路上，Grace 還是守着那一個小酒吧。

2003年，64吧結業後，Grace 曾經想以“retreat” 為名，開設新酒吧，寓意避靜，休養生息。一個朋友不同意，認為不應退卻，推薦改名「71吧」，紀念五十萬港人上街、七一大遊行的勇氣，2004年，71吧在荷李活道上正式開業。

這裏從來不僅僅是一個酒吧—— Grace在這個空間裏舉行放映會、新書發布會，偶爾還借給社運人士開會；每逢六四那天，這裏必定不做生意，酒倒是照樣提供，所有酒錢都捐給「天安門母親」。

「香港太缺少space（空間）了，很多東西，有了空間，就自然生長出來。」Grace 悠悠地說，每逢碰上示威遊行、社會抗爭的日子，酒吧的夜晚就特別興旺，聚集了各路來客，「或許在那些時候，人們特別需要抒發，唞氣（喘氣）。」

與丁何夫婦不同，Grace和她的71吧，在香港高壓艱難的這些年，成了安靜的陪伴者。

好像中國在驅逐你，讓你離開她

「酒吧就是“a bit of everything”（什麼都有一些的混合體）。」Grace 說，自己在71吧看到的社會百態，近年特別有趣。

有外國人來問她，“Wouldn't it much better if Hong Kong would still be ruled by the British？（香港繼續被英國統治不是更好嗎？）” “Fuck off, that's not the point! （滾開，問題不在這裏）。” Grace 罵回去。也有大陸人來發表評論：「政府說什麼你們都要聽。」Grace 說自己不理睬這種死腦筋的人。又有本地年輕人說，一定要武力贏得港獨，Grace 就在酒吧裏大喊一句：「如果有一天你們得勢，你們也會像中國共產黨一樣的。」

回歸20年，人們對香港前途的看法越來越分化，對中國的想像也越發不同。

Grace自己生於1953年，中學的時候正碰上反殖思潮，那時對中國有着浪漫的想像，一度想去中國鄉村義教英語，曾參加過保釣行動，曾經還想過能不能去參加越戰。在80年代讀大學的游靜也經歷過這樣的時期，1985年，游靜和一個女同學，兩個人一去環遊中國大半圈，從廣州坐火車經上海到了北京，又坐小飛機去了成都和九寨溝，去認識「遙遠又親近」的中國。

今天，Grace 仍認定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卻已經完全沒有興趣去參與大陸的改革。「現在是完全不想回去了」，她說不清楚是如何漸漸改變的，只是現在的中國政府於她而言變得陌生又恐怖。提起「中國」，她馬上想到的是空氣污染、食品安全和強權統治，擔憂深港邊境的變遷和高鐵一地兩檢的問題。

丁南僑思想上的變遷則更加巨大。他的父親是國民黨軍人，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逃亡到港，給兒子取名「南僑」，意即南方的僑民。1976年考上香港大學數學系後，他熟讀中國歷史和文化書籍，會唱《三項紀律八大注意》等紅歌。在丁南僑看來，對比起高度資本主義的殖民地香港，當時聲稱走共產主義路線的中國代表着更進步的制度。他相信當時的論述——「苦難的中國終於有了明天」。

就好像中國在驅逐你，讓你離開她，我有這種感覺，就是他不再是以前我認識的那個真的為民眾服務（的政府）。

後來到了美國留學，他還訂閱多本中國雜誌寄到美國，讓自己多了解國情，「有一個時期我會覺得其實我在香港長大只是因緣際會，如果不是因為爸爸媽媽在香港，我可能就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

當他帶着這份中國情意結回到香港後，各種變遷不斷顛覆他對中國的想像。「或許我們從來都不夠認識中國，」丁南僑說，回歸以後，一國兩制的落實情況讓他失望，「香港一直說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但現在的自由越來越收窄了。」

「就好像中國在驅逐你，讓你離開她，我有這種感覺，就是他不再是以前我認識的那個真的為民眾服務（的政府）。」一旁的何芝君忍不住說。

返回香港定居後，丁南僑開始反思人們的國族認同，對此慢慢產生懷疑。最近這些年，他和何芝君的想法都有了改變：比起國家和民族等因素，他們現在更傾向以價值理念作為身份認同的依歸。

「一定要問我是哪裏人，我可能會說是地球人。」丁南僑笑着說，「如果你說你這樣的答案太奸詐了，比較準確地說，我應該是香港人。」

假若回到1992年，他還會選擇返回香港嗎？

丁南僑陷入沉思。「可能還是會回來，說不定。但我會理性地考慮我在一個地方做事是否適合，那個地方是否接受我，是否有意義，這個有意義不是無條件因為我是所謂中國人的身分而帶來的意義，而是經過思考的，理性的。」

理解是改變的基礎，「作為知識份子，我們別無選擇」

無論對於中國大陸還是香港，Denise 始終抱着新奇的眼光。她目前在香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她的班上，大陸學生越來越多，而回溫哥華探親時，原來很多來自台灣、香港的鄰居，都漸漸換成了中國大陸人。

「中國」，是一個大家都越來越繞不開的因素。

「如果我以後長期會住在這裏，某程度我要明白到如何與越來越多移民到香港的內地人共處。」Denise說，她學習着如何向內地學生講述六四，也從他們口中了解大陸一線二線和三線城市的差別。

同時她也在學習了解香港。2011年，她從呂大樂教授處接手「香港史」一課，為此看了很多書，「自己要去學習這個故事，才知道這個故事很複雜，永遠都學不完，到現在都是。」

游靜也有相似的感覺，在統一平靜的表面下，香港有着複雜的肌理，即使回歸20年，這裏的人對香港自身，對中國大陸，依然不夠了解。在她看來，去加深認識是改變的基礎，「作為知識份子，我們別無選擇。」

不過 Grace 有些灰心喪氣了。除了大時局的變遷，生活也處處逼人。酒吧租金每兩年就上漲一次，近來又因為牌照，晚上11點就要閉門，經營不易。2009年她患上乳癌，身體不好。酒吧前前後後開了將近26年，她開始想，不如將酒吧交給年輕的店長打點運作，自己回去多倫多陪陪兒女。

丁南僑和何芝君不久前都退休了，不過他們都打算留下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努力。應本土研究社「香港民間學院」的邀請，丁南僑開始在灣仔富德樓開設民間課程，講《數字迷信》，前來聽課的許多都是下班後辛苦趕來的打工仔。沒想到教書遇上了教育局阻止，稱這些課程違反《教育條例》。丁南僑說起這些，倒是平靜。

「有機會教書的時候就教書，教不了了我就要寫文章反駁。自己年紀大了，我不會覺得需要爭執在這一刻，」他語氣平穩地說着：「有些事情我要長命做。」

游靜覺得，比起1997前，此刻的香港更加迷茫和不安——經濟上少了優越感，民主進程上難以帶動中國，就連自己也停步不前了。但她仍想留在這裏。

「我回到香港差不多18年了，覺得這是我人生中最正確的決定。」她爽快地說，又補充了一句：「當然一生人之中也做了很多錯的決定，只是這個比較正確。」

Denise 沒有那麼肯定，她喜歡游離在社會的邊緣，感覺在邊緣更能看清社會百態。45歲的她最近重新看了一遍《另起爐灶》，看到1994年的自己：當時她在溫哥華，渾身活力投入同志運動，協助愛滋病感染者，每天24小時拿着手機聽熱線。

「有時我會想，我應該要變回紀錄片中二十歲的我，才可以做回一些有意義的東西。」Denise說。

「會不會死守香港呢？又不敢這樣說。如果香港到了一個很差很差的環境，你發現做什麼也是徒勞的話，我不一定還留在香港的。憑我自己的力量，如果有什麼地方能夠付出，能夠有意義地渡過餘下的日子……」丁南僑說，他希望這個地方，還在香港。

（感謝游靜對本報導的協助；感謝丁南僑、何芝君和丁逸勤，馬麗華，鄧芝珊參與拍攝；鳴謝香港真實影像協會所舉辦的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

（端傳媒實習記者伍振中、党元悦、陳欣媛、官琳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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