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端給你聽】刺耳的聲音不見了？中國調查報導的冬天（上）

【編者按】本文是端傳媒七週年「讀端給你聽」Podcast特別企劃的第二集，邀請到本文作者、端的前總編吳婧讀出有聲檔，也歡迎點擊這裏，選擇你喜歡的播客平台收聽，用另一種方式打開端。

發軔

「打死老虎有兩種讀法：打──死老虎，打死──老虎。」2015年夏天，北京一家川菜館，王克勤將右拳攮在左手掌上，面前那盆毛血旺的水平面陡地上斜。

六十年代生人王克勤是中國著名揭黑記者，1989年入行，從業二十多年。他揭過北京出租車壟斷黑幕，也曝過山西疫苗亂象。僅2001年，就有160多名涉黑人員因他筆下的報導鋃鐺入獄。

在中國當下語境中，「老虎」代指「貪官」。近兩年，各家媒體的調查報導都大幅「縮水」，唯剩下對落馬貪官的報導。在王克勤看來，這些報導不過是「家長布置的作業」──追隨着中央的反腐動作，將拳頭對準「死老虎」。

王克勤依然感恩十年前做調查報導的好時光。2002年，他在名不見經傳的《中國經濟時報》任記者，月薪兩千塊，用半年時間調查北京出租車業壟斷狀況，寫出三萬多字的報導。報社為他騰出版面，全體編輯盯版，全體編委簽字，出了事一起扛。「整個報紙一半是我的報導，（這）是什麼概念？」

那時新聞報導對現實的影響像剛出鍋的炸物般乾脆。文章發出後，中央批示要改革出租車行業的管理體制。

2001年，北京成功獲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標準接軌、建設一個更透明開放的社會成了時代主旋律。

「那個時候中國人有共識，應該做調查報導。」傳媒學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展江回憶說，2004年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欄目《焦點訪談》開播十週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宣傳系統的李長春去視察，鼓勵《焦點訪談》兩天做一個調查，「一年三百多期，那就是一百八十個啊！」此前，李鵬、朱鎔基、溫家寶三任總理曾先後視察過《焦點訪談》。

《焦點訪談》並不以「調查報導」來形容自己，在官方媒體看來，這是西方新聞用詞，而他們更常使用的說法是「輿論監督」。「輿論監督」是「自上而下」的──即通過影響決策層帶來改變，但它折射出本世紀初，執政者一定程度的自信和包容。

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執政者有很強的動力希望改善制度上的漏洞，也希望媒體對地方上胡作非為的官員進行制衡。」鳳凰網原創內容總監陸暉曾在《南方都市報》擔任深度新聞部主任，在他看來，當時執政者對調查報導的定位是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市場化媒體的作用是「幫助黨改善統治」。

這一定位構成了中國調查報導得以生根發芽的土壤。

1998年，出生於新聞世家的胡舒立在北京創辦《財經》雜誌。《財經》挖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腫瘤」，曝光那些導致「病變」的利益集團。2001年，《財經》發表《銀廣夏陷阱》，揭露中國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銀廣夏業績造假，這類會影響到「金融穩定」的選題是中國媒體此前難以碰觸的。報導發表后，銀廣夏被中國證監會摘牌。

這一年，時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展江創辦「新世紀新聞輿論監督」研討會，每年一度，廣邀海內外新聞學界和業界人士，探討新聞輿論監督一年來的收穫和虧欠。他坦言，舉辦研討會是受了胡舒立及其團隊「揭黑報導」的影響。

2003年，廣州的《南方都市報》（下稱「南都」）發表《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寫了在廣州工作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因為沒有「暫住證」，被送至收容站後遭毒打致死的故事。報導引發了全國對收容遣送制度的熱議，在律師、媒體和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人們收到了「胡溫新政」（即2003年胡錦濤、溫家寶上任後推出的一系列新政策）的第一個「禮物」──廢止收容遣送制度。業界普遍認為，這篇報導開啟了中國調查報導的黃金時代。

這一年，王克勤以及報導「孫志剛」事件的南都記者陳峰，皆入選中央電視台「中國記者風雲榜」。八位獲獎記者裏，七個做調查報導。

黃金時代

南都隸屬於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下稱「南方報業」），「同門兄弟」有《南方週末》、《21世紀經濟報道》等。

紮根廣州的南方報業屬省級黨委機關報，但黨報的身份並沒有綁住它市場化的腳步。相反，臨近港台文化的傳媒商業化經驗，卻為廣州的媒體脫離單純的宣傳機構「喉舌」定位注入新動力。

「當年廣東有一個相對開明和包容的地方官員群體，這些官員的意識走在中國官場的最前面。」陸暉說，他曾和廣東省委宣傳部的一些官員聊天，對方的開明令他驚詫。

與此同時，在很多南方報人眼中，南方報業的成功也與范以錦、江藝平等一批開明、有擔當的領導層有很大關係。「報社集團想把南都做成一個有獨立立場、媒體節操和好的市場反響的報紙。」陸暉說。

在這些人撐起的大傘下，聚集起一群並持理想主義和專業主義的年輕人，心是熱的，眼是闊的。

有人從香港帶回「政治禁書」——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在編輯部內部論壇裏吆喝着「誰要複印請登記」。凌晨1點多下了夜班，十來個人聚集在報社附近的「老四川」餐館裏吃宵夜，聊版面、聊選題，聊《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直到天明。

2005年，23歲的年輕記者龍志從湖南的一家地方報紙輾轉加入南都。他記得每週二，分管深度新聞的陸暉會把《華爾街日報》優秀報導和普利策獲獎作品列印出來，發給記者一起討論學習。

陸暉對調查報導的文本有着極高要求。2007年，龍志寫一篇關於無錫太湖水污染的報導。第一稿七千字，陸暉說寫得太枯燥。龍志重寫了第二稿，還是七千字，陸暉說寫得太花哨。龍志於是將那年代流行的社交媒體MSN簽名檔改成「一稿枯燥，二稿花哨」。

多年以後，他們中的不少人回憶起在南都做調查報導的日子，都會用到「純粹」這個字眼。陸暉記得，當時的深度新聞部被其他部門稱為「仙境」，年輕記者們都渴盼登上通往仙境的雲梯。

「早期大家都是以做調查報導為榮，以採訪猛料為榮。」2002年，23歲的左志堅加入《21世紀經濟報導》。辦公室買了兩張床，記者們經常通宵趕稿，累了就睡在辦公室。「工作很容易讓人上癮，跟吸毒一樣。」

左志堅至今記得，自己2002年見習期間在《21世紀經濟報導》發表的報導《李嘉誠上海碼頭危機》，揭開和黃集團同上海港的「恩怨」。文字的影響力是那麼真切，一千多字印出來，和黃股票跌到當年最低值。不少人打電話到報社，抱怨買不到當天報紙。第二天，香港《信報》於頭版轉載了全文。

「那個時代一稿成名。」2007年，24歲的記者龐皎明在《中國經濟時報》報導高鐵使用假粉煤事件一舉成名。一篇有影響力的報導，就會令各種爆料和線索隨之而來。有人通過朋友找上門，有人直接拜訪報社，還有人將線索和期待放進牛皮紙袋子寄給他。

4年後，龐皎明於2011年在財新《新世紀》週刊發表的《邵氏棄兒》亦來自一個線人的爆料。報道揭露了湖南邵陽的計劃生育部門為了收取罰款，將超生、非婚生或收養的嬰幼兒從父母身邊奪走，強行送入福利院，統一改姓「邵」。福利院甚至與人販子勾結，把孩子送入涉外收養管道，從中牟利。

「這裏沒有爆料者的利益，報導出來也不會提他的名字。」龐皎明解釋「爆料者」的心態：「我知道你把一件事情掩蓋了，我有種衝動把蓋子揭開。」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認為，2003年左右也是中國民眾權利意識覺醒的時期。不僅僅有南都曝光孫志剛案，實質性推動廢止收容遣送制度；還有席捲全國的SARS公共危機，政府層面也公開承認要尊重公眾知情權。「民眾對於媒體的公器作用開始有巨大期待」，胡泳說，人們希望媒體不再僅是官方的喉舌，也能為民眾發聲。

傳統媒體也浸泡在市場的甜蜜期中。那時南方都市報每一天的發行量有141萬份以上，僅2003年上半年的廣告收入就有5.1億元。

「調查報導雖然不是直接帶來發行量，但它樹立的品格或品牌是可以轉換成廣告的。」陸暉說。當時全國各地的市場化報紙對此都有共識。

報社對調查報導的支持可以從採訪經費上窺見一斑。2005年，剛加入南都的龍志按以前地方報的規格坐火車去採訪，陸暉打來電話：「怎麼不坐飛機去！」

在陸暉看來，當時的記者不論是物質收入還是精神地位都位於社會的高層次。據一位曾在南都深度新聞部工作的記者回憶，2004年他以應屆生身份入職，一個月能拿到8000到10000多元人民幣，當時廣州市的人均工資為2585元人民幣。

江湖

自然，這段「黃金時代」並非一直「和風細雨」。

2004年，孫志剛案的報導令廣東本地政法系統受到衝擊，其報復性的舉措，令南都總經理喻華峰、總編程益中因所謂「經濟作風問題」相繼入獄，喻華峰甚至因此坐監四年。

翌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宣部分別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和《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實施辦法》，正式封殺「異地監督」和「跨行業監督」。

禁止異地監督──即禁止一個省份的記者去另一個省份做負面報導，這是中國調查報導近年來遭遇的第一場霜降，它釋放出一個令人憂慮的信號──揭黑式調查報導已引起官方的警惕。

1980年出生的羅昌平先後在《新京報》、《財經》任職，做過多起政經、財經領域的重磅調查。回想起一開始在《新京報》做報導，羅昌平說，那時「根本不考慮禁令」。但「禁止異地監督」之後，他記得，新聞禁令出得越來越快。

就像一輛掛上檔開跑的汽車，一腳剎車並不能完全抵消其慣性，這場霜降也沒能凍住活躍在全國各地的調查報導。互聯網加入了輿論變局。

在初生的網絡世界裏，新聞的傳播難以遏制，各大論壇和知名博客不但成為爆料的集散地，亦為區域性話題發酵成全國議題提供了平台。

各個報社的調查記者們藉助互聯網聯結在了一起。中國幅員遼闊，地方報紙之間的競爭並不激烈，反而，當重大新聞發生時，全國各地的記者聚攏在事發地，他們喬裝打扮、裏應外合，突破地方政府尚不嚴密的媒體防禦網，並迅速共用線索、聚合資源。

「我們共同的對手不是彼此，而是監管部門。」陸暉說。

2005年，時任《鳳凰週刊》記者的鄧飛組建了一個調查記者QQ群，取名「小刀」。小刀群很快達到了200名的人員上限，鄧飛又申請了一個可容納500位調查記者的超級QQ群，取名「藍衣」。不久，「藍衣」也滿員。

在「藍衣」群裏，各類飽滿多汁的料隨着QQ頭像的閃動在螢幕上爆開。「有人在群裏吆喝一聲：兄弟們，哪兒哪兒出事了！全國各地的記者就都跑過去了。」龍志記得，2007年湖南鳳凰縣在建的堤溪沱江大橋突然倒塌（事故共造成64人身亡，後被認定為「責任事故」），當地的記者立刻在QQ群裏放料，事故現場隨即被聞訊趕來的各地記者佔領了。

圈子裏衍生出一條默認的「行規」：A省記者爆料、B省記者接手，市縣級報紙難以吃下的題材讓給胃口更大、腰桿更硬的省級或全國性刊物，比如《南方都市報》和《南方週末》，甚至給友好的境外媒體同行。

「那個時候署名沒那麼重要。」時任《財經》記者的歐陽洪亮說，「大家有一個比較樸素的想法，把事情發出來。」

藍衣群孵化出一個臆想和現實交織的江湖。在那個江湖裏，調查記者以兄弟相稱，他們互通有無、行動一致，希望用自己的報導行俠仗義。「走到哪裏都有兄弟。」時任南都深度新聞部記者的龐皎明記得，他每去一個地方，當地的記者朋友都會幫忙找線索、安排車、請吃飯。

江湖也有「文人相輕」：六零年代生的王克勤被詬病為學養不深的草莽型記者；南方報業的報導被批評空有情懷；《財經》的稿子則被指為像圖書目錄一樣乾巴巴。記者們一邊惺惺相惜，一邊相互嫌棄。這種相愛相殺折射出一個行業的生機勃勃，它釋放的巨大能量也令當局驚懼。

2007和2008年，調查報導在這片大陸的多個角落紮根、開花。除了《新京報》和南方報業這些資深「搗亂者」，全國性媒體《中國青年報》、《財經》、《鳳凰週刊》也是調查報導主力，還有《東方早報》揭露三鹿毒奶粉的報導、成都傳媒集團《新生代調查》報導「蟻力神」非法集資事件、河南電視台報導山西黑磚窯案等等。

「調查記者都拿着矛，把政府給包圍了。」王克勤說，「政府說，這還得了！」

變天

2008年，多事之秋。

先是開年南方雪災。三月西藏拉薩街頭騷亂，以及四月北京奧運年在各地火炬傳遞風波，年輕人「反CNN」偏見報導的愛國熱情高漲。

這也是媒體人陸暉眼中「變天」的日子。當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縣發生8.0級地震，波及地區超過十萬平方千米，近七萬人因此喪命。

儘管地震初期中國當局對新聞媒體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放，但不到兩週後，情形急轉直下。救災第一階段結束，眾多媒體將報導重點轉向地震災區的「豆腐渣」校舍工程，遇難學生家長們要求政府給說法。駐紮在震區的陸暉一天內接到上級的三個電話。第一個說，不要做負面報導，第二個說不要做報導，第三個要求記者悉數撤回。

「拔出蘿蔔帶出泥。」香港資深電視新聞記者趙永和（化名）報導內地新聞逾十年。在他看來，很多突發事件一開始都能報導，但隨着媒體越聚越多、報導越來越深，碰觸到新聞現象背後的權力、利益鏈條時，地方政府就會伸出手將拔出一半的蘿蔔按下去，以防帶出「泥」來。

更大的歷史背景是這十幾年來社會矛盾和群體事件的日益尖銳、頻繁，以及民間維權發展過程中如影隨形、越來越猛的維穩體制。「從1998年畫一個很長的線來看，政治、法制都處於惡化狀態。」胡泳認為，附着在政治和法治之上的新聞必然難逃慘淡的命運。

而在北京奧運的「舉國盛典」氛圍中，多年來堅持市場經濟、法治等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觀的媒體人，也發現自己與當下的「愛國主義」格格不入。網絡上的「五毛」開始攻擊南方報系是「漢奸媒體」。在陸暉看來，當局對市場化媒體的定性也改變了，這種改變宣判了南方報業的悲劇命運：「以前是小罵大幫忙的黨媒，現在是顛覆黨的敵人。」

一家媒體的興衰依附在當政者對其的定性上，這也恰是中國傳媒的悲哀和掣肘。絕大多數敢做調查報導並做出一點成績的媒體，背後都有政府的勢力站台。於是，當背後的勢力決意離開時，媒體總是難逃被抽去筋骨的命運。

2008年12月，以開明、有擔當著稱的江藝平被調離南都總編輯崗位。有見識、有膽魄的管理層被更懂得順應時世的人逐步取代，小環境急劇惡化。一位不願意具名的記者至今記得南都某位主編在會上講的話：「政府做得好，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理直氣壯地表揚？」

選題的分量開始滑坡。「我們以前做貪官報導，部長也能做，後來部一級的都不能做了，人事任免、異地監督也不能做了。」左志堅說。

背靠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之子王波明擔任社長的《財經》，空間也遭到壓縮。「很多稿子都要磨。」2009年，羅昌平在《財經》做副主編。他揣測着「上面的意思」，一次又一次無奈修改被斃掉的稿子。「大環境繃得非常緊，不是你通過努力、技巧能破解的。」

在陸暉看來，2008年是徹底上凍的一年，之後雖然也有不少優秀的調查報導發表，「但那都只是餘波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