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果嶺村天后廟，羅悅屏向天后娘娘上三炷香，深深鞠躬，眼神沉穩。不久後，這座三級歷史建築以外的範圍，大多數將會被清拆。

茶果嶺村位於香港九龍東的油塘及觀塘之間，早期為客家居民聚集之地，有400年歷史，曾以採石業、漁業為主軸，不少殖民地建築在村內取材。1940年代，大量戰後難民湧港，他們依山搭建簡易的鐵皮或木屋居所、發展工業，但因為不時引發火災，這些寮屋區常被詬病環境惡劣、危險。

最高峰時期，茶果嶺村多達三萬人居住。但自70年代起，村內不時傳出政府要拆村的消息，村民開始思量不要花錢翻新寮屋紛儲錢搬往私樓或是申請公屋。80年代，政府興建東區海底隧道時，收回大批土地。而村內火災，也使政府加快協助村民上樓，村人口逐漸減少，舊村民離開、新租客和尋求便宜單位的新移民搬入。至今正式開始清拆，留下的村民更是寥寥無幾。

人稱為「扭計叔」的羅悅屏是舊村民之一，他在村內出生，人生和村緊密扣連。茶果嶺村的四大姓家族包括邱、黃、鄧及羅氏，73歲的羅悅屏在這裡成長，在這裡變老——直至2019年，時任特首林鄭月娥正式宣布要拆毀發展三條城中村——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去年7月，茶果嶺村開始第一期清拆工程，目前清拆期限延長至今年底。

對這條重建在即的城中村，村民有不同的告別式。有人繼續與街坊開會、留守；有人分批移植十數年種下的植物；有村民第一次做演員，把自己的記憶變成社區劇場。同時間，也有人仍然為安置問題而苦惱中。

家正被逐漸清拆，扭計叔希望在這裡留守最後。「起碼一磚一瓦， 人情美好，有什麼事大家可以親自做。現在你說要拆村，我覺得很不捨得。」他說。

麒麟守護神

天后誕當日，16隻麒麟獅頭身披五彩鱗甲，被安放在福德祠旁。那是每年均會訂製的麒麟裝扮，一直由茶果嶺麒麟隊保存。隊長扭計叔大汗淋漓，他剛帶隊舞麒麟，小心翼翼把麒麟獅頭放好，他身形瘦削，眼神仍閃鑠着一種精靈。

甫坐下，扭計叔便滔滔不絕地講解每一個麒麟的花紋和細節。麒麟頭上有鯉魚，象徵年年有餘；蝴蝶、八卦、麒麟吐玉書，祝願村民步步高升。麒麟頭的眼眉和耳朵均藏有機關可郁動，舞麒麟時眉飛色舞、耳聽八方。

麒麟於300多年前流傳到香港，是客家傳說中的吉祥瑞獸，集龍頭、鹿身、馬蹄、牛尾、狼額於一身，村民相信它會守護茶果嶺村，保佑漁夫出海平安。每逢節慶，麒麟隊均會表演；天后誕時，麒麟隊會前往天后宮進行拜祭與表演。

扭計叔說麒麟正氣，愛生物，茹素，「連一隻螞蟻都不會踩死。」

10歲時，扭計叔在旁觀看村民舞麒麟的英姿，已覺得非常醒目。其後村內學校四山公立小學舉行校慶，老師找同學參與舞獅表演，他便拜師學藝。「因為當年表演都是老人家，沒有後生出來，所以我就站出來了。」

從此，扭計叔和麒麟的緣份從未間斷。他小時「百厭」，經常打架，所以被稱「扭計叔」，但舞麒麟訓練他紀律和專注力，要心無雜念。

他的格言是要像麒麟一樣保持正氣。「生活環境就好像一張紙，染好便好、染壞便壞。我的做法是不要害人。」他說。

茶果嶺村在40年代開始湧進難民，這也包括扭計叔的父母，他們在大陸出生，來港定居，扭計叔在七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五。村以前曾經是有名的高嶺土礦場，盛產高嶺土，即是可製造瓷器的白泥。扭計叔的母親當年除了照顧孩子外，還要在礦場打工，擔泥、洗泥以養家；爸爸則偶爾當賭檔「撈家」。

那時候的茶果嶺村，幫派以暴力解決問題的情況很常見。也許是麒麟庇護，常打架的扭計叔沒有加入幫派。他小時候多病，家人把他契給天后娘娘，望祂保佑扭計叔健康。及後他身體逐漸強壯起來，自此便很服天后，提醒自己不要學壞。

「我不喜歡加入（幫派）、不喜歡做壞人，因為劇集中的壞人都好像石堅一樣，好快死㗎嘛。」扭計叔笑說。

若說麒麟是村的守護神，為人類排難開運，扭計叔成年後，便是慢慢用自己的方式延續村文化、守護村民權益。他於1993年共同創辦麒麟隊、擔任隊長，一邊兼顧正職及家庭。

「希望不要失傳，因為是師傅教落的東西。」他說。

1970年代，見及茶果嶺村多次大火，扭計叔和街坊自發成立防火隊，夾錢買滅火器；又組織義工隊，到街坊住所更換殘舊喉管，擔當吃力不討好的義工。其後，他更參與村公所事務、參選區議員等。1993年，茶果嶺村發生水浸，街坊失去證件、相片等，扭計叔和幾位居民自發成立茶果嶺村關注組，幫街坊解決問題。村內衛生環境不佳，他們又成功爭取建設一棟現代公廁。

「最緊要唔好怕蝕底。蝕底就無人搞的了。」扭計叔說。

直到近年面對拆村，要爭取的事更難了。

按政府計劃，茶果嶺村的原址將發展以公營房屋為主的新社區，連同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三個項目將由2029年起分階段提供約8700個公營房屋單位。後者的部分住戶已陸續遷出，至於茶果嶺村，因為約四分一土地屬私人擁有，政府稱會提供安置計劃幫助村民過渡。

得知正式拆村消息的扭計叔非常不捨得，又覺得要拆也沒辦法，發聲也沒用。但很快，他又動身去為街坊做事。關注組一直就安置事宜和街坊及政府開會、寫信給立法會議員、舉橫額請示政府等。扭計叔和地政總署開會，談保留麒麟隊會址；又和房委會、房署開會及寫信，反映街坊難以負擔1萬元一尺的400呎房協私人單位。

扭計叔認為，是街坊的力量才可造就改變。「靠我一人的力量不行，有群眾的力量才可以做到每一件事情。」他說。

村的說書人

4月，茶果嶺村的空地正在上演村故事劇場，六旬的珍姐七情上面地演出。其中一幕講述一名母親在工廠弄傷手指需要入院，村民阿姨急急前往她居所，把緊急消息告知她一對子女，並暫時照顧他們，直至該名媽媽出院。之後她又講述另一個故事：茶果嶺村曾經發生數次火災，多次都是因為煲湯出事，火災波及鄰居，煙霧彌漫……

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珍姐在茶果嶺村的親身經歷。「如果自己沒有講出（這些故事），沒有其他人講到、或者會知。」她說。

炎熱又多蚊的一天，珍姐邀請記者前往她家做訪問。她從茶果嶺道沿路的一棵樹摘下白蘭花，放在家中飯桌上，為屋子帶來隱隱花香。

以前珍姐一家七兄弟姊妹，住在現今茶果嶺道公廁的位置，那裡當時還是海邊。當年的屋子像大澳的棚屋，屋子底部有四條木柱扎根海裡，門外有甲板。天熱時，珍姐和兄弟姊妹會在甲板放帆布床、尼龍床，在外面吹著晚風入睡。

在已經消失的海邊，她曾經在端午節看著龍船「合義龍」，被街坊從沙灘直接推送進大海。這艘逾60年歷史、20米長的龍舟「合義龍」，曾是每年村民在端午節的重要伙伴，龍舟下海，就是向天后娘娘祈求風調雨順、漁獲豐收。

對恪守客家傳統的村民來說，天后信仰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成年後，珍姐的哥哥曾在花炮會中向天后娘娘求女，並約定會供奉3000隻紅雞蛋。結果，嫂子誕下女兒，一家人立刻幫忙還神，答謝天神保佑。

「我們染雞蛋染到手軟。但無得唔做的，始終你答應了天后娘娘。」珍姐說，染紅雞蛋的鍋至今還放置在廚房，她不捨得丟掉。縱然不是客家人，珍姐也因為融入村內客家文化而信天后。「只要你信，便會應驗。」她說。

茶果嶺村寮屋區往往給人不衛生、老鼠橫行的刻板印象，「但我們從小到大在這裡住的，當你在一個環境已經習慣了，你都不覺得是什麼。」村裡生活叫她最難忘的是村民的深厚感情。中秋節，街坊經過他們家聊天、賞月，分享月餅。孩童時期生活簡單，村民在冰室前的大笪地一起喝紅豆冰，已經玩得好開心。

成家立室後，珍姐和丈夫由茶果嶺村搬到屯門定居。1997年金融風暴時，珍姐家人生意不順，輾轉於2000年又搬回村。她從小已經聽說茶果嶺村會被清拆的消息，因此政府正式宣佈時，她不感意外。「順其自然，到時先算。」結果，珍姐一住便是25年。

如果可以選擇，她想留下。珍姐現在和一對孫子女及先生同住，房屋是老舊建築，通往房間及天台的樓梯由木板砌成，加上前業主僭建的部份，空間較為闊落。每逢過時過節，她的兄弟姊妹就在這裡吃飯，最少十幾人。

對於發展，珍姐認為討論沒有意義。「我們一般小市民，政府說怎樣你就要依循它去做的。難道你可以反對嗎？ 我們都沒有什麼能力去反對它。」

縱然沒有反對，珍姐還是去參與劇場、接受訪問，以自己的方式和茶果嶺村說再見。今年，許多記者走入茶果嶺村採訪，珍姐周一到周六都需做清潔工作，以僅有的休息日出席劇場排練，又接受訪問。珍姐說參與劇場首先是為自己，「起碼我自己也有一個懷緬。」她笑指，很多村民住村多年，都不曾聽說村的歷史故事。

「可以做到的，就自己去做。最重要是我們有一個安居之所就可以了。」珍姐說。

珍姐說接受了政府的決定，認為最重要是「有得揀」，選擇心儀的社區安置上樓。上樓以後，她覺得建立鄰舍街坊社群相對村內會較難。「以前不鎖門的，有些屋都不介意打開門， 一有生面口的人走進村來我們就知道。」即使在後期的茶果嶺村，很多舊居民已撤出，加入不太認識的新住戶，珍姐還是認得他們，會點頭打招呼。

但情懷過後，始終「有得住」最緊要。

茶果嶺園丁

天后廟之外，在茶果嶺村的聖馬可堂是另一個不會被清拆的建築。

在教堂旁邊的走廊，整齊地放置了一排植物盆栽，盆栽內的薄荷葉、玫瑰，龍脷葉、四季桔，香氣滿溢。後面的角落則擺滿了一盤盤蕃薯苗、珍珠菜。

這些都是由郭志雲——一位神秘低調的街坊，自發當社區園丁種植的。

在一個烏雲密佈又潮濕的五月下午，郭志雲穿戴水靴、額角滴汗，坐在聖馬可堂旁，用膠兜細緻地沖洗兒子最喜愛吃的蕃薯葉。他年逾古稀，皮膚黝黑，說話輕聲慢語。他和太太及兩位子女同住在茶果嶺繁華街的一個單位，以前從事三行工作，現在半退休。

十五年前，郭志雲看中茶果嶺村租金相對便宜，從觀塘搬進村內。進村不久，他便開始種植物，作為精神寄託。他主要打理茶果嶺村已有的植物，有時亦會帶新種子回來種植。

若有街坊想吃他種的菜，他一律送贈，堅持不收費。訪問前一天有位太太經過花園，說喜歡他種的艾草，他隨即把艾草剪下，給她拿去洗澡、驅風。

「喜歡我的盆栽可以整盤拿走……多人種更好。」他爽脆道。

他對植物的用心，吸引到聖馬可堂的負責人注意。由於聖馬可堂是茶果嶺村可保留的少數建築之一，負責人遂提議他不如在堂區花園裡面種植。職員後來更邀請他到堂內聚餐，「我炒了一碟蒜蓉炒珍珠菜帶去，他們整碟吃得光光的。」他笑言。

郭志雲帶我們在小花園遊走一圈。「你看，這裡本來雜草橫生，都是我修剪好。」郭先生彎下腰，端詳大閘旁乾淨的石罅隙，頗為自豪地說。

不過，並不是每棵植物都可以存留下來繼續生長。眼前的一些盆栽植物，原本是郭志雲在村內的另一塊田地種植的。這兩塊田最先由兩位茶果嶺居民打理，他們均年事已高，數年前發現郭志雲對種植獨有的熱情後，便放手交給他打理。

「我在他旁邊種花，看見花草很漂亮，他說不如你去種吧。我用一手抽兩桶水上去澆，他看畢，全部（地）給了我種。」郭志雲說。自此，他風雨不改，每天打理兩塊田以及十棵木瓜樹，將田地變成茶果嶺村的社區花園。

現在，兩塊田因為拆村工程均已被圍封，目測還剩下三、四棵樹，結了綠色的果實，旁邊放有他的農具。這天，一名戴着工程帽的工作人員略帶警惕地走近，簡短詢問是否地政署人士，後便走開。郭志雲指，兩塊田地應該不屬私人土地，政府收地無可厚非，就兩塊田地向他賠償4000元。

他邊叼著煙，邊俯身俐落地摘下珍珠菜，包好一大紮，小心翼翼放在一個環保袋遞給記者。「拿回去嚐嚐，試試味道如何。」語畢，他又背誦起煲湯食譜。

郭志雲說自己在中國大陸長大，經歷過軍隊訓練，生活清貧刻苦。他沒有那麼看重清拆的得失，「從小到現在，這麼大年紀有什麼沒有見過，所以這些東西很看得開。」他說時面不改容。

「我們這種人，能拿起，能放低。」他說。

把種植多年的植物移至聖馬可堂旁邊的盆栽，可算是他對茶果嶺村的告別式。「這些我最滿足，我已經拉（保留）了一大部分。」 他抹了抹汗，目光不離腳下的心肝寶貝。

郭志雲未有打算結束他的園丁生涯。他多年前申請了公屋，今年終於可以在附近的藍田區上樓。選擇就近的單位，其中一個原因是方便每周回村，打理聖馬可堂花園。

寮屋：暫准的存在

入村數次，茶果嶺村的寮屋已陸續被圍封，貼上承包商及政府物業的告示；街道亦有規劃痕跡。

曾有民意調查反映，有一半村民想走，一半想留，部分村民則要求「原村安置」。現在，受訪的街坊均表示接受安置；有部份老街坊指希望留守最後一刻。有街坊關心村內貓；有士多、冰室老闆堅持繼續運作，昔日的店舖證書、殖民時期的收據、報章訪問等，至今仍貼在牆上。

目前，茶果嶺村的收地安置尚在進行。地政總署回覆指，截至2025年8月底，在930個受影響住戶中，已完成處理逾八成半的資格審核工作。當中440住戶已上樓或被獲特惠津貼；約130戶已獲確認初步合資格，尚待進一步審批。

其餘有230戶不符合安置補償資格，原因包括在港擁有住宅物業、為現有公屋租戶、不符合最低居住年期規定等。署方指，正積極處理餘下約70宗申請，尚待有關住戶提交齊備的文件；另約60個住戶仍未配合署方進行資格審核。

在這場拆遷中，並不是每個人都順利「有得住」。這關係到寮屋在香港的角色——舒緩房屋供應不足，但位於「灰色地帶」的臨時搭建物。

二戰前，勞工在船塢或礦場等就業地點附近搭建寮屋，作為租金低廉的臨時居所。其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寮屋人口一度佔全港四分之一。直至1982年政府為寮屋進行登記，已登記寮屋獲「暫准」存在，政府也認定茶果嶺村連同牛池灣村、竹園聯合村為九龍東三個寮屋區。

但由於政府當年旨在逐漸拆除寮屋，刻意不提供設施及公用服務，居民生活水平往往比其他其他類型房屋低。隨著時間推移，香港寸金尺土、公屋輪候時間亦長﹐寮屋亦成為新移民及低收入家庭一種廉價房屋的選擇。

在茶果嶺，有人住在一間寮屋十數年，怎料獲地政告知寮屋從未登記，不符合安置資格，一般將獲得僅萬多至幾萬港元的搬遷津貼；有住了多年、雙親持雙程證的中學生在清拆期限後一天才滿十八歲，或未符合資格上樓。有街坊表示，希望政府可以酌情處理訴求，別讓他們「瞓街」；亦有人指，地政人員解說不足。

69歲的三哥，十多歲時搬入茶果嶺村，輾轉搬出又回來，從此以村為家，買屋定居。他在村內經營回收場生意，又和茶果嶺村關注組一同跟進安置事宜。居住茶果嶺村逾20年以上的他，據官方政策，毋須入息審查便可獲派公屋，但他目前無法獲得安置。

早前，三哥被告知獲派「過渡性房屋」，他當時認為這意味著幾年後需再度搬遷，自己「已幾十歲， 不想搬幾次」，其後與職員通電時，告知不希望被派的公屋是「過渡性」。三哥指，當時職員沒有進一步解釋何謂「過渡性房屋」，只是確認三哥放棄該房屋。後來經過社工解釋，他才了解「過渡性房屋」仍是公屋單位，待啟德新屋邨建成後，他可選擇搬往啟德或留在原區。

8月7日，三哥收到地政文件，確認他「無意接受」在安置前暫時租住房協或房委會的租住單位作過渡安排，「個案已經終結，無法獲得任何安置或補償。」

三哥指，寮屋補償政策及用語複雜，要理解是吃力的，但在誤解當前，地政人員通話時沒有即場解說；有區議員和社工嘗試為他與地政溝通交涉，釐清三哥接受公屋單位安排，目前尚未受理。

就算齊備資格審核的文件，街坊也遇上不少困難。由於村內曾經發生大火，有村民擔心影響收信，往往在官方文件上填寫親戚地址為自己住址。不少人因為缺乏多年地址證明作為安置文件，需要重新補領入境處文件。

目前，三哥把個案投訴到申訴專員公署。「其實我們每一個市民都有苦處，你有沒有體諒他的苦處？」三哥苦笑。「我們覺得政府現在那個硬性規定，是完全沒有什麼商量餘地。」

各自的告別式

今年中三的 Yanna，在茶果嶺村戲劇排練中認識了珍姐，聽她說村裡的故事，「我也是那時候才知道，茶果嶺村以前真的有賣茶果，有點顛覆了我本身的印象。」她側側頭說。

她五歲時搬進茶果嶺村，和父母及唐貓「蛋撻」同住，是茶果嶺村新一代的年輕居民。「我搬過來後，覺得這裡好像有點荒廢，沒什麼人知道，又比較清靜，但是原來以前是這麼熱鬧的。」

Yanna 給人印象斯文淡定，說話聲音小聲而成熟。Yanna 一家住在郭志雲田地對出的一所鐵皮屋，爸爸其後改裝屋子，安裝冷氣、設置通風天窗、以及專為小貓「蛋撻」而設的貓門，方便牠自由出入。縱是鐵皮屋，也逐漸有了家的形狀。

在村裡居住，她的家與大自然非常接近，一出家門便能看到郭先生的田地、以及後山凌亂又迷人的翠綠景色。她偶爾會出去散散步，呼吸新鮮空氣，享受城中村獨有的風景。

「以前我們家外種了百香果樹，最茂盛時，棵樹沿著鐵網一直爬，大概橫跨三四個鐵網。樹上面會結百香果，有遊客以為是野生，會摘一兩個走。」她覺得茶果嶺村很寧靜，街坊之間很友善、親密，以前會跟小朋友一起跑過橫街小巷。

但過了十年，到拆村一刻，她才發覺自己不認識從前的茶果嶺村，不知道原來四山學校以前那麼熱鬧。

Yanna 從小習慣了幾年就搬一次家的頻率，搬進茶果嶺村時亦已經聽說會拆村。對她來說，「家」就是一家人好好地坐在一起吃飯。「可能不關環境事，反而是家裡的生活和人，即是習慣的生活模式、和家人齊齊整整是比較重要的。」她說。

之後，她會和家人上樓，搬入啟德公屋。在舊家，她可以擁有一間自己的睡房，但新居比起舊居的空間更要窄細，她的床不能搬過去。但她最不捨得的是「蛋撻」的木造櫃子。櫃子是爸爸親手製造，有貓抓板和窩子，因為面積較大，不能保留。搬屋後，「蛋撻」會搬往 Yanna 的哥哥家。

縱然對拆村有心理準備，但要面對時不免難受。訪問於搬屋前一天進行，Yanna 還未收拾要搬家的東西，「想明天才搞，想到就很煩。」她皺眉說。她想在這個家能住多久就多久，一方面是在這裡上學比較熟路，另一方面是，「想逃避現實，因為也不想搬。但你改變不了現實，所以盡量可以留多久就留。」她說。

Yanna 明白發展是必須，但認為有些建築，如四山學校，挺有歷史及保留價值。

「可能住在別處的居民會覺得，這些地方比較古老，跟不上城市（發展），或者會影響市容；為了整個城市，這些（發展）是必須的；你要配合整個節奏來走的。建屋都合理，但情意上會覺得有點殘忍。」

拆村提案拍板後，Yanna 不時在村內拍照，為這裡留紀錄。離開前，她會在村內再走一次，盡量記著每個細節。「慢慢行的話，可能要行一個鐘左右。」她說。

茶果嶺村終須成為過去。「（茶果嶺村）是人生的其中一段旅程，是一段很難忘的回憶。」她說。

拆村工程已經維時一年多，扭計叔直言「好累」。他周一至六都要上班，難得周日休假，還不忘傳送村內黑雨水浸情況的相片給記者。

5月，村內唯一的四山小學傳來突發被清拆的消息。舊生和街坊一直爭取保留學校，但學校未被列入歷史建築評級，其獨特外型屬摩登流線型建築風格，在香港同類型建築中相對較罕見。四山小學同屆同學設立 WhatsApp 群組，召集其他舊生在學校前唱校歌，扭計叔有空便響應。

「從第一屆到現在四十多屆，每一個同學都有感情的。」他說。

8月中，珍姐和她教導的社交舞舊生，在街坊常稱謂「海天」的空地燒烤。這是她離開茶果嶺村前最想完成的告別派對，大家拍照留念，開懷大笑。以往，她每年至少一次在海天舉辦燒烤派對，這是自疫情後第一次，亦是最後一次，「之後要去酒樓聚腳，形式、意義不再一樣。」她說。

珍姐的孫子剛中學畢業，當晚攜同朋友一起參加。孫子自4歲起已在茶果嶺村與珍姐同住，拆村後，珍姐將遷至紅磡，孫子則將搬往油塘和父母同住。距離遠了，一個月見一次可能已算奢侈。

珍姐坦然面對。「都應該放手。」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