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死刑釋憲一年後：懲罰落下、責任未了，不正義的情緒將往何去？

有陣子，六十多歲的張介能時常失眠，夜半開車四處遊蕩。高屏山區產業道路蜿蜒，吊橋下潺潺水流聲時常伴他入睡。偶爾張介能會到望高寮，記起身為地科老師的妻子告訴他，灰禿的山陵，是類似月世界的惡地地形。黎明將至，他懷抱裝有妻子衣物的花色布包，看著月亮沉入西邊。

十一年前，張介能的妻子在高雄一處市場遭人隨機跟蹤殺害。曾獲得師鐸獎的她，甫走過五年抗癌歷程，事發前三天，才結束與合唱團為收留機構舉辦的募款公演。

「閉著眼睛，有時候是一團黑，有時候是一團白，然後漸漸擴大。」

張介能是第一個趕到妻子遇害現場的人。往後的日子，他無法止住懊悔，怪罪自己曾稱讚妻子的廚藝，使她為了準備料理而驅車前往市場。巨大雜訊充斥晝夜，張介能深怕繼續閉著雙眼，便會迎來爆炸。醫師告訴被診斷出憂鬱與躁鬱的他，無論黑或白，一旦爆炸，就是失去理智的時候。

訴訟多時，法院五度判處加害人死刑，但2024年5月，更四審改判無期徒刑。同年9月，憲法法庭做出「憲判字第8號」釋憲，為判死設下「情節最重大」、「法官一致決」等條件。社會輿論交鋒之際，法官駁回張介能的上訴，案件以無期徒刑定讞。

判決書上的定論，於午夜夢迴反覆侵蝕張介能的身心。此期間，何謂「情節最嚴重」的爭論始終未歇。2025年1月，死刑釋憲後，槍聲響起。死囚黃麟凱被槍決，成為近五年首位伏法的死刑犯。

得知消息當下，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記得，黨部內氣氛低靡。她不明白為什麼是這個時間、這個人；從犯罪被害人家屬到投入體制改革，多年來的疑問始終沒有被解答：「政府除了判決、執行死刑外，如何告訴我們，社會正在往一個更好的方向去？」

2016年3月28日，台灣台北，四歲女孩小燈泡當日在街頭被殺，晚上有市民在案發地點獻花和點蠟燭悼念遇害女童。

當制度製造傷口

2016年，內湖隨機殺人事件中，年僅四歲的女童「小燈泡」在放學路上遇害，引發軒然大波，隨後幾天也接連發生隨機犯案，且犯案人被指出曾患有精神疾病史，輿論使政府擬定修正《精神衛生法》相關法案。

被害女童母親王婉諭，當時即呼籲社會保持冷靜。然而庭審現場，法官詢問她對量刑看法的瞬間，她卻感受到國家的失職與荒謬。

「要被害人回答這種問題，我覺得很不適當，」令王婉諭困惑的，是國家並沒有告訴她，未來如何讓她和孩子安全。一路以來，她看見死刑似乎成為社會的唯一慰藉，所有複雜成因與未盡責任，都被簡化成非黑即白的結論：「政府有太多事可以做了，卻只決定要不要死刑。」

悲劇初始，司法程序之外唯一伸出援手的，是「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犯保協會）。犯保協會為法務部於1999年，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成立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專責機構，旨在協助被害人或其遺屬重建生活。

他們在第一時間協助處理被害人補償金事宜，並提供心理諮商。然而，王婉諭卻感受到「形式化」的關懷，協會的量能不足，也導致她的種種疑慮無法得到解答。

如此困境，或許正是犯保協會草創時期的縮影。

在協會服務超過二十年的副執行長尤仁傑，1999年從社工系畢業後，進到台中分會。辦事處內只有一張桌子，長官交辦一疊資料，要他自行摸索運作細節。

尤仁傑坦言，當時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架構並不完備，整部法律幾乎集中在「犯罪被害補償金」的設計，服務破碎而短暫：「這筆錢只針對死亡或重傷兩種案件，跟地檢署申請完一次性補償金後，就結束了。」

2009年，《犯保法》第一次大幅修法，服務對象從死亡、重傷擴及家暴、性侵、兒少、人口販運等六類。尤仁傑解釋，後四者因各自有主責機關，犯保協會多為支援各縣市政府服務；而「死亡」與「重傷」兩類案件，沒有其他上位法律負責，便成為《犯保法》的核心服務對象。

協會接收的「死亡」和「重傷」案件中，近八成為車禍、工安意外等事故，殺人案件則平均落在一年130到150件。案件量隨之增加，各縣市分會人力卻僅從兩人增加至三人，仍需依靠大量志工支撐。專業人不足才因而衍生問題。

案件訴訟進程中，王婉諭渴望瞭解加害人的犯案成因，在律師建議下，她申請了「修復式司法」。（編按：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旨在透過對話過程，使犯罪被害人與加害人有機會相互理解、療癒傷痛並重建信任。）「我很希望知道他的生命史，或他的父母怎麼想、這個社會如何看待他，對我來說或許是一種修復。」

然而，從旁協助的犯保協會志工，未能理解王婉諭選擇此路的意義，儘管出於善意和保護，處理方向卻與她的期待落差甚大。面對修復無疾而終，王婉諭坦言：「即便我們願意等待、願意慢慢找方法，還是帶著滿滿的疑惑被結案。」

身為犯罪被害者家屬，王婉諭體悟到了人民與司法的遙遠距離；犯罪被害人在司法上地位薄弱，司法系統不僅無法給予慰藉，反成為二次傷害。

小燈泡案件最終以無期徒刑定讞。法院認定，加害者雖由於精神疾病犯下罪行，然經適當治療後，仍有改善病情之可能性；並指出相關機關應修補社會安全網的破損，降低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的再犯可能和社會風險。

隨後，王婉諭在臉書寫下：「希望司法單位能夠正視犯人的處遇，達到真正的矯正效果，不該由全民承擔再犯風險。」字裡行間，是從個人傷痛走向公共安全的思維轉變。

追求正義的路上

2023年，《犯保法》全文修正，更名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服務對象正式擴及其家屬。隨著修法，犯保協會的預算與人力同步擴編，過去屬於「計畫型」的服務，如法律協助、心理輔導等，正式上升至「法律層級」。尤仁傑表示，這意味著國家對被害人的保障，從恩惠性的補助，走向權利性的賦予。

如今新進人員已超過資深同仁，協會也重新盤點各縣市分會的業務量、調整相應的人力配置。尤仁傑形容，現在是組織轉型與磨合的重要時期，如何將法律的溫暖意旨，透過第一線人員的專業傳遞出去，是協會當前最大挑戰。

從1999年到2016年在台中第一線服務，尤仁傑親自接觸近三千位犯罪被害人。他深知家屬面對司法程序的茫然與恐懼，甚至會懷疑檢察官收錢吃案。因此，協會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向當事人說明完整的司法流程，一步步陪伴他們走過偵查、鑑定、開庭到起訴的每個環節。「我們會讓當事人知道，雖然程序不會馬上有結果，但下一階段可能遇到什麼情況，都會有人協助。」

尤仁傑坦言，接觸的案件樣態多有雷同，十幾年來難免感到倦怠。但他時刻提醒自己，對每個家庭而言，這都是生命中第一次、也希望是最後一次的巨大衝擊：「如果我們反覆說的一句話，能讓一個家庭安心、好好入睡，這份工作就是有意義的。」

「他們真的有做到一路相伴。」提起犯保協會，張介能滿是感激。事發當下，犯保協會多次致電詢問是否需要幫助，分身乏術的張介能直覺是詐騙或急於獲取獨家的媒體，無暇理會。守靈期間，犯保協會高雄分會偕同檢察長前往弔唁，誠意使他卸下心房，相信有人真正願意給予協助。

爾後幾年，張介能搬離舊居、將孩子送出國。他獨自面對訴訟，依靠著藥物穩定憂鬱與躁鬱帶來的身心狀況。期間，犯保協會安排家庭諮商與個人心理諮商，陪伴一家人面對創傷，並鼓勵張介能將心路歷程書寫成冊。

張介能記錄面對就醫、幻聽幻覺等過程，同時標記培養出的技能和習慣：電器修繕、衣物縫補、開始能跑完全程馬拉松；當節日到來，不免多愁善感的他寫下克服方法：逃離、哭、走入團聚的人群。

但總有一段路程，張介能仍得經過事發區域。他會關閉車上音響，靜默禱告，至今依然如此。

他坦言，雖不反對修復式正義的概念，目前卻仍無法接受修復式司法。

對張介能而言，如果是意外致死，修復或許可能，但加害人尾隨、以鐵鎚多次重擊太太頭部的殘酷行徑，他難以釋懷：「我不是慈善家，講原諒絕對很難⋯⋯何況還有『鱷魚的眼淚』。」案件審理中，加害人曾寫下道歉書。當法官詢問張介能是否接受道歉時，他看見一旁上銬的加害人不經意抖腳搖肘，彷彿事不關己：「我認為他根本不在乎，所以我拒絕接受道歉。」

張介能表示，判處加害者死刑是最卑微的請求。即便生活無法回到過去，遲來的正義仍能安慰他受創的心。

這道無法跨越的鴻溝，卻是王婉諭當年極力想嘗試的路徑。在原諒之外，她轉而尋求理解，關於一個生命何以走向崩壞、哪些環節造就了如此後果。

一個因加害者毫無悔意而拒絕，一個因支持系統不夠專業而失敗。台灣司法實踐「修復」的道路，仍漫漫無期。2024年，憲法法庭審理死刑是否違憲言詞辯論當天，犯保協會當庭提交的專家意見書中，根據問卷調查，高達96.7%的故意犯罪致死案被害家屬贊成死刑。

尤仁傑表示，死刑存廢是一種價值選擇，雙方論據都有其道理。縈繞他心頭許久的問題是：「一個人為什麼認為死刑應該存在或廢除？」他推測，或許因民眾生活中諸多問題無法透過合理管道解決，當事人認為公義無法被伸張，便會失去對國家制度的信任，而死刑成為最後、也是最直觀的出口。

「無論台灣要不要廢除死刑，犯罪被害人保護都是必要的。」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在貼著冤案搶救海報的辦公室內，說出與尤仁傑相同的字句。她已經習慣每次討論死刑議題時遭致的謾罵，卻仍沒習慣政府在此議題上的反覆。

林欣怡表示，廢死聯盟也痛恨犯罪，認為犯錯的人應受到懲罰與相應的協助：「最嚴重的犯罪需要受到最嚴厲的刑罰，但這個刑罰不是死刑。我們不能給政府這個權力。」她強調，廢死聯盟並非站在大眾對立面，只是對刑法的選擇不同。

「人都有報復、攻擊性、毀滅衝動。」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彭仁郁，以精神分析專業背景指出，毀滅衝動背後，其實是極致的恐懼。她表示，一般人與殺人犯最大的差別，在於不必把毀滅衝動逼到極致而能避免行動：「問題是，我們怎麼處理自己的恐懼？這些悲痛、不正義的情緒該往哪裡去？」

對彭仁郁而言，殺人無法解決問題，只是暫時的「acting out」（情緒外化）：「比方被打一拳後打回去，這是本能反應。但接下來要思考，這個人為什麼打我？如果大家都彼此打人，社會不是很可怕嗎？」她指出，為了避免暴力衝動的循環，必須將情緒外化做「象徵化」的處理，釐清事件的源頭和脈絡，思考如何減少打人、殺人發生，進一步打造更健全的制度。

尤仁傑表示，犯保協會作為財團法人組織，雖無法改變司法制度，但透過提供法律協助、陪伴走過訴訟歷程並向政策制定者反映被害人心聲，盡可能在每一道程序環節中，協助被害人伸張權益。

近年，犯保協會另闢蹊徑，為家屬開設手作麵包、香皂等課程，與企業合作舉辦擺攤活動。「一個人會感到安慰或正義得到伸張，絕對不會只有一條路線。」尤仁傑說，這一切其實和「心」息息相關。當家屬將心力全部投入無法掌握的訴訟時，人生選擇可能在無形之中被限縮，而協會希望透過這些活動，為家屬創造選擇的空間與重心轉移的機會。

「如果眼前的麵包或手裡的香皂，能夠讓家屬繼續過未來的日子，就有了存在的價值。」尤仁傑表示，「即便國家沒有要討論死刑存廢，我們也要把被害人照顧好。」

2024年1月18日，台北，台灣平冤協會等團體在最高檢察署前召開記者會，呼籲檢察機關為盧正發動非常救濟。攝：陳焯煇/端傳媒

死刑釋憲後，依舊扣下的板機

為了推動理念，廢死聯盟積極借鏡他國經驗，致力於國內外民間組織在犯罪被害人保護、死刑議題上的交流，從對話中尋找可能解方。2016年，廢死聯盟的「台歐人權法制交流」工作坊在立法院舉辦，進一步討論犯罪被害人在資訊接收、司法程序上的權益保護。

時序拉回2000年，台灣迎來首次政黨輪替，總統陳水扁公開表示會逐步廢除死刑，時任法務部長陳定南也承諾將在任內全力推動。政府的表態，振奮剛畢業沒幾年的林欣怡。當時她所在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正在替盧正平反冤案。

然而，2000年9月7日，盧正被執行死刑。那刻起，死刑不再只是林欣怡腦中的名詞，她整個身體都被衝擊，深刻體會到，無論做什麼都無法留住逝去的生命。

2005年，法務部提出「逐步廢除死刑」白皮書，籌備「逐步廢除死刑研究推動小組」，研擬配套措施及替代方案。當時林欣怡已進到廢死聯盟，並被聘任為委員，收到的說帖明確寫著朝向廢死的步驟。2006到2009 年，台灣連續四年未執行死刑。

隨後馬英九政府上任，於2009年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下稱兩公約），並將之內國法化。ICCPR第6條中以「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為原則，希望締約國往廢除死刑方向邁進。隔年，時任法務部長曾勇夫核准槍決四名死刑犯。

2024年，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9月20日的「憲判八」結果，林欣怡沒有迎來她期盼的台灣廢除死刑的憲法時刻。然她仍然看見判決肯認「死刑不能擴張」，必須限縮在最嚴重的犯罪。

「憲判八要求程序嚴密、符合法律程序，比較像根據過去的實踐確認現狀。」林欣怡表示，「雖然我對結果失望，但不覺得天塌下來。」

2025年1月16日，台北看守所外，死囚黃麟凱伏法，禮儀車運送他的遺體。攝：陳焯煇/端傳媒

她指出，就廢死聯盟對釋憲結果的理解，是每一個死刑犯都應該有非常上訴的機會，「無論律師有沒有申請要求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這都是檢察總長的職責。但黃麟凱卻在司法救濟程序前，被執行死刑。」

2025年4月，法務部公告《執行死刑規則》的修正，死刑犯即使提出非常救濟，仍必須在聲請獲准後才得以不被執行。

法務部公告後，林欣怡的天塌下來了，重砸在身上。對她而言，經過多年法治演變與民間攜手學界努力下，執行死刑的規定逐漸變得嚴格，而今修法方向卻反其道而行，更違反憲判八所要求的程序嚴謹。

「政府一邊宣示要廢除死刑，卻一邊簽署執行令，把人殺掉。這種矛盾讓我非常震驚。」投入倡議25年後，林欣怡看見廢死運動走了如此長遠的路，來到一處她無法理解的境地。

「國家是一部機器，它不會自己殺人，而是派人去殺人。」彭仁郁表示，廢死聯盟的核心思考，是如何讓適切的刑事制度阻止殺人的循環，然而政府越是執行死刑，越是不負責任：「它只是暫時平息民怨，但這種集體性的情緒，會讓我們進入發洩情緒的行動化狀態，沒有辦法思考，也無法修復安全感。」

她進一步以精神分析中的「重複衝動」（repetition compulsion）指出，當社會的群情激憤沒有被好好處理，就會埋下惡性循環的伏筆。

彭仁郁強調，死刑議題涵蓋重建集體安全的複雜面向，國家卻選擇便宜行事，阻斷了思考和修復。對她而言，社會大眾的思考被刻意阻斷，即是威權體制的遺緒之一。她認為，集體長期浸淫在不安全感裡，使人們習慣以死刑來處理恐懼，對於釐清真相的複雜脈絡不感興趣，更不願思考真相與自身的關係。

彭仁郁看見死刑議題與轉型正義相似的難題，國家的粗暴不僅落在被執行者及其家屬，也作用在沒有被好好陪伴、經常感到不被尊重的被害人家屬身上。

判決落下、國家隱身，誰來接住墜落的人？

張介能現在的生活依舊忙碌，日子被合唱團、佛教修行、學校專班兼課填滿，也延續著妻子在世時，擔任抗癌服務義工的習慣。他用行程將思念的空隙填滿，試圖在服務他人中找到新的生命意義。

只是這份努力構築的日常，仍會在某些時刻瓦解。每年母親節和其他象徵親人團圓的節日，張介能便會暫時停止活動、退出各式群組。「大家都在慶祝母親節，我就想到兒女們被迫沒有母親了，會替他們感到難過。」親朋好友們知道原因後，都有默契地邀請他再回到聊天室。

然而，司法系統不斷在張介能身上劃出傷口。他對判決的不信任，來自一個又一個程序黑洞。

《刑法》修正案第19條立法理由明指，就犯罪嫌疑人犯案時之精神狀態，法院可以專家鑑定之結果為依據。張介能指出，他妻子的案件中，高雄榮總與凱旋醫院皆鑑定加害人有再犯可能；到了更四審，加害人卻能要求由其指定的屏安醫院做再次鑑定，甚至在法官徵詢量刑意見時，進一步指定法學教授。

「專家是可以被指定的嗎？為什麼諮詢對象是加害人指定？」張介能追問。此外，「憲判字第8號」中明訂判處死刑需法官一致決，張介能認為，無期徒刑之判定，也需依照相同邏輯。他依《法院組織法》第106條聲請閱覽記載法官判決過程和意見的「評議簿」，想知道為何法官們做出無期徒刑的決定，卻被法院以「非當事人不得申請閱覽」為由駁回。

張介能恍然大悟，為何判決結果從未回應他在補充意見陳述書中的疑問：「我後來才知道，他們根本沒理會過我的意見。」他的律師對此也感無奈。法庭緊閉的大門，讓他感覺自己像個局外人，只能被動接受一個不被解釋的結果。

張介能的追問指向司法的封閉與不透明，而王婉諭的行動，則瞄準了悲劇發生前，早已破洞的社會安全網。

「因為完全看不到國家的作為，所以我自己進來做。」《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修法後，王婉諭持續為《精神衛生法》、社會安全網等議題奔走。對她來說，這是預防傷害再次發生的關鍵。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於2019年上路，希望透過強化社會網絡連結成跨體系合作機制，補縫社會安全體系的缺口。第二期計畫（2021年到2025年）將服務擴展至司法、教育、勞政、心理衛生等體系，尤其強化心理衛生的預防與照顧策略，期望在設置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之外，透過增進家庭照顧功能，降低社區危機事件的衝擊。

王婉諭直指核心：「社安網應該是一種觀念，不是一個計畫。」她認為，社安網的核心在於前端的預防與支持，以避免後端問題發生後補救，政府從「計畫」出發，反使社安網的概念被簡化。

對她而言，一個理想的「系統」，是從家庭、學校情感教育開始，到衛政、警政、社政、司法、教育各方的無縫串連。目前計畫改善方向著重增加社工人力，卻未正視台灣社政資源長期不足，人力處於高勞動、高壓、低薪的困境，治標不治本：「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在前端多做一些什麼，不是等到社安網出現狀況後，才回頭補足社政能量。」

王婉諭曾接獲民眾陳情，反映心理衛生中心竟要求當事人向她詢問資源。她無奈表示，政府建置的心衛中心應成為「入口站」，主動協助、媒合資源，而非將責任推給其他關注此議題的委員。

這份無力感也體現在她的生活裡：「我的小孩現在有在看心理諮商師。但國家沒有給任何資源，連相關醫療保險都沒有，完全要靠我們自己。」

此外，王婉諭也以「旋轉門效應」，點出《精神衛生法》的落實困境。

她表示，精神病患在強制住院兩、三個月後，狀況好轉下返回社區，卻因缺乏支持機制導致病情惡化，再度被送進醫院。「病患不斷徘徊在家門與病院之間，正反映出社會安全網仍存在缺口。」她認為，建置「非監所樣態」的司法精神病院，並確立分級分流制度，才能真正接住這些墜落的人。

「國家應該讓人有機會被好好對待。如果大家可以安居樂業，也許會開始思考死刑之外的選擇。」王婉諭坦言，若司法精神病院更健全，或當《精神衛生法》確實落實，「我會比較能理解、比較能接受沒有死刑的社會。」

多年來她反覆思索：「如果台灣某天終究走向廢死，我們如何讓大眾想像一個沒有死刑的社會？」

2025年5月27日，台北，張介能出席生命權平等協會於立法院舉辦的研討會暨記者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裂縫中發聲

2025年5月，「生命權平等協會」成立記者會上，張介能與多位被害人家屬並肩，向大眾述說自身遭遇司法案件的漫長過程，與對制度改革的盼望。有的家屬戴上口罩、鴨舌帽，語氣與隱忍著悲憤，激動之處不免落淚。

從失語走向發聲，是張介能在一次次失望中，仍不放棄行動的證明。他期望轉化傷痛為力量，改善被害人在法庭上的權益，並為未來可能遭遇相似困境的人，爭取更公平的對待。

釋憲一週年，對廢死聯盟來說，是「廢死運動」再出發的契機。近期活動宣傳裡頻頻出現外星人圖像，林欣怡解釋，因為廢死聯盟（Taiwan Alliance to End the Death Penalty，TAEDP）其中的「Alliance」，有時會被誤唸為「Aliens」，如同在現今台灣氛圍下，廢死聯盟的倡議路線，常被視為外星人般的存在。

「社會有點想把我們排除，貼上外星人標籤。那怎麼辦呢？我就承認我是外星人。」直到最近，林欣怡接受了這個身份。她說即便如此，廢死聯盟依然伸出觸角、放出訊息，努力找到夥伴與社會溝通。林欣怡手機上掛著的，是無數夜晚開會時，邊親手編織的外星人吊飾，藍色軀體點綴著黃色小花，編號第六。她放下手機，伸出指頭做出向外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