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涉及部分劇本情節。
2022年，資深劇場導演、編劇陳炳釗身邊不同背景、年紀的朋友親人，都陸陸續續離開了香港。那時他正埋首上一部作品《鐵行里》的創作及排練，無暇兼顧道別，也無法消化情緒。「一定會傷感的，對吧？因為知道那不是個很輕鬆的原因。」語氣沒有高低起伏，陳炳釗平靜地說。
大半年後，他終於能在繁忙的劇團工作和處理舊居水浸的日常中抽身，休假十天，他選擇到英國「旅行」。「我覺得好像有個可能性，我看看會怎樣……到了英國，選一個地方，我去見人，見一下朋友。」
異邦久別重逢，眼前就是熟悉的朋友，陳炳釗說不出哪裡不同了，但他很快就感受到，他們正在一個不是「香港」的地方見面。「香港是很獨特的，香港的生活節奏、我們見面時的狀態，當我們去到其他地方，在外國的咖啡室也好、在別人家也好，你也會感覺到整個氣氛都跟香港很不同。這種不同，可能你去溫哥華或者回鄉探親也會感覺到不同，總之那一定不是香港囉！」
「如果你不去街市，你就不會見到賣魚的人。」如果不走出去，接觸到真實的肉身，可能永遠無法理解離開是怎樣一回事。於是，陳炳釗繼續前往歐洲多個城市田野考察，拜訪當地的香港人。「我想做一部創作，去思考離開或留下來的背後，一些可以連成故事的會是什麼。」2024年夏至，他編劇的新作、由梁菲倚和盧宜敬導演，一部龐大的離散群像《月明星稀》在香港公演。
三小時的故事裡，角色們在香港、英國倫敦、德國柏林、西班牙小鎮基朗拿和愛爾蘭莫赫懸崖多地交錯、相遇，又盡力去重逢。有人為僅有一面之緣的人保管一對板球拍（Matkot），只望再次相見，報答救命之恩；有人為陌生人的來信尋根究底，飄洋過海。角色追求和信念各異，有人相信他們在香港互不相識，卻能在外地相認，是有某種安排和原因的；有人卻質疑所謂命運共同體，之間的同質性或異質性是什麼？
陳炳釗始終相信人與人之間有聯繫，角色間的連繫不止是寫作技巧或劇情巧合，而是在真實生活有機會發生。「我覺得這兩塊球拍之後不論怎樣都會有流轉，或者怎樣都會有機會再遇見。」這是陳炳釗的寄望。
「月明星稀」出自曹操《短歌行》，意指今夜圓月高照、星光黯淡，我們各散東西，一直尋找居所植根。去與留之間，或者並非只有對立與隔閡，還有一道無形卻堅韌的線牽引著彼此。
走出去，認識離散的色彩
「如果人生是七情六慾的話，你一定要看到移民的人其實色彩也很多。」兩年前的秋冬，陳炳釗得到資助再次出走歐洲。他主力到訪英國和德國多個港人移民的城市，遇到許多人。
他見證有人帶著整個家庭移民，伴隨一籃子重建新生活的實際部署；這跟他訪問年青人或藝術工作者所考慮的很不同。他又遇過財政能力足夠退休的年長人士，今日在不同國家自由移動的限制比以往反而增多。「其實在現在全球化的流動，或移民狀態裡，人的流動因為某些原因，由一個地方流去另一個地方，色彩是很豐富的，豐富到可能你掌握不到。」
有次，他到訪朋友的家，朋友正接待一對母子。母子剛從香港到埗，還在尋覓住所落腳，便暫時寄居他朋友家。他們本身並不熟稔，一屋簷下，媽媽幫忙煮飯，朋友照顧小男孩，大家一起同枱吃飯，即使言談不多。
「這種氣氛可能在這個時代才會有，之前的移民方法不是這樣的。」陳炳釗說，這些感覺對他很重要。如果他不走出香港，可能就看不見這些面貌。「我覺得聽故事也是這樣，我聽一些自己不熟悉的故事﹐其實也是想知道多一點。」
聚散變得尋常，他還觀察到離開和留下來的人之間有一份前所未有的連結。「以前早一批移民，可能知道有親人或朋友移民，但如果你去當地旅行，多數未必會去見面，除非真的很熟；然後他們可能相隔多年才回港，是這樣的形態。」他說，「可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大家斷斷續續都有聯繫、都會關心，雖然有時候關心未必能 reach 到對方：他們可能關心我們留在香港處境會是怎樣；而他們面對的困難，我們最多只能聆聽。但是我覺得互相有這種需要。」
相對標籤和爭拗，他更被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所吸引，「去和留好像很對立，但是我想看看放在一起會是怎麼樣。」
他將在田野考察捕捉到這個時代獨有的移民面貌，轉化、創作成多條主線虛實交錯的故事《月明星稀》。在他的佈局裡，角色因為不同原因，散落在香港或世界各地。他們都被一股如薄霧般的迷惘與惆悵包圍，通過大量遊走現實與夢境間的對白和自白，靜靜地訴說去或留的選擇可能都不由自主，並在過程中影響彼此生命軌跡，如點如線，編織成網。
在陳炳釗的筆下，板球球拍是其中一個把人連繫起來的線。大霧的倫敦公園裡，太初從香港來到，跟中學摯友阿遠見面。她們打板球，板球一來一往，談著太初要浪盪歐洲，阿遠此時卻要回港，處理父親在疫情期間突然暴斃的身後事。當看到遠處銀杏樹下有兩個身影即將被白衣人襲擊，她們伸出球拍還擊。
這對球拍，落到被拯救的李四妹和麗兒手上，她們盼有一日能與救命恩人相見歸還。患有抑鬱症的麗兒跟隨丈夫阿明到倫敦讀書；奶奶李四妹一同離港照顧媳婦，但四妹不擅英語，生活吃盡苦頭，惟有一直硬著頭皮、笑著面對。相依為命的二人，因為太初和阿遠留下的球拍，得到動力在異國生活下去。
回港後的阿遠一邊教南亞裔小朋友打板球，一邊處理父親一屋遺物，她發現晚年的父親和她認知的不同。她又因為丁屋和田地遺產分配，與曾經疏遠的家人重新連結。她們和其他香港人的故事互相交織、影響，而輾轉之間，代表「最初」和「永遠」的太初與阿遠再度重逢。
五條主線，二十個分場，三小時講述橫跨一年冬去春來的故事。「怎樣令不同的線聚在一起？究竟這是一個寫作技巧？抑或你需要相信，其實人與人之間到最後會聯繫在一起？」戲中一直出現的板球，是一項沒有輸贏、沒有規則的運動，強調雙方連結，一起玩、一直玩，總之不要讓球掉下去。
陳炳釗說，《月明星稀》的結局是關於信念和承諾，或許有些情節帶點刻意，但他相信現實存在可能性，「之後怎樣也會有流轉，或者怎樣也會有機會再遇到，向著這個方向去想。」
訪問只是第一步，他重聽錄音，便放下這堆實在的素材，僅將捕捉到的感覺轉化。「我都是在想做一部創作，我都是在想故事。」他強調他不是記者，寫的不是報導、要肩負某種責任。他也不是做紀錄劇場，目的不是紀錄移民歷史和心聲。
他更不喜歡輕易劃分立場，不希望作品有前設。他覺得創作是關於怎樣觀看「成見」的過程，提醒他當我們了解不多、甚至一無所知時，下判斷是很危險的。「從（田野）訪問開始，好像都是認識自己的過程，所以可能是將自己認識這件事的過程，通過一些人物呈現出來，是一個學習和了解、打開自己的過程。」
或許是這份同理心，讓觀者能夠從這部非紀實創作中找到共鳴。隨著《月明星稀》六月下旬正式公演，許多觀眾在社交平台分享感受，票房也隨即售罄。在劇場這座小盒子裡，有人想起遠方的朋友，有人觸及沉默的過去，也有人發想假如把作品帶到外地，離開了的香港人觀賞時又有何感受。作品更是引發熱烈的討論，有關如何在創作時處理留港和離港的人背後情感和經驗落差，如何更好訴說「香港」的故事。
香港作為創作命題
由香港演藝學院戲劇系第一屆畢業生，到「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由北角油街到土瓜灣牛棚藝術村，不論香港處於璀璨奪目抑或星光黯淡的年代，陳炳釗都一直持續創作，擔任導演、編劇、講師及藝術總監等崗位，未曾停下來。
多年來，他除了一直探索說故事的形式，創作內容也在回應時代，緊扣社會議題。例如，回歸前夕公演、叩問身分認同的《飛吧！臨流鳥，飛吧！》，回應七八十年代香港浪潮的《午睡》，改編外地劇本至香港式幽默的新本文《金龍》，改編本地經典文學《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及《對倒・時光》，訪問100位香港人的《會客室－Best Wishes》，及從中環舊居背景出發的《鐵行里》等等。
「可能我不寫這些，我就不懂得寫。」 修讀演藝學院之前，陳炳釗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他在今年初劇團的一場分享會上曾說到，他本來想當一名記者，但因為自覺不夠客觀，又喜歡自言自語，於是走上更大自由度的劇場創作。由記者變成創作人，不變的是「香港」 一直是他重要的創作命題。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後，他的作品都與香港關係密切；千禧年代則減少，集中探索和實驗，他交出和香港完全無關的抽象故事《（魚）夫王》系列，又有改編經典詩歌的《333神曲》。2012年，香港社會公民意識及參與愈趨積極，當時他推動新文本運動，十年間他和運動成員，包括馮程程、俞若玫、甄拔濤等，都交出許多回應當時香港時局和社會氣氛的作品。
「如果回望社會的起落，我其實是隨波逐流的，跟隨社會的環境。」陳炳釗直言，若非香港社會氣氛如此，他的創作題材可能會銳減。而他花了很長時間才確定自己的創作方向，但每個創作人需要的時間都不同，經驗結構、思考方式及時代背景亦會影響他們的取材選擇。「所以有時看著現在的年青人我都會明白，就是會搖擺很久，才知道自己想怎樣。」
2018年，陳炳釗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乘搭觀光船，遊覽博斯普魯斯海峽時，收到一則來自陌生人的短訊。他好奇地打開閱讀，原來是舊居成立了業主立案法團半年已久，卻一直未能聯絡他。那一瞬間，他構思寫一部發生在自己身上、關於「當下」的作品。但是2019年社會運動爆發，身處外地的他只能遙望香港。他有欲望寫一部角度更大的故事，於是修改劇本。
故事圍繞一條中環小巷鐵行里，它是陳炳釗小時候居住的地方，現已列入市建局重建範圍。陳炳釗在劇本中設定三條主線：歷史下的鐵行里、創作人「陳炳釗」與城市規劃師「陳炳釗」的對話、未來孫女的時空旅行。他借小巷折射香港發展變遷，也折疊出不同時空，讓角色有機會與過去和未來對話，藉此表達即使相隔很長時間，記憶是可以傳承的。
對於記憶傳承，他說：「我依然好相信這回事，我覺得我是的。」
自編自導的《鐵行里》在2022年5月正式上演，這次是他多年來少有直接從自身經歷出發、並以真實角度呈現的作品。但是，他對最終成果不太滿意。他反思，創作上他未能好好融合並置三條故事線，也沒有用到最恰當的語言說清楚中心思想，可能集中說一部分的故事更好。「除了創作上，我評估也受到社會環境影響。那兩年其實都令人頗為疲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處理到幾種材料。」
有30多年創作經驗的陳炳釗說：「我第一次感受到社會環境和周遭氛圍、與自己面對其他工作上的壓力，會影響到我很難專注創作。」
創作野心不及社會變化之大，《鐵行里》創作和排練兩年間，《國安法》上台，移民潮出現；一波又一波疫情肆虐，確診數字持續攀升，各種防疫政策輪流推出。他回憶，當時不時有壞新聞傳出，台前幕後都籠罩著一股情緒，有成員猶豫著是否要離開香港。他感受到大家都被很多事情困擾著，難以像平常一樣，回到排練室就抽空現實、重新開始。
但同時，他又要應對劇團大量行政工作，既要配合隔離政策，也要平衡創作團隊心態，還要持續產出作品。「又要疫情又要密集出品，總之不可以停下來，有些演出無論如何都要做。其實那時我們有些演出，都不知道會否越過紅線，都會有這些擔憂。」即使現在社會氛圍看似緩和，但他心頭上的壓力至今仍未能放鬆下來。
九七的 Playful
「現在有些年輕人會覺得絕望，九七年的時候，我想這個字眼絕對不會適用，沒有人會因為時代變化覺得絕望。」他說。
1997年，陳炳釗36歲，那年他成立實驗劇團「無業遊民共和國」，推出作品《飛吧！臨流鳥，飛吧！》，在回歸前夕的六月下旬於香港藝術中心公映。
一開場，就有一塊仿如裹屍布的巨型白布蓋過整個台面，然後被緩緩吸入「洞穴」裡。故事沒有既定情境，沒有主角，節奏輕快，時間、空間不停跳躍，有時是考古隊發掘舊香港出土的「遺物」，有時是下一代不停追問父母有關自己出身和對香港的疑問，有時又會播放經過聲音處理的國歌。結尾時，布再次出現，不過顏色由蒼白變為大紅，再次蓋過整個空間。若將作品放在2024年的香港，不論劇團名稱、故事形式、內容，可能都屬意識「大膽」。
「我想指出，那時候總體社會氣氛，仍然有玩的能力。」作為導演，陳炳釗當時以遊戲、編作（Devising）和教育劇場（Educational Theatre）方法，發掘演員想法和情感，集體創作劇本內容。他指當時成員都很年輕，即使大家心中有一份承諾，知道回歸逼近，要努力做好作品，但是排練氣氛很輕鬆、愉快，所有人盡情嘗試，是一種 playful 的狀態。「那種 playful 狀態不是強行逼出來的，是因為大家都很珍惜這種 playful 的狀態——就玩囉！」
而這種排練狀態，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氣氛。「沒有人會因為我們很優秀，所以很害怕，不會有這種情緒。」他回想，即使當時感受到回歸來臨，但不覺得生活會受影響。對他來說，最大的變動可能只是新政府上台，一些有家室或事業有成的人可能有較多擔憂，或覺得一定要離開香港；但對低下階層和年青一代，生活一切如常。「只不過可能有一些身份認同，一些疑惑為何世界會這樣，但是沒有任何實則性傷害，也就沒有任何行動，社會氣氛就只有等。」
在漫長的等待中，他被浮游不定的感覺包圍，決定化被動為主動，將鬱悶表達出來。最初他在1996年為中英劇團創作《香港考古故事之飛飛飛》，但敍事形式的故事效果一般。他便和朋友組成「臨時性」的實驗劇團，以導演身位帶領集體創作《飛吧！臨流鳥，飛吧！》，作品後來被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選為九七年最重要劇目。
今天回望這部作品，陳炳釗有種感受，「我不寫的話，其實也不見得有人很渴求這類作品——因為（當時）未造成一種傷害，所以不會想通過作品去宣洩或療癒某些東西。」他認為當時作品仍然有份優美，和今天年青人所感受的絕望很不同。
走出迷霧的那一步
由「無業遊民共和國」到「臨流鳥工作室」，再到「前進進戲劇工作坊」，陳炳釗在各種機緣巧合下一步一步帶領劇團走過25年，而自己也踏入耳順之年。他說，已經難以記起年青時候的自己是怎樣的，也說不清自己是如何轉變成今日模樣。「那時候的自己是怎樣的？那個自己嚴肅認真的時候，跟現在分別有幾大？我估計可能比現在嚴肅、比現在認真，但是輕鬆玩樂的時候又會比現在多……那時候的自己是個怎樣的人，我開始有點覺得和現在的自己可能相差很遠。」
以前他和不同背景的創作人跨界別合作，嘗試各種實驗創作，作風前衛先鋒；現在他的身分是劇團藝術總監，要持續對觀眾、團隊成員、資助機構和自己負責，心態早起變化。創作環境讓他感到疲倦，也沒有很大衝動要製作許多作品回應時代，但他暫時仍想繼續做劇場、做創作。
只是一切回歸基本，「我覺得做完一件事，聽聽自己心裡在想什麼，想不想做另外一件事，僅此而已。」
可是，如何在不能暢所欲言的環境下繼續創作？在時代洪流裡經歷過高低，陳炳釗傾向先行動、先嘗試，而不是心態上先讓步。「創作是一種調整，如果不創作的話，就只能夠在內心調整。比如，我覺得現在創作應該是怎樣的、如何做，自己創作一下就知道了。在創作過程中，不能接受什麼不能說、或者迴避什麼，又如何看待現在觀眾的需要，我覺得這些都是要嘗試的。」
「每一個作品的創作過程是一種調整，完成後你就知道觀眾的反應，或者要面對的困難。我覺得是要慢慢、慢慢，大家一起去做這件事，才會真的有一種比較 organic 的調整。否則，一切都是空口講白話。」他說。
「在很大困難的時期，人們如果不完全洩氣的話，一定會有一些新的狀態出現。」陳炳釗認為，疫情才過去一年多，劇界都忙於重新起步，未有條件討論如何面對現時的處境。但是他相信劇場在香港仍有意義，如果創作人們願意投放心力時間，一邊以創作判斷當下應該說什麼故事、怎樣說故事，一邊觀察同業的調整及觀眾的反應，彼此互相影響，他相信一段時日後，便會找到共識，形成新的香港劇場特性和美學。
他舉例，「假如你相信可能做經典是比較好的，那就去做！一直做，或者真的會發現原來全世界做經典，香港是最厲害的，因為香港有些事情不能做。如果成功的話就很好，但是真的要有人去做。」
如同他寫《月明星稀》的結局，踏出一步才能走出迷霧，抬頭見月——麗兒和四妹嘗試在 Facebook 群組「燒賣關注組」發尋人啟示，希望找到救命恩人，使輾轉讀到帖文的太初致電久未聯繫的阿遠。她們一個從柏林乘搭通宵巴士，一個從香港直飛倫敦，四人終於齊齊整整在銀杏樹下重逢。四妹再見兩人，不覺陌生，反而像摯友般坦率分享一直以來在異鄉的感受。完成了最後心願，她也放下心頭大石，決定回港，生活由照顧媳婦回歸到照顧自己。
陳炳釗說，調整需要漫長的時間，「漫長到一個地步，可能我都不去想是否在調整，總之就去做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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