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同聲同氣》：50年代生的「壞女人」們，人生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流動寬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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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寶做膝蓋手術那陣恰是今年新年附近，鄧芝珊（Denise）曾到醫院探訪。當時，《同聲同氣》還未出版，阿寶是書中受訪者。8年田野，Denise早已與這班年長女同志成了好友。

東區醫院裏，一間房六張病床，住在阿寶對面的女士整日被家人圍著，一陣喝湯，一陣餵食，不同世代的人喧鬧聊天。相形之下，阿寶顯得很安靜，Denise也是獨自探訪。對面的女士不斷向「兩個男仔頭」投來好奇的目光，詢問Denise是誰、怎麼那麼好來探訪。阿寶被問得煩了，便隨口答：「我表妹咯！」

認親突如其來，Denise一下笑了出來，但那位女士卻仍放不下：「表妹是在哪裏的？她樣子不像啊！」

「如果她說你們很像，就更搞笑了。」伍詠欣（Yan）聽完忍不住打趣到。

鄧芝珊與伍詠欣合著的《同聲同氣：香港年長女同志口述史》於4月出版，書中收錄了5位香港年長女同志的生命故事和3篇學術論文。五位主人公多在上世紀50年代出世，歷經「盛裝打扮與派對」的80年代，成長中，既有任白、張國榮等同時代「queer icon」的影響，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儒家家庭傳統價值和父權體系的壓抑，既在經濟發展和國際化的時代紅利下過上了相對獨立自足的生活，又是因此才得以換取一個「不結婚的女人」的生存空間。

Denise在前言中寫到，書名《同聲同氣》是她經常從受訪者口中聽到的一句話，描述她們（受訪者）一生都在尋找像自己這樣的人。Denise說，也許她都希望有一些時刻，「不再需要向別人解釋自己」。

80——12——5

我由此深刻感受到污名化是何等根深蒂固，以及，我之前以為紀錄一個人的生命故事能夠略略減輕其中痛苦的想法，是何等天真。

2016年，Denise申請到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由此開始著手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的年長女同志研究。那時，她的研究計畫是在三地都找到至少15至20位生於上世紀3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女同志。

Denise自2003年在好友游靜的鼓勵下從加拿大回港讀博後，便一直從事香港女同志議題的研究，如今成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隨著時間流逝，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者自己，都開始面對老去。2014年，曾經的老師兼好友，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江紹祺出版了《男男正傳──香港年長男同志口述史》，「做女版」的聲音便開始不斷在Denise耳邊響起。

「我最初甚至覺得，（15-20位研究對象）這數字好少啊！」回憶起拿到研究金的躊躇滿志，Denise不禁笑著調侃當時。

算起來，多年在地研究的積累，Denise參加生日會、私人晚餐、不同形式的聚會等，自己認識的潛在受訪者零零總總就有70至80個。然而，8年田野後，港、新、臺三地加在一起，願意被深度訪問、錄音的受訪者只有24位，其中香港12位。

「一是覺得自己的故事很沉悶，不值得講，另一面就是怕，例如新加坡有一部分很怕講，因為當時還沒有（同性性行為）非罪化，香港則是怕朋友、親人或以前的同事知道。」Denise說，台灣可以找到更多，但台灣學者已做得很足夠，於是更偏向做比較研究，不必過多重複打擾同一班受訪者。

「其實還有一部分是，身邊人都已經知道，但她們從未『出櫃』，因此不願以女同志這個身份做訪問。」Yan補充。

2021年，Denise計劃將年長女同志的生命故事做成中文書，以接觸到更多人、被受訪者們看見。她找到當時已從《明報周刊》離職、成為獨立記者的Yan合作。然而，閱讀門檻的不同，也意味著與受訪者們生活環境距離的不同。對受訪者而言，英文研究或許尚能接受，中文就「太接觸到社會和身邊的人」，這帶來更多的顧慮和猶豫。

於是到了寫書的時候，就「只剩下5個人了」。

書中全部使用化名，圖像也一律用插畫，Yan指，有的插畫逼真些，有的就沒那麼真切。但即便如此，插畫也是直到「最後最後」，被書寫的年長女同志們已很清楚在做什麼時，二人才敢提出的想法。

Denise說，對於這些已70歲上下的女同志而言，往事是私人的，隱密的，是生命經歷的一個部分，一個不必人盡皆知的部分。

「整件事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是被污名化的，所以也不想將這些事情放大，」Denise進一步解釋，「同性戀」在許多年長女同志看來，並不是一種身份認同，而是一個實際的情況，或只是一種偶然的際遇。她與Yan都對書中受訪者阿安的一句話印象深刻：「我現在將當年發生的事情講出來，並不代表當年我會周圍跟人講。」

Denise認為，污名的根源是儒家文化，是在那個年代裏，人們如何看待男尊女卑，如何看待女兒、妻子、母親的家庭角色和女性身分。書中，Denise引用了歷史學者冼玉儀描述華人父權社會的兩個特徵：一個是強調在「訂婚、結親、納妾、收養、奴役」一系列社會安排中的金錢交易，另一個則是作為個人，通常被要求融入到家庭，家庭「在法律上是中國唯一認可的『人』」。

「那個年代很多人是比較清貧的，就算有錢讀書也通常給了哥哥或弟弟，所以（這些女性）她們（往往）很早出來工作，早工作就能早幫家裏，繼而換取到那個空間——可以身為一個不結婚的女人，可以想像做一個獨立的女性。那種願望是很強烈的。」Denise說。

中文書來來回回重寫了三次，Yan先基於Denise的訪問寫了第一稿，拿著稿向受訪者核對時序、事實後又改寫第二稿，再核對、補問後又有了第三稿。這個過程中總會多出一些此前她們未必想到要說、或未必肯說的內容。

書中的阿寶便是如此。起初，阿寶很少談及家裏人，披露的故事主要圍繞她跌宕起伏的情感。Yan拿著底稿向她核對時，與Denise在阿寶家中聊了8個小時，越聊越晚，阿寶的話匣子卻越打越開，一面這裏、那裏添加或修改著女朋友、男朋友，一面講起了她與父母的故事。

阿寶對她們說，她一直覺得自己的人生沒有什麼值得紀錄的，沒有豐功偉績，只是一個普通人，但過了這麼久之後，她想做一些事，既然有人覺得她的故事是值得分享的，是可以幫到這個社群的，那她便多講一些。那時，阿寶正在準備做膝蓋手術和搬家，打算換一個不用走樓梯的屋子，也因此開始收拾和轉賣舊物，包括許多曾經視若珍寶的Lego模型。

Yan猜測，或許恰是當時的一些時刻令阿寶覺得，想要在這世界裏留住些什麼。

「既逾矩又保守」的「壞女人」

藉由紀錄有同性情史女性的歷史，追溯她們的情慾與親密關係，並非旨在尋回失落的故事，而是銘記歷史學者Anjali Arondekar（2014）給我們的告誡——不要假設當下深處的歷史時刻較過去更為解放，且以為我們正在以「搜救模式」挽回和復原失落的歷史。因為，誰可以斷言現在總是比過去更解放、更自由呢？

每個讀完《同聲同氣》的人，大概都會驚嘆於五位年長女同志各有各精彩的人生：阿安曾維持一段三角親密關係多年，阿寶「通常喜歡女性，但這輩子也曾鐘意三位男性」，Theo有兩個衣櫃——一個放男裝、一個放女裝，洋洋50歲時在剛剛興起的互聯網和千禧同運中尋愛，Pearl愛情長跑36年，年近耳順創立「性神學社」推動宗教性別平權。

「書是順著時序排的，既是一個女同志的成長歷程，每個人的切入點又恰好對應香港的某個時刻，也想用這樣的方式看回整個香港同運和這座城市。」Yan說。阿安成長於粵劇盛行的50年代，在紀律部隊工作時遇到1978年激發推動香港男男同性性行為非罪化的麥樂倫案；阿寶與Theo的故事背景，是夜夜笙歌的80年代Disco文化，關乎那時的女同志如何探索情慾；到了洋洋和Pearl，則是2000年後香港同運的切角，以及面對老去和生死。

但談到不同世代的開放程度，Yan又不覺得「差很遠」，「甚至乎他們那個世代的某些位置是更開放的，她們的青春感覺比我的更豐富多彩。」

原來不只是讀者，記錄者也被這些充滿流動和跳脫的故事震攝，甚至被挑戰。

Denise回憶，她在田野中總會被受訪者說她「有太多框框架架」，例如在受訪者看來，看到對方已結婚生子便不會再追求感情，其實是錯的想法，因為在那個年代，婚姻孩子都無關愛情，「你怎麼知道別人的狀況」。

台灣的受訪者Gin媽媽常在採訪時數落Denise「不明白什麼是情感」。在她看來，情感不是現如今一個電話、一個App提醒就能得到的即時反饋，而是「很慢的」，是要寫信給愛人，卻又不知那人會不會收到信，每個星期的固定時間都要到台北車站等收信的人現身。只不過有時，現身的可能不只一位——Gin媽媽在高雄、台中等台灣的不同地方都有筆友。

到了新加坡，60歲的女同志Joey又笑Denise生活太悶：「只顧著工作，不就是做別人的奴隸嘛！」Joey曾遊歷香港、日本和新加坡，最喜歡香港；又曾做過許多不同的工作——酒店小姐、司機酒保、也當過卡拉OK和夜總會的總經理，如今在新加坡一家熟食中心炒粿條。

「可是人家炒粿條也還是老闆。」Yan調侃。Denise說，做訪問時，Joey放鬆地坐在兩位研究者對面，許多路過的中年女人會害羞地向她打招呼，彷彿Joey是碰巧坐在熟食中心吃飯的明星，「可以想像到以前的那種風光」。

「在那個年代裏，酒吧、小姐都被看作是壞女人的工作，但流動性強、酬勞高的工作，也為她們打開了生存空間。」Denise說。

不過與此同時，這些年長女同志也在父權體系的要求下扮演著守舊合規的一面。

例如，Gin媽媽也曾流動到日本尋工，有許多同性愛人，但仍然進入了異性婚姻，扮演了妻子、母親等傳統的性別角色，甚至認為異性戀婚姻是「不可或缺的」。又如書中受訪的香港年長女同志，有人認為要像男性一樣保護、照顧女性伴侶，有人下意識將「女朋友」講作「朋友」，其他朋友則會特別指代為「普通朋友」，也有人戀愛時不斷叮囑自己做好期望管理，畢竟，曾經許多深刻的感情都以一方要結婚生子告終。

陽剛

在香港年長陽剛女同志中，有些人常被稱為「先生」，並已被誤認為男性而自豪，特別是那些在順性別、異性戀男性商業圈子中做生意打交道的人。

書中5位年長女同志，4位都是「Butch」，有著較為陽剛的性別氣質表達，甚至她們呈現出的形象都有幾分相似——「男仔頭」，戴眼鏡，套裝，公文包。

「那時Butch和Femme這樣搭配是比較多的，其實看回LGBTQ的歷史，其他地方也如此，」Denise解釋，「一些Butch的受訪者說，要這樣人家才會知道她們是喜歡女生，而Femme一些如Pearl，則覺得不必特別解釋。還有一些情況如論文中提到的Margaret，她有時會稱呼自己的伴侶為『先生』，尤其是在外見生意夥伴時。」

Margaret19歲時認識現在的伴侶Ben，她們從不隱藏關係，但也未刻意公開。一同開廠的二人，到大陸做生意時，Ben時常因外表陽剛會被認作男性，甚至被邀請去桑拿。Margaret在Denise的學術訪問中拒絕了「Lesbian」或「同性戀」的標籤，也未接受中文故事的採訪。如前所述，對她而言，已存在於生命中的經歷比身份認同更重要。

「但講到性格和兩人的關係，又不代表如外在呈現的那麼二元，」Yan說。

她進一步解釋，受時代環境的限制，書中受訪者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傳統的成分，例如覺得要如男性一樣承擔或照顧多一些，但去到親密關係中，往往會找一個「治住她或管住她」的類型，兩人的相處模式未必是異性戀範式的，反而有許多不同的形態。

「我小時候也會覺得要很男仔，因為整個社會都在告訴你只有男仔女仔能在一起，所以你要追女仔，就要變得很男仔，」30歲出頭的Yan拿自己舉例，「到了中學後段或去到大學，開始讀文化研究、性別研究，了解性別氣質後，才有轉變，因為你看到了更多選擇。」

「她們那時的role model也比較定型，而現在的時尚趨勢則有了unisex的部分，」Yan又講回受訪者，過去偏向陰柔氣質的Pearl，近年來也會有一些酷帥的裝扮，例如著很帥的皮衣。

「其實又帥又漂亮是更難的，」Denise也贊同，「外界環境如果更accepting一點，大家或許也會有更多的方法展現自己，而不必拘泥於Butch或Femme的標籤，喜歡怎樣就怎樣。」

Denise自稱自己「一向都比較TB（Tomboy）」，雖然是個「唔夠Man」、不合格的TB。

書中寫到，Denise在田野中時不時就會被受訪者審視陽剛氣質，常常被「有多少個女朋友」、「可不可以介紹女孩子」等問題考驗。甚至書中插畫也畫出Denise與另一位研究者，在新加坡面對強勢的Joey邊問「要啤酒嗎」邊打量時，侷促尷尬的一幕。

Denise在書中分析，塑造港、新、臺三地酷兒陽剛氣質的因素有很多，有儒家文化，後殖民精英色彩，以及美國流行文化等。回到香港年長女同志的語境，陽剛氣質既關乎作為女同志的可見度，又能表明自身對傳統性別角色的抵抗，同時對於一些受訪者而言，陽剛還是「斯文禮貌」的象徵，這令她們在尊崇敬老、君子氣質的儒家文化中，不必遭受過多審視。

現如今，性別氣質的表達已變得多樣，但Denise仍想保留「不那麼女性化」的呈現。作為高校學者，她希望能被學生、被外界一眼辨識出「女同志」的身份，「或許在別的地方還好，但在亞洲、在香港，我覺得有個責任要這樣。」

老去：queer time， chosen family

阿寶已經排期在2025年做第一次膝蓋手術，2026年做另一個膝蓋，每一次手術大約需要半年時間康復，她希望趁雙腳仍能走動之時，Lego賣得幾多得幾多。

「出了本書想約著慶祝一起吃飯，結果個個都做手術，個個在醫院。」Yan和Denise二人半開玩笑地打趣。阿安不久前跌傷，阿寶則還在膝蓋手術的康復中。

說笑歸說笑，這些時刻還是會令Denise想到，作為女同志的長者若進入老人院，八卦一定不絕於耳，人們會一層一層剖開問你的從前，老公，小孩，婚姻，家庭，要不斷向他人解釋自己過往的人生，但已解釋了一生自己是誰的她們，年老時一定不想再費口舌。

雖是如此，Denise與Yan卻發現，這班香港年長女同志好像對老去與老齡照顧不太上心。「我一直以為他們有很多計劃，誰知幾乎完全沒有。」Denise說。而用Yan的話形容則是，只要「行得走得」，她們就不去想太多。

Denise觀察到，相較於香港的「未想過」，新加坡的年長女同志是最有計劃的，台灣就平靜隨意些。「可能因為他們（新加坡）政府整日很有planning，所以內化了這件事，」Denise說，「台灣以前的環境比較動盪，她們會跟我說，很可能地震來了，突然間就失去很多，所以他們會覺得可以慢慢想辦法，靈活地去處理人生的低點。」

「台灣至少自己是有樓、有個老家可以回的，而且健保、醫生都不貴，但在香港，這些都是很奢侈昂貴的，」Yan也有自己的觀察，她自嘲，「香港有錢緊要過好多事，在香港窮是慘過做女同志的。」

Yan看到社會福利的細節影響人們的生活打算。例如書中的Theo有考慮年齡再大些就到泰國去住，日常花銷較低，也比較容易找到照料者和住房。書中，Theo與洋洋都提到，最理想的情況是可以有一個以性/別小眾為主的共居地，大家「speak the same language」，免去許多困擾。

「看著她們，我經常會投射自己將來會在哪裏，」Denise說，因膝蓋有舊傷，令她擔心日後可能要面對坐輪椅的時刻，那也意味著失去獨立性和自由行動力。

她也在這班不做計劃的年長女同志身上，學習面對老去。例如看著阿寶在術前搬屋收整舊物，Denise覺得這個過程或許可以早點開始，「其實到頭來，有很少東西對你來說是真正重要的。」又如向她們學習好好照顧自己，「她們有好幾個很懂得照顧自己，即使沒有太多計劃，但能夠不成為別人的負擔。當然，這種想法某程度上也是那個時代香港人的寫照——政府常常要她們『靠自己』，但其實是公共政策公共福利缺位。」

Denise感動於年長女同志用心經營的社群和友誼：「直人典型的人生階段有一些清晰的『marker』，例如結婚，生子，他們的社交也圍繞這些展開。但酷兒是沒有的，他們往往會『in and out』，活在一個『queer time』中，大家不會有家長群、不會因小孩一起玩而聚會，但會因個體的需要而出現。」

她在元朗也有一個9至10人的多元家庭群組，大家住在10至15分鐘的通行距離之內，其中她所住的屋苑就有三個單位，多元家庭成員年紀由30幾歲到76歲不等，不時聚會，相互照應。

不久前，大家的一位年輕跨性別朋友到泰國做手術，Denise與伴侶便一同陪他前去。Denise說，那時第一樣想到的就是「chosen family」，待Denise後來因個人事務先返港，社群中其他夥伴又前去接力。

「想到我小時候，因為小朋友一班人一起玩，於是我們的爸媽就成了朋友。但對於我們（酷兒）來說，家庭與家庭的聚合是很少的，更多是同頻的個體與個體的相遇和選擇。」Yan說。

採訪期間，年長女同志對於伴侶、親人、家庭的定義也令Yan深思。例如身處三角關係的阿安，目前已經有了新的交往對象，但對她而言，之前那段三角關係裏的女友，仍然是如家人般可以託付身家的存在。阿安並未因新的戀情更動遺囑受益人。

此外，採寫洋洋部分時，因洋洋患有紅斑狼瘡，因此聊多了一些醫療議題。這也讓Yan意識到，「平安三寶」不只是立平安紙（遺囑）就好，還有持久授權書和預設醫療指示。「面對臨終前最差的情況，其實都應該要自己能夠對自己做決定，」Yan說，她與伴侶原本只立了平安紙，採訪後又補了另外兩樣。

話題快進到「死亡」，但二人的反應淡然又一致。

「我身邊的親戚或家人都開始老了，也送走幾個，但我反而覺得因為queer所以不會想很多，」Denise說，「比如我不會想走了之後要有人來祭拜，反而會像阿寶那樣，找棵樹，或像《從今以後》灑在海裏。」

「我也不會想要有人祭拜，可能我親戚都覺得沒空很開心。」Yan打趣。

Denise說，她去年看過覺得最好的書是台灣的《斷食善終》，作者講述了母親選擇用斷食結束生命的歷程，以及作者作為醫師尊重母親的決定，並陪伴母親走過這段路的思考。

「我始終覺得有得選是好一點的，斷食都是一種選擇。」

尾聲

《同聲同氣》出版的同時，根據書中故事改編、由《叔叔》的導演楊曜愷執導及編劇的電影《從今以後》也在香港上映，講述一對年長女同志伴侶在其中一方離世後，另一方在法律體系缺失中面對的困境。我問二人，身邊人及受訪者對書和電影有怎樣的反饋。

對書而言，「沒有被罵，沒有寫錯，沒有不能出街的出街了，」Denise和Yan就長舒一口氣。出版後，書中的主人公們甚至主動買了很多本送給身邊朋友。

關於電影，二人的確聽到一些意見。例如覺得故事太過中產，或故事不真實，複雜性不夠等。但她們認為，如今可見的女同志長片本就不多，樣本量和代表性都不足，要求一部片滿足所有期待可能未必現實，希望以後能見到更多女同志題材的電影出現。

至於中產，事實上，書中收錄的五位受訪者生活也都自給自足，或許也與時代帶來的經濟紅利有關。Yan提到，未被寫入中文故事的Margaret，便是一路從工廠妹，走到與伴侶開廠，如今名下有許多物業，可以說也是香港所謂「奮鬥故事」的典型例子。

「但基層是一定有的。」二人強調。Denise說，她時常會想像，如果是一個很基層、但一直都喜歡同性的女性，可能已經結了婚，有了小孩，直到很老、另一半已離開的時候，或許才會有機會慢慢將故事講出來，「那個年代，女性是沒辦法只照顧自己的，不結婚很難照顧家裏人，結婚反而是最容易的路。」

「在那時，一定是非常肯定自己喜歡女性才會走出來的，而且也是一種privilege，無論經濟、教育、家庭，」Yan補充，「其實今時今日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