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同声同气》：50年代生的“坏女人”们，人生比我们想像的更为流动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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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宝做膝盖手术那阵恰是今年新年附近，邓芝珊（Denise）曾到医院探访。当时，《同声同气》还未出版，阿宝是书中受访者。8年田野，Denise早已与这班年长女同志成了好友。

东区医院里，一间房六张病床，住在阿宝对面的女士整日被家人围著，一阵喝汤，一阵喂食，不同世代的人喧闹聊天。相形之下，阿宝显得很安静，Denise也是独自探访。对面的女士不断向“两个男仔头”投来好奇的目光，询问Denise是谁、怎么那么好来探访。阿宝被问得烦了，便随口答：“我表妹咯！”

认亲突如其来，Denise一下笑了出来，但那位女士却仍放不下：“表妹是在哪里的？她样子不像啊！”

“如果她说你们很像，就更搞笑了。”伍咏欣（Yan）听完忍不住打趣到。

邓芝珊与伍咏欣合著的《同声同气：香港年长女同志口述史》于4月出版，书中收录了5位香港年长女同志的生命故事和3篇学术论文。五位主人公多在上世纪50年代出世，历经“盛装打扮与派对”的80年代，成长中，既有任白、张国荣等同时代“queer icon”的影响，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儒家家庭传统价值和父权体系的压抑，既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化的时代红利下过上了相对独立自足的生活，又是因此才得以换取一个“不结婚的女人”的生存空间。

Denise在前言中写到，书名《同声同气》是她经常从受访者口中听到的一句话，描述她们（受访者）一生都在寻找像自己这样的人。Denise说，也许她都希望有一些时刻，“不再需要向别人解释自己”。

80——12——5

我由此深刻感受到污名化是何等根深蒂固，以及，我之前以为纪录一个人的生命故事能够略略减轻其中痛苦的想法，是何等天真。

2016年，Denise申请到香港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由此开始著手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的年长女同志研究。那时，她的研究计划是在三地都找到至少15至20位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女同志。

Denise自2003年在好友游静的鼓励下从加拿大回港读博后，便一直从事香港女同志议题的研究，如今成为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随著时间流逝，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者自己，都开始面对老去。2014年，曾经的老师兼好友，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江绍祺出版了《男男正传──香港年长男同志口述史》，“做女版”的声音便开始不断在Denise耳边响起。

“我最初甚至觉得，（15-20位研究对象）这数字好少啊！”回忆起拿到研究金的踌躇满志，Denise不禁笑著调侃当时。

算起来，多年在地研究的积累，Denise参加生日会、私人晚餐、不同形式的聚会等，自己认识的潜在受访者零零总总就有70至80个。然而，8年田野后，港、新、台三地加在一起，愿意被深度访问、录音的受访者只有24位，其中香港12位。

“一是觉得自己的故事很沉闷，不值得讲，另一面就是怕，例如新加坡有一部分很怕讲，因为当时还没有（同性性行为）非罪化，香港则是怕朋友、亲人或以前的同事知道。”Denise说，台湾可以找到更多，但台湾学者已做得很足够，于是更偏向做比较研究，不必过多重复打扰同一班受访者。

“其实还有一部分是，身边人都已经知道，但她们从未‘出柜’，因此不愿以女同志这个身份做访问。”Yan补充。

2021年，Denise计划将年长女同志的生命故事做成中文书，以接触到更多人、被受访者们看见。她找到当时已从《明报周刊》离职、成为独立记者的Yan合作。然而，阅读门槛的不同，也意味著与受访者们生活环境距离的不同。对受访者而言，英文研究或许尚能接受，中文就“太接触到社会和身边的人”，这带来更多的顾虑和犹豫。

于是到了写书的时候，就“只剩下5个人了”。

书中全部使用化名，图像也一律用插画，Yan指，有的插画逼真些，有的就没那么真切。但即便如此，插画也是直到“最后最后”，被书写的年长女同志们已很清楚在做什么时，二人才敢提出的想法。

Denise说，对于这些已70岁上下的女同志而言，往事是私人的，隐密的，是生命经历的一个部分，一个不必人尽皆知的部分。

“整件事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是被污名化的，所以也不想将这些事情放大，”Denise进一步解释，“同性恋”在许多年长女同志看来，并不是一种身份认同，而是一个实际的情况，或只是一种偶然的际遇。她与Yan都对书中受访者阿安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我现在将当年发生的事情讲出来，并不代表当年我会周围跟人讲。”

Denise认为，污名的根源是儒家文化，是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如何看待男尊女卑，如何看待女儿、妻子、母亲的家庭角色和女性身分。书中，Denise引用了历史学者冼玉仪描述华人父权社会的两个特征：一个是强调在“订婚、结亲、纳妾、收养、奴役”一系列社会安排中的金钱交易，另一个则是作为个人，通常被要求融入到家庭，家庭“在法律上是中国唯一认可的‘人’”。

“那个年代很多人是比较清贫的，就算有钱读书也通常给了哥哥或弟弟，所以（这些女性）她们（往往）很早出来工作，早工作就能早帮家里，继而换取到那个空间——可以身为一个不结婚的女人，可以想像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那种愿望是很强烈的。”Denise说。

中文书来来回回重写了三次，Yan先基于Denise的访问写了第一稿，拿著稿向受访者核对时序、事实后又改写第二稿，再核对、补问后又有了第三稿。这个过程中总会多出一些此前她们未必想到要说、或未必肯说的内容。

书中的阿宝便是如此。起初，阿宝很少谈及家里人，披露的故事主要围绕她跌宕起伏的情感。Yan拿著底稿向她核对时，与Denise在阿宝家中聊了8个小时，越聊越晚，阿宝的话匣子却越打越开，一面这里、那里添加或修改著女朋友、男朋友，一面讲起了她与父母的故事。

阿宝对她们说，她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值得纪录的，没有丰功伟绩，只是一个普通人，但过了这么久之后，她想做一些事，既然有人觉得她的故事是值得分享的，是可以帮到这个社群的，那她便多讲一些。那时，阿宝正在准备做膝盖手术和搬家，打算换一个不用走楼梯的屋子，也因此开始收拾和转卖旧物，包括许多曾经视若珍宝的Lego模型。

Yan猜测，或许恰是当时的一些时刻令阿宝觉得，想要在这世界里留住些什么。

“既逾矩又保守”的“坏女人”

借由纪录有同性情史女性的历史，追溯她们的情欲与亲密关系，并非旨在寻回失落的故事，而是铭记历史学者Anjali Arondekar（2014）给我们的告诫——不要假设当下深处的历史时刻较过去更为解放，且以为我们正在以“搜救模式”挽回和复原失落的历史。因为，谁可以断言现在总是比过去更解放、更自由呢？

每个读完《同声同气》的人，大概都会惊叹于五位年长女同志各有各精彩的人生：阿安曾维持一段三角亲密关系多年，阿宝“通常喜欢女性，但这辈子也曾钟意三位男性”，Theo有两个衣柜——一个放男装、一个放女装，洋洋50岁时在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和千禧同运中寻爱，Pearl爱情长跑36年，年近耳顺创立“性神学社”推动宗教性别平权。

“书是顺著时序排的，既是一个女同志的成长历程，每个人的切入点又恰好对应香港的某个时刻，也想用这样的方式看回整个香港同运和这座城市。”Yan说。阿安成长于粤剧盛行的50年代，在纪律部队工作时遇到1978年激发推动香港男男同性性行为非罪化的麦乐伦案；阿宝与Theo的故事背景，是夜夜笙歌的80年代Disco文化，关乎那时的女同志如何探索情欲；到了洋洋和Pearl，则是2000年后香港同运的切角，以及面对老去和生死。

但谈到不同世代的开放程度，Yan又不觉得“差很远”，“甚至乎他们那个世代的某些位置是更开放的，她们的青春感觉比我的更丰富多彩。”

原来不只是读者，记录者也被这些充满流动和跳脱的故事震摄，甚至被挑战。

Denise回忆，她在田野中总会被受访者说她“有太多框框架架”，例如在受访者看来，看到对方已结婚生子便不会再追求感情，其实是错的想法，因为在那个年代，婚姻孩子都无关爱情，“你怎么知道别人的状况”。

台湾的受访者Gin妈妈常在采访时数落Denise“不明白什么是情感”。在她看来，情感不是现如今一个电话、一个App提醒就能得到的即时反馈，而是“很慢的”，是要写信给爱人，却又不知那人会不会收到信，每个星期的固定时间都要到台北车站等收信的人现身。只不过有时，现身的可能不只一位——Gin妈妈在高雄、台中等台湾的不同地方都有笔友。

到了新加坡，60岁的女同志Joey又笑Denise生活太闷：“只顾著工作，不就是做别人的奴隶嘛！”Joey曾游历香港、日本和新加坡，最喜欢香港；又曾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酒店小姐、司机酒保、也当过卡拉OK和夜总会的总经理，如今在新加坡一家熟食中心炒粿条。

“可是人家炒粿条也还是老板。”Yan调侃。Denise说，做访问时，Joey放松地坐在两位研究者对面，许多路过的中年女人会害羞地向她打招呼，仿佛Joey是碰巧坐在熟食中心吃饭的明星，“可以想像到以前的那种风光”。

“在那个年代里，酒吧、小姐都被看作是坏女人的工作，但流动性强、酬劳高的工作，也为她们打开了生存空间。”Denise说。

不过与此同时，这些年长女同志也在父权体系的要求下扮演著守旧合规的一面。

例如，Gin妈妈也曾流动到日本寻工，有许多同性爱人，但仍然进入了异性婚姻，扮演了妻子、母亲等传统的性别角色，甚至认为异性恋婚姻是“不可或缺的”。又如书中受访的香港年长女同志，有人认为要像男性一样保护、照顾女性伴侣，有人下意识将“女朋友”讲作“朋友”，其他朋友则会特别指代为“普通朋友”，也有人恋爱时不断叮嘱自己做好期望管理，毕竟，曾经许多深刻的感情都以一方要结婚生子告终。

阳刚

在香港年长阳刚女同志中，有些人常被称为“先生”，并已被误认为男性而自豪，特别是那些在顺性别、异性恋男性商业圈子中做生意打交道的人。

书中5位年长女同志，4位都是“Butch”，有著较为阳刚的性别气质表达，甚至她们呈现出的形象都有几分相似——“男仔头”，戴眼镜，套装，公文包。

“那时Butch和Femme这样搭配是比较多的，其实看回LGBTQ的历史，其他地方也如此，”Denise解释，“一些Butch的受访者说，要这样人家才会知道她们是喜欢女生，而Femme一些如Pearl，则觉得不必特别解释。还有一些情况如论文中提到的Margaret，她有时会称呼自己的伴侣为‘先生’，尤其是在外见生意伙伴时。”

Margaret19岁时认识现在的伴侣Ben，她们从不隐藏关系，但也未刻意公开。一同开厂的二人，到大陆做生意时，Ben时常因外表阳刚会被认作男性，甚至被邀请去桑拿。Margaret在Denise的学术访问中拒绝了“Lesbian”或“同性恋”的标签，也未接受中文故事的采访。如前所述，对她而言，已存在于生命中的经历比身份认同更重要。

“但讲到性格和两人的关系，又不代表如外在呈现的那么二元，”Yan说。

她进一步解释，受时代环境的限制，书中受访者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传统的成分，例如觉得要如男性一样承担或照顾多一些，但去到亲密关系中，往往会找一个“治住她或管住她”的类型，两人的相处模式未必是异性恋范式的，反而有许多不同的形态。

“我小时候也会觉得要很男仔，因为整个社会都在告诉你只有男仔女仔能在一起，所以你要追女仔，就要变得很男仔，”30岁出头的Yan拿自己举例，“到了中学后段或去到大学，开始读文化研究、性别研究，了解性别气质后，才有转变，因为你看到了更多选择。”

“她们那时的role model也比较定型，而现在的时尚趋势则有了unisex的部分，”Yan又讲回受访者，过去偏向阴柔气质的Pearl，近年来也会有一些酷帅的装扮，例如著很帅的皮衣。

“其实又帅又漂亮是更难的，”Denise也赞同，“外界环境如果更accepting一点，大家或许也会有更多的方法展现自己，而不必拘泥于Butch或Femme的标签，喜欢怎样就怎样。”

Denise自称自己“一向都比较TB（Tomboy）”，虽然是个“唔够Man”、不合格的TB。

书中写到，Denise在田野中时不时就会被受访者审视阳刚气质，常常被“有多少个女朋友”、“可不可以介绍女孩子”等问题考验。甚至书中插画也画出Denise与另一位研究者，在新加坡面对强势的Joey边问“要啤酒吗”边打量时，局促尴尬的一幕。

Denise在书中分析，塑造港、新、台三地酷儿阳刚气质的因素有很多，有儒家文化，后殖民精英色彩，以及美国流行文化等。回到香港年长女同志的语境，阳刚气质既关乎作为女同志的可见度，又能表明自身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抵抗，同时对于一些受访者而言，阳刚还是“斯文礼貌”的象征，这令她们在尊崇敬老、君子气质的儒家文化中，不必遭受过多审视。

现如今，性别气质的表达已变得多样，但Denise仍想保留“不那么女性化”的呈现。作为高校学者，她希望能被学生、被外界一眼辨识出“女同志”的身份，“或许在别的地方还好，但在亚洲、在香港，我觉得有个责任要这样。”

老去：queer time， chosen family

阿宝已经排期在2025年做第一次膝盖手术，2026年做另一个膝盖，每一次手术大约需要半年时间康复，她希望趁双脚仍能走动之时，Lego卖得几多得几多。

“出了本书想约著庆祝一起吃饭，结果个个都做手术，个个在医院。”Yan和Denise二人半开玩笑地打趣。阿安不久前跌伤，阿宝则还在膝盖手术的康复中。

说笑归说笑，这些时刻还是会令Denise想到，作为女同志的长者若进入老人院，八卦一定不绝于耳，人们会一层一层剖开问你的从前，老公，小孩，婚姻，家庭，要不断向他人解释自己过往的人生，但已解释了一生自己是谁的她们，年老时一定不想再费口舌。

虽是如此，Denise与Yan却发现，这班香港年长女同志好像对老去与老龄照顾不太上心。“我一直以为他们有很多计划，谁知几乎完全没有。”Denise说。而用Yan的话形容则是，只要“行得走得”，她们就不去想太多。

Denise观察到，相较于香港的“未想过”，新加坡的年长女同志是最有计划的，台湾就平静随意些。“可能因为他们（新加坡）政府整日很有planning，所以内化了这件事，”Denise说，“台湾以前的环境比较动荡，她们会跟我说，很可能地震来了，突然间就失去很多，所以他们会觉得可以慢慢想办法，灵活地去处理人生的低点。”

“台湾至少自己是有楼、有个老家可以回的，而且健保、医生都不贵，但在香港，这些都是很奢侈昂贵的，”Yan也有自己的观察，她自嘲，“香港有钱紧要过好多事，在香港穷是惨过做女同志的。”

Yan看到社会福利的细节影响人们的生活打算。例如书中的Theo有考虑年龄再大些就到泰国去住，日常花销较低，也比较容易找到照料者和住房。书中，Theo与洋洋都提到，最理想的情况是可以有一个以性/别小众为主的共居地，大家“speak the same language”，免去许多困扰。

“看著她们，我经常会投射自己将来会在哪里，”Denise说，因膝盖有旧伤，令她担心日后可能要面对坐轮椅的时刻，那也意味著失去独立性和自由行动力。

她也在这班不做计划的年长女同志身上，学习面对老去。例如看著阿宝在术前搬屋收整旧物，Denise觉得这个过程或许可以早点开始，“其实到头来，有很少东西对你来说是真正重要的。”又如向她们学习好好照顾自己，“她们有好几个很懂得照顾自己，即使没有太多计划，但能够不成为别人的负担。当然，这种想法某程度上也是那个时代香港人的写照——政府常常要她们‘靠自己’，但其实是公共政策公共福利缺位。”

Denise感动于年长女同志用心经营的社群和友谊：“直人典型的人生阶段有一些清晰的‘marker’，例如结婚，生子，他们的社交也围绕这些展开。但酷儿是没有的，他们往往会‘in and out’，活在一个‘queer time’中，大家不会有家长群、不会因小孩一起玩而聚会，但会因个体的需要而出现。”

她在元朗也有一个9至10人的多元家庭群组，大家住在10至15分钟的通行距离之内，其中她所住的屋苑就有三个单位，多元家庭成员年纪由30几岁到76岁不等，不时聚会，相互照应。

不久前，大家的一位年轻跨性别朋友到泰国做手术，Denise与伴侣便一同陪他前去。Denise说，那时第一样想到的就是“chosen family”，待Denise后来因个人事务先返港，社群中其他伙伴又前去接力。

“想到我小时候，因为小朋友一班人一起玩，于是我们的爸妈就成了朋友。但对于我们（酷儿）来说，家庭与家庭的聚合是很少的，更多是同频的个体与个体的相遇和选择。”Yan说。

采访期间，年长女同志对于伴侣、亲人、家庭的定义也令Yan深思。例如身处三角关系的阿安，目前已经有了新的交往对象，但对她而言，之前那段三角关系里的女友，仍然是如家人般可以托付身家的存在。阿安并未因新的恋情更动遗嘱受益人。

此外，采写洋洋部分时，因洋洋患有红斑狼疮，因此聊多了一些医疗议题。这也让Yan意识到，“平安三宝”不只是立平安纸（遗嘱）就好，还有持久授权书和预设医疗指示。“面对临终前最差的情况，其实都应该要自己能够对自己做决定，”Yan说，她与伴侣原本只立了平安纸，采访后又补了另外两样。

话题快进到“死亡”，但二人的反应淡然又一致。

“我身边的亲戚或家人都开始老了，也送走几个，但我反而觉得因为queer所以不会想很多，”Denise说，“比如我不会想走了之后要有人来祭拜，反而会像阿宝那样，找棵树，或像《从今以后》洒在海里。”

“我也不会想要有人祭拜，可能我亲戚都觉得没空很开心。”Yan打趣。

Denise说，她去年看过觉得最好的书是台湾的《断食善终》，作者讲述了母亲选择用断食结束生命的历程，以及作者作为医师尊重母亲的决定，并陪伴母亲走过这段路的思考。

“我始终觉得有得选是好一点的，断食都是一种选择。”

尾声

《同声同气》出版的同时，根据书中故事改编、由《叔叔》的导演杨曜恺执导及编剧的电影《从今以后》也在香港上映，讲述一对年长女同志伴侣在其中一方离世后，另一方在法律体系缺失中面对的困境。我问二人，身边人及受访者对书和电影有怎样的反馈。

对书而言，“没有被骂，没有写错，没有不能出街的出街了，”Denise和Yan就长舒一口气。出版后，书中的主人公们甚至主动买了很多本送给身边朋友。

关于电影，二人的确听到一些意见。例如觉得故事太过中产，或故事不真实，复杂性不够等。但她们认为，如今可见的女同志长片本就不多，样本量和代表性都不足，要求一部片满足所有期待可能未必现实，希望以后能见到更多女同志题材的电影出现。

至于中产，事实上，书中收录的五位受访者生活也都自给自足，或许也与时代带来的经济红利有关。Yan提到，未被写入中文故事的Margaret，便是一路从工厂妹，走到与伴侣开厂，如今名下有许多物业，可以说也是香港所谓“奋斗故事”的典型例子。

“但基层是一定有的。”二人强调。Denise说，她时常会想像，如果是一个很基层、但一直都喜欢同性的女性，可能已经结了婚，有了小孩，直到很老、另一半已离开的时候，或许才会有机会慢慢将故事讲出来，“那个年代，女性是没办法只照顾自己的，不结婚很难照顾家里人，结婚反而是最容易的路。”

“在那时，一定是非常肯定自己喜欢女性才会走出来的，而且也是一种privilege，无论经济、教育、家庭，”Yan补充，“其实今时今日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