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信賢，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來，國際間關於中國研究「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討論不斷，由於很多情勢異於過往、難以判斷，導致出現是否應該由現有的研究傳統過渡到另一種研究傳統的呼聲。這主要肇因於兩方面，一是「習近平因素」，自從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習近平正式掌權以來，透過反腐打貪、在黨內成立各種「委員會」與「領導小組」，通過諸多法律，甚至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等，使得整個國家的權力更加集中，再加上研究領導人性格的難度極高，因而讓原本就已透明度不高的決策「黑箱」（black box）更加難以窺探。
另一因素是在2018年3月正式啟動的「美中戰略競爭」，兩大國從關稅、貿易、科技、文化、軍事戰略等，無不爭鋒相對，導致全球化風潮的退散，使得國際互動更加難以預估。此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干擾，中國複雜的內政與外交因素，以及各種灰犀牛與黑天鵝事件、常態與非常態因素的疊加，使得一切變得不是那麼理所當然，那麼難以預測。這是當前全球中國研究所面臨的重大挑戰，在學術界與政策圈皆然，作為國際中國研究重鎮的台灣，當然也無法避免。
中國研究的兩種張力
一般而言，針對以特定區域或國家為對象的研究都面臨兩種張力，分別是「區域研究 vs. 學科專業」以及「學術研究 vs. 政策分析」，而隨著中國從社會主義轉向市場經濟、爆炸性的快速崛起以及美中戰略競爭的開展，中國研究的兩種張力更加明顯。
學科專業 vs. 區域研究
美國政治學名宿 Gabriel Almond 與 Stephen Genco 曾在名為《雲朵、時鐘與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對政治研究提出反思，其將學科的要求比喻為「時鐘」，代表的是規則、精準與可預測；然而，實際的政治運作卻猶如「雲朵」般，如此變化萬端與難以捉摸。也就是說，「學科要求」與「現實政治」之間的抉擇往往是兩難的。同樣，學科專業與區域研究間的張力亦復如此。
以中國研究為例，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稱為「學科研究」，研究者感興趣的往往是各自學科的理論問題，進而以中國作為研究個案，藉以支持或批判現有的理論；而對中國研究屬於「區域研究」，研究者可能更關心「中國」本身的發展動態，並透過中國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科際整合、整全式地解釋甚至是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