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際間關於中國研究「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討論不斷，由於很多情勢異於過往、難以判斷，導致出現是否應該由現有的研究傳統過渡到另一種研究傳統的呼聲。這主要肇因於兩方面，一是「習近平因素」，自從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習近平正式掌權以來，透過反腐打貪、在黨內成立各種「委員會」與「領導小組」，通過諸多法律，甚至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等，使得整個國家的權力更加集中，再加上研究領導人性格的難度極高，因而讓原本就已透明度不高的決策「黑箱」（black box）更加難以窺探。
另一因素是在2018年3月正式啟動的「美中戰略競爭」，兩大國從關稅、貿易、科技、文化、軍事戰略等，無不爭鋒相對，導致全球化風潮的退散，使得國際互動更加難以預估。此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干擾，中國複雜的內政與外交因素，以及各種灰犀牛與黑天鵝事件、常態與非常態因素的疊加，使得一切變得不是那麼理所當然，那麼難以預測。這是當前全球中國研究所面臨的重大挑戰，在學術界與政策圈皆然，作為國際中國研究重鎮的台灣，當然也無法避免。
中國研究的兩種張力
一般而言，針對以特定區域或國家為對象的研究都面臨兩種張力，分別是「區域研究 vs. 學科專業」以及「學術研究 vs. 政策分析」，而隨著中國從社會主義轉向市場經濟、爆炸性的快速崛起以及美中戰略競爭的開展，中國研究的兩種張力更加明顯。
學科專業 vs. 區域研究
美國政治學名宿 Gabriel Almond 與 Stephen Genco 曾在名為《雲朵、時鐘與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對政治研究提出反思，其將學科的要求比喻為「時鐘」，代表的是規則、精準與可預測；然而，實際的政治運作卻猶如「雲朵」般，如此變化萬端與難以捉摸。也就是說，「學科要求」與「現實政治」之間的抉擇往往是兩難的。同樣，學科專業與區域研究間的張力亦復如此。
以中國研究為例，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稱為「學科研究」，研究者感興趣的往往是各自學科的理論問題，進而以中國作為研究個案，藉以支持或批判現有的理論；而對中國研究屬於「區域研究」，研究者可能更關心「中國」本身的發展動態，並透過中國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科際整合、整全式地解釋甚至是預測。
按理說，學科與區域研究兩者間應能取得平衡，但在實際發展卻非如此，美國「中國通」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與歐博文（Kevin O’Brien）都曾提及，當前美國的中國研究為主要集中在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創新，這導致一方面被學科所吸收，尤其是政治學中的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係領域，回答的問題不一定是中國的實際發展或動態的問題，而是理論的問題；另一方面，研究者為讓研究更聚焦，避免在投稿時遭遇過多的批評，可能選擇相對狹小與安全的議題，且過於強調研究方法而缺乏對中國宏觀且深入的了解，導致研究議題的零碎與分散，歐博文甚至稱此現象為研究孤島（Islands of research）。
學術研究 vs. 政策分析
另一種張力則存在於學術研究與政策分析間，有人甚至提出雙社群理論（two-communities theory），強調學術研究者與政策研究者兩個社群是處於迥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且各有不同的價值與態度。比較兩者，至少有以下區別。
首先，就目的來看，政策研究是為給政府提出政策制定或對特定事件的回應提出參考依據，而學術研究的目的則是為了知識生產及創新。其次，在研究時效方面，政策研究由於具時效性，較學術研究所需的時間更短，也正因時效性，兩者的撰寫方式也有所不同。政策研究不像學術研究需歷史背景描述與詳細的邏輯推演，而更多集中於政策的研析與建議。最後在研究機構方面，一般而言，政策研究者多任職於智庫（think tanks），而學術研究者則多任職於大學或研究機構。
然而，兩者間是否真的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按理說，良好的學術訓練將會讓政策研究者更加「聰明」，因為理論可提供政策觀察者「路線圖」，增加決策建議的深度與廣度；而重要的政策議題也可能為學術工作者提供研究靈感，從而產出優質的研究成果，故兩者似乎可以相輔相成。
然而實際上，一位研究者在時間、精力、關注焦點有限的狀況下，要用不同的邏輯同時處理好學術與政策兩端的工作著實不易。以美國的中國研究圈為例，雖然有少數中國通如李侃如、藍普頓（David Lampton）、謝淑麗（Susan Shirk）與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等人能夠在學術與政策兩端扮演不錯的角色，但一般而言，代表政策研究的智庫與代表學術研究的大學是兩個不同的軌道，參與者往往是兩群不同的人。而在台灣，中國研究的學術社群與政策圈也存在不小的鴻溝，與美國的差別在於，台灣的智庫不若美國那樣蓬勃發展，也使得政策人才缺乏發揮專長的機會，這部分將在後文說明。
他山之石：美國近期中國研究的變化
前述兩個張力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圈最為明顯。在第一個張力中，新一代研究者為找到稀缺的教職，得繳出學術發表的成績單，因此必須尋找一個小的、特定的領域，強化對理論與研究方法的著墨，向專業學科靠攏。因此，他們無法像老一輩「中國通」那般對中國有全面性的了解，也意味著在學術研究標準大為提升的狀況下，中國（區域）研究的優勢被逐步侵蝕。在第二個張力中，美國中國研究學術界的政策話語權在近年逐步下降，學術與政策的「分流」更加明顯，而此在川普（Donald Trump，港譯特朗普）總統時期開啟的美中戰略競爭後更加明顯。
2018年3月美中貿易戰的爆發更加深了前述兩個張力，甚至對中國研究圈造成衝擊。2019年7月，在美中競爭方興未艾之時，美國出現兩封關於該如何「定位」中國與美中關係性質的公開信，這兩封信的觀點完全迥異。其中一封刊登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名為「中國非敵人」（China Is Not an Enemy），由來自學術界與政策圈的中國研究專家超過上百人連署。信中除指陳在習近平上台後，中國過度強硬的國內與國際政策和行動外，更重要的是強烈主張美國政府不應將中國視為仇敵，並對美中關係的惡化表示擔憂，認為川普團隊對中國的多方面制裁政策並非最佳的戰略選擇。
其後不久，在《政治風險》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刊登了另一封名為「堅守對中立場」（Stay the Course on China）的公開信，同樣也有上百人連署，信中強烈支持川普的對中政策，其批評過去美中交流40年並未使中國成為美國所期待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信中的潛台詞是，中國並未長得跟美國越來越像、走向民主化道路，反而隨著壯大，鯨吞蠶食了美國的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
一時之間，關於美國該如何應對中國的爭論就此展開，而這不僅是政策辯論，不少美國「中國通」也涉入其中，成為中國研究的學術爭辯，使得過往「擁抱熊貓派」（panda huggers，又稱紅隊）與屠龍派（dragon slayers，又稱藍隊）間（簡言之就是對中的溫和派與強硬派）的緊張關係更加白熱化。而此種關係在拜登（Joe Biden）上台後並未減緩，且第二種強硬的觀點逐漸成為美國學界與政策界主流，也連帶凸顯出美國中國研究者的困境。
在過去美中大交流期間，這批「中國通」對中國的了解是具優勢的，並被政府所重視；然而現在，這些了解卻被視為同情中國的立場，成為劣勢。在此邏輯下，部分華裔學者，特別是在智庫涉及政策研究的學者，處境更為艱難。值得留意的是，此一現象不僅出現在美國，在日本、韓國與部分歐洲國家亦是如此，中國研究者雖不至被貼上「親中」的標籤，但贊同與中國維持交流的聲音確實被嚴重壓抑，成為非主流。
台灣中國研究的過去與現在
不論從歷史或實際政治經濟發展來看，中國大陸對台灣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而「中國研究」對台灣學術界當然也具有不同的意義。一方面，從中國本身發展歷程的特殊性、對台灣的重要性，以及從事研究的規模與投入的資源來看，「中國研究」確實可以成為一門與政治學、經濟學或社會學等專業學科等量齊觀的「中國學」。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對台政策的核心主張從未改變，也從未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因此，台灣的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研究，從來不只是一門學問，而是生死攸關的議題。
從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角度來看，台灣中國研究的演變受到國際政治、中國大陸自身的發展、兩岸關係、台灣政治情勢以及相關資源分配的影響甚深，大致可區分為「匪情研究」、「大陸研究」與「當代中國研究」三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外有國際冷戰及兩岸軍事對峙的影響，內有威權統治時期的限制，與中國大陸相關的所有議題在台灣都是政治禁忌，只有少數被「特許」的人員才能進行研究。除黨政軍內的特殊部門外，就是幾經改名後為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前身）與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兩個機構的研究員與師生能夠閱讀相關資料。前者為政府智庫，後併入政治大學成為校級研究中心；後者則是1968年由國際關係研究所與政大合辦之教學單位，隨著1990年代台灣的民主化後，逐漸轉為偏向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
在此階段中，由於具有強力的政策任務，研究對象多以中共高層政治為主，常見的議題是屬於「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的菁英政治、黨史、意識型態、解放軍與外交等，包括大躍進、文革時期的黨內鬥爭，以及中蘇關係等。由於國民政府過去和中共有長期鬥爭的經驗，因此掌握了一批難得的歷史文獻，又有情報單位在敵後蒐集資料，且不少研究者出於個人親身經歷，此時期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歷史研究或個人經驗推斷，是一種「看照片、猜測、閱讀秘件」的方法。由於主要是為政府提供大陸情勢判斷的參考，這些研究具有濃厚的政策研究，甚至是「敵情研究」的色彩。
到了第二個時期，外在環境出現明顯變化，主要來自美中建交、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共對台政策主軸從「武力解放台灣」轉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而台灣則回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因此，兩岸雖依然對峙，但不再像過去那樣劍拔駑張，也緩和了台灣中國研究的「敵情」色彩，轉而成為相對中性的中共研究或大陸研究。
到了1990年代進入「當代中國研究」階段，不僅研究議題、研究方法或研究社群都發生變化，也大量跟國際接軌。首先，隨著鄧小平南巡後中國更加開放，兩岸關係趨於和緩、交流加速，使得與中國大陸相關的資訊愈來愈容易取得，此時期的研究範圍不僅從中央到地方，也從國家到社會。其次，大量的歸國學者加入研究行列，研究方法以西方社會科學為主，研究典範則多追隨美國學術界潮流，開始運用田野調查以及量化統計方法。再者，各大專院校開始成立相關研究所，各專業學門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與法律等也開始加入中國研究的行列，使得中國研究成為「顯學」。此一時期，台灣的中國研究大量地從「政策研究」轉向「學術研究」。
因此，過去數十年來，由於政策的實際需求、文化的親近性等因素，不論是在學術或政策方面，台灣都累積了與中國相關的大量知識與資訊。但如前所述，中共「十八大」後出現新的變局。一方面，由於中國內部的資訊管控更加嚴格，對於中國發展情勢的判斷難度增加；另一方面，原本作為就近觀察中國最前線的香港，也因為「反修例」以及港版《國家安全法》通過，使其學術研究與媒體報導空間更加緊縮。因此，台灣的中國研究自然在國際間受到更多重視。
此外，近年來國際間一再傳出台灣是「地球上最危險地區」（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特別是在俄烏戰爭後「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呼聲不斷。美國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台後的中共大規模軍演，以及台灣成為美中戰略競爭的核心問題之一（如習近平2022年11月在印尼峇里島「拜習會」所首次提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等，都使得國際間更加關心台海安全，連帶也對中共對台政策更為重視。這是台灣中國研究的機會，也是所面臨的挑戰。
幾個值得思考的議題
整體而言，就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提出「新型大國關係」可以「平視世界」，以及中共對台政策步步進逼，「軟硬兼施、硬得越硬、軟得越軟」的同時，台灣作為國際中國研究的最前線，雖具有優勢，但也必須正視目前所面臨的問題。
中國內政研究人才斷層
隨著「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愈大，按理說，基於「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台灣對中國研究的投入應該更加積極。而實際來看，雖然仍有新進者投入，但人數卻明顯減少，且在前述兩個張力中，多偏向「學術」與「學科」，而少「區域」與「政策」（將於後說明）。
與美國類似，新一代中國研究者多從「比較威權」與「國際關係」看待中國。一方面將中國放在威權體制的發展中進行比較，觀察其與其他威權國家的異同；另一方面，則是將中國視為一個國際行動者，觀察其在國際與區域的多邊與雙邊關係。這兩類學術研究雖都有所貢獻，但明顯少了真正的「中國元素」，對於中國內部各領域的發展缺少深入與整全式的了解，這也導致目前猶如黑箱般的中國內政之研究人才出現世代斷裂。
這種情況在年輕的新血輪上更加明顯。以大學相關系所的設置為例，台灣在最顛峰時期，以中國大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業系所包括：政大東亞所、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東華大學大陸所、中山大學大陸所、清華大學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學系、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此外，還包括台大與政大的國家發展研究所，亦不少師生投入中國研究。然而，如今多數系所已與其他系所整併（如中山、淡江與文化），有些則是規模大幅縮小，有些甚至是直接消失，此將直接導致相關研究人才的斷層。值得一提的是，對岸涉台研究不管是智庫或大學，近年來的資源投入均有明顯提升，與台灣的狀況則形成反差。
中共過度安全化造成研究的困難
延續前述，中國內政研究愈加困難的原因，除了習近平過度集權導致原本就難以判斷的政策議題難度更高，以及過去能用理性與邏輯推導的方法受到更大的局限，似乎都得回到「習近平因素」尋找答案，而偏偏領導人性格是如此捉難以捉摸。
此外，習近平上台後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主導下通過諸多法律，如《國家安全法》、《國家情報法》、《數據安全法》、《反間諜法》、《保守國家秘密法》等，直接導致相關研究訊息受到嚴重限制。特別是過往不少中國研究學者認識中國大陸所仰賴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y）幾乎不可能。一方面，合作單位與受訪者不可能冒政治風險接受訪談；另一方面，過去幾年不少研究者入境中國受到安全調查，而出現嚴重的「交流安全」問題，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導致過往能在大陸做田野調查以及問卷等機會大為縮減。
雖然「生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在前述的限制下，原本的量化統計研究更加被大量利用，也催生不少學者將新的研究方法運用在中國研究，如以大數據為基礎的文字探勘（Text-mining）、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以及實驗法（Experiment Research）。但此些研究一方面涉及數據來源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無法直接、第一手觀察到中國的動態發展，可能形成與中國現實發展有所隔閡的研究成果。質言之，這不只是台灣，而是全世界都面臨的挑戰。
在學術研究領域的過度安全化（over-securitization）情況下，似乎所有的事都與國家安全相關，因而導致「沒有中國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 without China）、「自外中國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 outside China），也就是由於直接研究的困難加大，不用真正了解中國，只要關心理論問題也能做好中國研究，且乾脆不用去中國大陸也能在境外做中國研究。
中共當局也必須了解，這是否對其有利？事實上，這種去脈絡化的研究，可能就會忽略中國本身的條件與現實，而將其與理想的理論型態（如民主）做比較，或從道德角度將其視為國際秩序的破壞者，故在此種條件下所產出的研究成果對中共政權幾乎是多所批判。此外，近年來也多次傳出中共宣傳與安全部門將審查之手伸入國際期刊，要求將對其不利的人權或政治敏感等議題的文章下架，此種「長臂管轄」更加深國際學術界的不滿。
資源與研究議題集中在「下游」
若說一個國家中國研究中的特定議題可拆解為三個階段：中共如何決策（上游）、如何執行（中游）與對該國的影響（下游），在前述中國研究愈加困難，以及國內資源分配與議題關注度的影響下，台灣的中國研究越來越往下游集中。以台灣近年來最熱門的「認知作戰」為例，上游部分涉及中共如何擬定相關作為，宣傳系統、網信辦、國台辦與戰略資源部隊（今年4月改組為信息支援部隊）等黨政軍部門如何協作與分工；中游部分涉及哪些準官方部門與民間企業的配合執行；下游部分則是這些作戰在台灣如何展開與影響。
近年來，此類「認知作戰」或「銳實力」（sharp power）的研究非常熱門，政府也投入極大的資源。此種「中國因素」對台灣影響以及台灣如何防禦中共的假新聞穿透，我們可稱之為「防禦性的中國研究」，或就嚴格意義而言，較像是台灣研究。雖然至關重要，但不能忽略了上中游研究的資源投入，畢竟上中游的研究成果更能呈現台灣的中國研究優勢，較能提供給予關注相同議題的國家參考。且另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是，此類過度關注「下游」的研究，在國內政治的催化下，極可能出現「萬般皆認知作戰」以及「尋找在地協力者」的問題。
專業智庫與政策研究有待強化
智庫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核心部分，諸如美國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英國的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日本的野村綜合研究所（NRI）等知名智庫，不僅在本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且其研究報告也具全球影響力。智庫的功能一方面作為培養政務官的來源，在部分國家，智庫往往也扮演培育政策人才、特別是政務官，或成為離任政務官發揮其實務經驗的場域，此即政府與智庫間人才流通的「旋轉門機制」（revolving door mechanism）。另一方面，智庫可以明確區隔政策與學術的社群，讓一些對政策分析感興趣的人才「分流」至智庫。
就此觀察台灣，與政府關係密切的智庫方面，如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兩岸遠景交流基金會等，雖然具有穩定、制度化的政策研析能力，但專職研究人員有限，多扮演匯集、整合相關學者的平台角色。台灣民主基金會則每年出版《中國人權報告》，亦是以各大學教授為撰稿人。而成立不久的國防安全研究院雖有一定的專職研究人員，但以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為主。中華經濟研究院與台灣經濟研究院內的部分部門雖以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但仍得花不少氣力爭取相關政府單位的委託研究計畫，形成備多力分的現象。
換言之，關於中國與兩岸關係研究仍多仰賴民間的大學學者，但一個明顯的現實是，各大學的升等與評鑑標準以「學術表現」為主，不論寫多重要的政策分析報告，也不如寫「Ｉ級」（指的是SCI、SSCI 與 TSSCI）期刊文章，從而缺少誘因吸引大學人才的投入。近期雖有如台積電等大企業，由於美中競爭、地緣政治的不確定因素升高，而希望延聘具政治經濟、國際關係專業，還要能跟上美國和中國政治經濟動態的博士人才，但畢竟屬單兵作戰，仍無法形成專業的團隊與部門。就此而言，若台灣能有更多企業與民間投入設置真正中立的民間機構，一方面能吸引新一代學者投入實用性研究，另一方面也可提供政府與企業專業的情勢研析，這是極為嚴肅的國安議題。
結語：為專業與中立的中國研究而努力
在前述美國中國研究領域的變化中，我們論及，近年來與中國交往政策已成過去，這也是民主黨與共和黨兩大黨的共識，且美國民眾對中國負面形象的民調均居高不下。此外，美國安全部門也一再警告中國對美國各領域的滲透，包括學術界，這連帶也使得美國中國研究與中國學術界的交流受到影響。換言之，除了中國這一端的研究環境更加緊縮外，美國內部的學術氣氛也出現前所未有的侷限。
就此觀察台灣，對中國大陸以及兩岸關係的態度，一直是台灣內部政治分歧的焦點或「斷層線」，民眾認同、政黨光譜、媒體的識別都是以此為界，就此而言，台灣的中國研究具有更高的政治性，也影響了學術或政策研究的判斷。一般而言，學術、政策議題與政治議題不同的是，具有更大的討論空間，需要更多專業與中立的討論。但以台灣目前狀況看來，中國與兩岸關係研究受到不小程度的政治干擾，往往被導入「親中與反中」、「統與獨」的政治議題，特別是在政策研究層面。
台灣的中國研究具有全球性意義，尤其在香港學術空間緊縮的此時更是如此，但若要作為全世界中國研究重鎮，仍有不小改善的空間。除了強化資源的投入外，「實事求是」的中國情勢研判同樣迫在眉睫，中國研究確實有其專業，一味的批評中共並不能解決問題，更無法提供國際對於中國情勢發展的判斷。如過去幾年來，國際間曾傳出多次習近平失勢、被政變的可能，甚至傳出「習下李（克強）上」，或中國經濟問題嚴重將導致社會混亂等傳聞。不僅媒體隨之起舞，在官方政策圈亦有呼應的聲音，而其結果是習近平權力更加定於一尊，對社會的控制也更加嚴格，2022年11月底的「白紙運動」也未如「期望」成為另一個「天安門事件」。
值此之時，在國際中國研究「典範轉移」之際，台灣必須重新思考自己的中國研究定位，以及對中國情勢研判的價值，因為台灣的中國研究不僅是學術研究，也是攸關台灣命運的政策研究，同樣也是全球的中國研究，我們必須為更加專業的中國研究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