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看過我的電影，你不會再對世界如此焦慮

「我希望我的電影會有些東西讓你帶著離開電影院，隨著你的生活，烙印在你的腦海裡，回到現實世界時不會對世界感到如此焦慮。」

時間是2024年2月，第47屆柏林電影節，蔡明亮在歷史悠久的柏林劇院劇院（Haus der Berliner Festspiele），與一路陪伴他創作與生活的兩位重要人物演員李康生、亞儂·弘尚希，一同出席最新電影《無所住》（Abiding Nowhere，2023）的世界首映。

他一襲素黑布衫，輕柔緩步上台。在影展總監卡洛·夏崔安（Carlo Chatrian）的開場歡迎下，與近千名自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觀眾打招呼。之後，他帶領主創團隊回到台前，細數自己和柏林影展的淵源。而筆者又約了他於影展期間某日午後，在柏林電影宮中訪問，受訪時他依然一襲黑衫，雖然新作首映過後已一連接受數家媒體專訪，卻未見出他的疲憊。

柏林影展：從法斯賓達影廳開始

「我跟他說，拍你的病吧，等你好了演也演不出來。」

其實歐洲三大影展都和蔡明亮淵源頗深，包至於林影展，他曾三度入圍。最早是1993年首部劇情長片《青少年哪吒》入選，當時放映的影廳正好以影響他深遠的德國新浪潮導演法斯賓達命名，他說似是某種緣分牽引，在法斯賓達廳放映的《青少年哪吒》，成為他踏入世界影壇的開端。那是1990年代之初的台北，李康生飾演的少年在獅子林、萬年大樓、中華路天橋等處消磨時光，也標誌著蔡明亮、李康生兩人共同創作的人生的展開。1997 年，蔡明亮的第三部長片《河流》在柏林影展得到評審團大獎，將台北的同志三溫暖、華江橋下的雁鴨公園帶到世界銀幕之上。

第三次來到柏林影展是2005 年的《天邊一朵雲》，這部大膽、露骨、荒誕幽默的歌舞類型片，碰觸色情工業之內核，挑動社會保守神經，也是奪得評審團大獎，以及最佳藝術貢獻銀熊獎和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回返那些時日，當這好消息傳回台灣，彼時保守取態的新聞局電檢處不敢輕舉妄動，找來15位社會人士觀片後投票，最終一刀未剪，通過審議，於全台院線上映，造成轟動。那也是蔡明亮創作生涯最賣座的一部電影，導演李安評為「蔡明亮的憤怒之作」。

「我們都在做重複的事情，不停重複做同樣的事情。我做的是關於『時間』的一種表達，對『有限的時間』的讚美，對生命這有限的時間，表達的一種感謝。」

拍攝當年，正值蔡明亮人生低潮，被曾經的合夥人背叛，但幸得李康生和也是他電影中的固定演員陳湘琪的義氣相挺，負面能量終轉化為創作動能。如今時隔近二十年，《天邊一朵雲》在今年的柏林影展，以4k修復版重現大銀幕，當年的怨氣與不快已浪沙淘盡，留萃給後人的，是封存在電影膠卷（菲林）中那炎熱難忘的台灣夏日，時代印記般的錄影帶出租店，以及他最愛的水果之一、豔紅西瓜。李康生、陳湘琪、陸弈靜等一班患難與共的創作夥伴，在蔡明亮鍾愛的華語老歌伴奏下，舞出人生的冷酷與孤寂。

第四部戲是2020 年，蔡明亮以《日子》再返柏林影展，得到泰迪熊獎。這是為他開啟了新篇章的作品，寮國青年亞儂·弘尚希走進他的人生與創作世界。二人在曼谷街頭相遇，《日子》是亞儂第一次參與的電影，也是蔡明亮在60歲時拍下的第11部長片，他稱這是上天給他的禮物。

年少即入行，早有所體悟創作電影之不易的蔡明亮，曾告訴自己這輩子若能拍10部電影，就滿足了；這第11部，蔡明亮神色溫柔的說道：「只因為小康一場漫無天日的病，我們沒法拍別的。我跟他說，拍你的病吧，等你好了演也演不出來。沒有計畫、沒有構想、沒有劇本，斷斷續續拍了四年，拍來做什麼，當時也不知道。」

如此隨遇而安，蔡明亮細細體會生活帶給他的驚喜與經驗。他的電影就是生活，是李康生的日子，是亞儂的日子，也是他的日子。

減法與手工藝

「我的電影是一路在丟東西。丟表演、丟劇本之後，剩下一個行為，一尊移動的身體。」

日子，無法預先寫好人生的腳本，單純仰賴創作者的慧心，如何在尋常日子中，從柴米油鹽醬醋茶悟出詩意，將眼中所見、所感的時光，透過電影景框呈現。這是一種與人分享的藝術。在沒有劇本、沒有傳統電影拍攝劇組的情況下，蔡明亮緩緩、依著自己的步調拍著。

他逆著產業的風向而行，當人們討好主流觀眾口味端出作品時，他不服膺於院線主導的市場機制，走入街區、校園，一張票一張票賣，他要親自面對觀眾，相信一期一會的力量；當時代崇尚的電影越來越朝向大製作、以特效打造超現實場景，蔡明亮的電影卻越拍越小、越貼近真實生活。越小卻也越自由。他的創作與生活，也愈加密不可分。

早年以電視劇編劇入行，年紀輕輕便成為炙手可熱的新銳編劇，參與的幾部編劇作品都口碑賣座，蔡明亮無疑是說故事的高手。然高手過招，出招於無形，此乃修煉高境界。這些年，他越來越善於此藝，蔡明亮自己的形容，「我的電影是一路在丟東西。丟表演、丟劇本之後，剩下一個行為，一尊移動的身體。」

是種減法的藝術。一種如何在低限編制下創作，如何將創作的自由扎實掌握在自己手中，透過體膚去感知時間與空間為人事物的質地帶來的變化，如手工藝般的電影創作姿態。

「我做電影，但我一路在思考電影到底有什麼功能？電影能產生什麼影響，電影有什麼能量？我的電影一路這樣發展，我是用一種反思、提問的態度，來面對這發展過程的。」

2012年拍完《郊遊》，蔡明亮徹底厭倦了拍電影要先有劇本的產業慣習。改變的契機來自2011年蔡明亮導演受邀台灣兩廳院實驗劇場邀請，做了一齣獨角戲《只有你》。其中一幕是李康生緩速從舞台一端步行到另一端，令他非常震動。於是他動念要將李康生慢速行走的獨特身影，走到世界不同城市。

因此他拍攝了《無色》，這是一則沒有產品置入的手機廣告。李康生走在台北街頭，走過阿宗麵線，士林夜市，走進一個白色的空間，此為蔡明亮「行者」系列的開端；而後，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邀請蔡明亮合作一個影像計畫，他藉機完成了《行者》，拍攝李康生拿著奶茶和菠蘿油在香港尖沙咀、銅鑼灣、天星碼頭等地徘徊不去。接續是《金剛經》、《夢遊》、《行在水上》、《西遊》、《無無眠》、《沙》，然後則是《何處》與最新的《無所住》。

「行者」是一個長達十年的計畫，迄今完成了十部作品。從只是走路的簡單動作出發，蔡明亮取他鍾愛的佛教經典人物玄奘的形象，為李康生設計了大紅袈裟，延伸自玄奘取經的概念，呈現李康生身著紅色袈裟在各地緩步慢行的姿態。而蔡明亮透過透過一顆顆鏡頭，紀錄李康生從入景框到出景框的過程，分秒不剪的時空。

我的電影，是對時間的一種表達

「『行者』系列就像是我在瀕臨滅頂之際，找到的一條救命繩。」

蔡明亮談及從《郊遊》之後於創作上的轉變，他生動地比擬：「『行者』系列就像是我在瀕臨滅頂之際，找到的一條救命繩。」這條救命繩將蔡明亮拉了上去。他就這樣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地與披掛紅色袈裟的李康生相伴，拍他走路的樣子，一路相伴以自在的步調緩步走了十多年。

雖說「行者」系列隨著不同的合作機緣而偶有李康生以外的「角色」加入，例如在馬賽拍攝的《西遊》中有丹尼・拉馮（Denis Lavant），在東京街頭拍攝的《無無眠》有安藤政信；這些旅途中「萍水相逢」的不同人物，正如《西遊記》裡玄奘於取經途中遇上的孫悟空、白龍馬、蜘蛛精等角色。

入圍2023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何處》中，身著凡常服飾，在巴黎街頭看似漫無目晃悠的亞儂，為「行者」系列增添了「漫遊者」（flâneur）的筆觸。他偶而沈思專注、偶而出神雲遊，在城市穿梭、他在街角佇留。作為一位好奇的觀察者，他和身著袈裟低頭緩步的李康生，形成有趣對照。為「行者」系列一直以來近乎單線的敘事，開展出雙線敘事的雙生相繞。雖然沒有「真正的相遇」，但有靈魂的交集。一靜一動，一慢一疾，可預期與不可預期的，一凡俗一出世，看似相對概念，又非對立固著。

柏林影展所見，最新作品《無所住》是在《何處》的基礎上，更將影音節奏帶給觀者的感受，昇華到另一境界。此為「行者」系列的第十部，片名取自金剛經中「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以玄奘千里跋涉、西行取經為典故，是美國史密森尼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百年慶典的委託作品。

「玄奘和我所有的電影意思上是一樣的。」

玄奘一行人從亞洲走入歐洲，再踏上美洲，來到美國首府華盛頓。身著紅色袈裟的李康生以一以貫之的行走姿態，緩步行經華盛頓紀念碑、聯合車站與文化之家，這些人們熟悉的華盛頓市地標；也走過大瀑布公園的蓊綠密林、生氣盎然的湖畔，那些未曾被好好地凝視過的華盛頓。

亞儂則如一位正巧也來到這裡的旅人，以自己的步調探索著廢棄的空間、空無一人的旅館廊道、穿梭熱鬧的街區，以及陳列著古老文物的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展廳。亞儂和李康生兩種截然不同的身體，不同的動態節奏，各自在彼此存在的時空中，以自適的姿態呼息移動。「玄奘和我所有的電影意思上是一樣的。」蔡明亮徐徐地說道：

「我們都在做重複的事情，不停地重複地做同樣的事情。我做的是關於『時間』的一種表達，對一種『有限的時間』的讚美，對生命這有限的時間，表達的一種感謝。」當世界忙碌到無法停下腳步多看一眼，觀者得以在這由蔡明亮撐開的以電影名之的時空維度裡，靜心、不疾不徐地共感，體會他所揀選出來細細保存的時空切片。那不僅僅是玄奘的，更是眾生的。

像畫家寫生那般拍電影

「畫家相較於電影工業裡的導演有更寬裕的自由度，畫家可以決定何時、在何處落筆，何時停筆。」

這幾年除了拍攝電影，蔡明亮也辦畫展，2023年底他與北師美術館總策畫林曼麗攜手策劃「蔡明亮的日子」展覽，展出多幅他的繪畫、裝置、珍藏收集物件、生活影像紀錄等作品。聊到繪畫與電影的關係，蔡明亮說他其實很羨慕畫家：「因為畫家相較於電影工業裡的導演有更寬裕的自由度，畫家可以決定何時、在何處落筆，何時停筆。」這幾年蔡明亮拍「行者」系列，更像一位畫家到各地寫生。他帶著簡單的器材，落腳一處，思考構圖，將觸動他的畫面記錄下來。

畫家、電影導演，本質上乃是互通的，想的皆是如何將心目中景象最好地呈現出來。只是電影是動態的影像，是多幅畫面的積累，包含蒙太奇的概念，具備有建立起鏡頭與鏡頭之關係的動態敘事能力，而且，是涵納聽覺的。

在《無所住》中，除卻寫實的環境音以外，在影片的中段與末段出現了兩段樂音，鏡頭也讓我們望見天邊那一抹白色雲煙，映襯著人物的狀態，帶給觀者通體舒暢宛若心境昇華的感受。電影院無疑是隱遁入此影音體驗的最好空間，感受著經過藝術家巧心挑選過的、來自世界的美好聲音和影像，這是欣賞畫作時無法經驗的感官體驗。

電影得以將時空封存，即使必須經由景框框限，但是蔡明亮數十年來透過創作不斷在告訴我們，關於電影的這個「框」，還有許多值得我們去探索與拓寬的奧秘，框內不僅僅是透過對白堆砌的故事情節而已。電影是不是可以只拍一個人走一輩子的路？可不可以只拍一個人活過半世紀佈滿皺紋的臉龐？這些，蔡明亮透過他的電影，向世人證明電影是有這樣的可能性的。

「從我記事起，我就是一個電影迷。我記得我從三歲起就開始和爺爺奶奶一起看電影，漸漸地就養成了習慣。」

即使跨足劇場、繪畫，蔡明亮依然心繫他最鍾愛的電影。看電影，是他兒時經驗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從我記事起，我就是一個電影迷。我記得我從三歲起就開始和爺爺奶奶一起看電影，漸漸地就養成了習慣。」他成長於馬來西亞古晉，從小與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做麵攤小本生意之餘，外公外婆會輪流帶他到鄰近戲院看電影，三歲開始，幾乎天天，一天兩場。電影於他就如飲水吃飯般平常；與電影院、觀看電影相關的體感經驗，更深植於他的身體記憶。

正當電影院與觀影文化漸漸不敵新興媒介與串流平台，人們越來越少進到電影院，蔡明亮仍堅持透過創作，力圖吸引觀眾回到銀幕前。「我做電影，但我一路在思考電影到底有什麼功能？電影能產生什麼影響，電影有什麼能量？我的電影一路這樣發展，我是用一種反思、提問的態度，來面對這發展過程的。」

如同玄奘在知識尚未通達的年代，獨自踏上未知旅程為世人取經，「行者」系列也是「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彷彿向著無邊際的沙漠前行，由此悠悠長長走了十多年。

「我對為了賺錢的拍電影沒興趣，我的電影作品是我自己的創作，這和我的生活經驗是分不開的。」

「有觀眾告訴我，他看完『行者』系列後，過馬路等紅綠燈時，不會像以前那樣感到不耐煩了，看世界的方式也改變了。」蔡明亮分享了一位觀眾看完他的「行者」系列後的心得。「我希望我的電影會有些東西讓你帶著離開電影院，隨著你的生活，烙印在你的腦海裡，回到現實世界時不會對世界感到如此焦慮。」

繞了世界一圈，蔡明亮將電影帶進了當代美術館、帶到了劇場，帶到了旅遊園區，帶到了許許多多人們本來預想不到可以一起觀看電影的地方。蔡明亮不僅將觀眾帶回大銀幕前，也將觀眾帶出了電影院，將電影帶到人們的生活之中，電影可以是一起夜宿美術館，一起做菜，也可以是一個人靜靜的在黑暗中觀看。

「如果電影是藝術，那麼作品就應該是藝術家的反思，而不是迎合大眾的東西。我對為了賺錢的拍電影沒興趣，我的電影作品是我自己的創作，這和我的生活經驗是分不開的。對我來說，一切都是靈感的來源，從我聽到的一首老歌，到我擁有的咖啡店。沒有什麼是隨機的，也沒有什麼只是為了利益而做的。」他從日常生活獲取創作的養分，透過創作滋養周遭的文化土壤，讓欣賞藝術這件事成為人們的日常。就如同小時候，外公外婆帶著年幼的蔡明亮，天天在家鄉古晉的電影院浸淫在電影的世界那般自由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