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該加強退休保障、降低教育費用支出，讓家庭部門在GDP中獲得更大的平衡。」2024年4月4日，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抵達廣州開啓為期6天的中國訪問之旅。在與中國副總理何立峰會談時，耶倫談中國經濟發展再平衡提到上述建議。作為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和美國財政部現任部長，耶倫這一番話看似平淡，卻直擊中國經濟的要害。
「中國經濟的某些特點對美國和全球造成的負面溢出效應越來越嚴重。我尤其擔心中國長期存在的宏觀經濟失衡，即家庭消費疲軟和企業過度投資，而這些問題又因政府對特定產業部門的大規模支持而加劇；這將給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工人和企業帶來巨大風險。長期以來，中國的儲蓄一直過剩，但房地產行業和政府資助的基礎設施項目曾吸收了很大一部分儲蓄。現在，我們看到企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產業政策所重點支持的若干『新』產業的投資正在增加，其中包括電動汽車、鋰離子電池和太陽能等產業。」耶倫在北京新聞發布會上這樣講。
耶倫對中方將如何回應早有準備，她特地解釋「對產能過剩的擔憂並非出於反華情緒或脫鉤的願望」。但中國依然拿出「戰狼」輿論工具進行外交對話，中國官媒開始批評耶倫炒作「過剩論」，認為美國故意打壓中國高科技，與歐洲一道實行貿易保護和壁壘，對中國商品設置「小院高牆」。4月8日，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法國巴黎隔空喊話，反對西方國家對中國電動車行業過剩的指責，稱產能過剩毫無依據。他在歐中資電動汽車企業圓桌會上表示，中國的新能源汽車是憑藉技術創新、供應鏈體系和市場競爭發展而來。該會議的主要參會者是歐盟中國商會和包括吉利、上汽、比亞迪、寧德時代等十餘家中國企業代表，也是中國產業政策補貼的直接受益者。
隨着耶倫訪華和中國嚴正回應的熱度升溫，中國新能源汽車製造業成為國際焦點，勾連着中國自身經濟發展、國際貿易和各國經濟競爭與平衡中的諸多問題。汽車製造業因為濃縮了製造、技術、商業和組織創新的縮影，被稱為「工業中的工業」。汽車不僅僅生產着最昂貴的日用消費品之一，也代表着一個國家的工業科技實力水平和經濟發展制度的縮影。新能源汽車遠遠超出了「產品與產業」的範圍，作為全球綠色能源革命中一個重要環節，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鑲嵌於政府和企業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中國和世界之間的微妙互動，更揭示了國有、外資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合作、競爭和摩擦的複雜關係。
從2015年到2023年，中國新能源電動車穩坐出貨量「世界第一」的位置。這9年間，中國新能源電動車在全球市場份額不斷擴大，從35%提升到65%，這意味着全球任意三輛新能源汽車中，有兩輛是中國製造。2023年，新能源汽車在國內銷量829.2萬輛，同比增長33.5%；出口120.3萬輛，同比增長77.6%。得益於此，中國不但從曾經的汽車進口國變成出口國，還一舉取代日本，正式成為全球第一汽車出口大國。這一年，新能源汽車與光伏、新能源鋰電池一同扛起了中國貿易出口的大旗，成為「新三樣」。
但圍繞新能源電動車及其產能過剩爭議，不僅限於企業行業或經濟的發展，更是經濟政策與意識形態的爭鋒焦點。如今新能源電動車的成功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的結果，在中國內部也被當作例證，用以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制度優勢，「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可以並存的。然而，正如耶倫所表達的，專制下國家驅動的經濟發展也有諸多弊端，雖然新能源汽車在內的行業得到大力發展，但它所代表的國有經濟對製造業的過度偏愛，造成了嚴重的結構失衡，其代價就是羸弱的居民部門和嚴重的內需不足。
在世界貿易的角度來看，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是中國重商主義外向型經濟的典型代表，在傾銷、過剩、扭曲市場、不公平競爭的各類批評中，引發了全球貿易保護的漣漪效應。在中國自身經濟低迷、土地財政難以為繼而市場轉型徘徊不前，甚至退後的節骨眼上，新能源電動車在某種意義上肩負起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期待，出口貿易更是被寄予了作為「新質生產力」拉動經濟的厚望。
這樣看來，中國新能源汽車和相關的產能過剩，對中國經濟到底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還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方案？不同答案的背後，是不同的政治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