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左岸文化出版社的新譯作《文化的困境》的序言。這本書是人類學家弗里德曼的作品，《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三部曲是他的一系列反思，談及當代原民社群在世界主義與全球現代性的過程中所涉及有關現代跨國活動、殖民經驗、政治記憶與文化身分等議題，並且透過實用主義手段與全球化勢力，周旋於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和特定的國家霸權。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方怡潔，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有其框定的研究對象，其所使用的主要概念「文化」曾為人類學帶來了獨特的視角，加上強調骨架、血肉、精神三者缺一不可的田野調查法，讓人類學家被賦予了研究「文化」的民族誌職權（ethnographic authority）。但當現代化、全球化、殖民、資本主義、國族主義、地緣政治等帶給「文化」諸多衝擊與挑戰，「文化」的困境，是否仍舊能以研究「文化」的方法來解決呢？當這些概念與我們面對的研究對象的日常經驗再也無法匹配時，現在的我們如何使用過去發展出的理論、方法與實踐來完成研究的任務？現在的我們又該如何去框定甚至指認我們研究的對象為何？文化是什麼？當群體都已經碎裂、跨越、跨在「之間」的今日世界，到底我們多大程度還能言之鑿鑿地指稱「××文化」是什麼，而沒有一絲懷疑或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