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左岸文化新書《禽流感的哨兵》，這本書集結人類學者弗雷德裏克．凱克 (Frédéric Keck) 在香港、新加坡和台灣三個哨站進行的多點民族誌調查，揭示人類在漫長的禽畜飼養歷史中，與其他動物間出現了危險的失衡。以及新加坡、港、台各自發展出的應對策略。其核心是以批判的眼光分辨大流行病預警工作裡經常混雜不同的語言，如為了維護多數、優勢者或者人類的安全而犧牲少數、弱勢者以及動物的維安話語。
正如家禽養殖場排籠末端的哨兵雞，香港也被賦予監視禽流感大流行的哨站重任。請回想導論提到的香港大學微生物學者的一段話：「1970年代香港曾進行流感生態學研究，並扮演著流感哨站的角色；這些研究指出，我們首度有可能在禽鳥層面上為流感預做準備。」在全球層面，香港全境變成禽流感的哨站，這是什麼意思？它如何表達了香港、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關係？為了調查在禽流感大流行的預測活動裡人鳥之間的認同模式，我想在對兩個層面進行類比：哨兵雞、疫苗雞與雞場管理者，以及香港市民、中國鄰居與當地政府。
長沙灣家禽批發市場位於九龍市中心，那裡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2008年12月，我聽說爆發H5N1疫情，便去了長沙灣，拍下一些撲殺活雞的照片。當時在記者的注目下，一萬隻雞被氣體毒死。這些雞來自距黃宜全的養雞場三公里內的另一間養雞場，牠們基於預警措施而遭宰殺。由於附近另一間雞場也必須殺死一萬八千隻雞，加上黃宜全雞場的七萬隻雞，這意味著這場疫情造成十萬隻雞被撲殺。因此，批發市場的撲殺作業只是整個養殖場大規模撲殺作業裡公開的一面。在2001年與2002年的兩次H5N1疫情期間，分別撲殺了120萬與90萬隻雞，這顯示出香港的家禽飼養量有所下降。不過，1997年11月香港首度爆發感染H5N1的人類和鳥類病例時，被殺掉的家禽數目達到130萬到150萬之譜。漁農自然護理署有個公務員小組，負責監督「汰選」作業。該部門主管表示：「這些公務員多數過去都未曾看過活雞。他們得要去學。但現在有些人已經變成汰選專家了。」相較於宰殺，汰選是借自園藝的一種實作，意味著去除生病的部分以提高整體的健康。
第一次以大規模撲殺雞隻作為禽流感預警手段，是發生在1983年美國賓州：由於高病原性H5N2病毒（這種病毒不會傳染給人類，但能在家禽飼養密集地區迅速傳播），1700萬隻雞被殺。1995年，《新共和報》（New Republic）引述「流感教皇」羅伯特．韋伯斯特的話：「賓州〔在1983年〕雞隻的數目就像今天全世界的人口數。假設病毒出現在人類之間，那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就是無數的雞，等著被感染。」該文作者麥爾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強調這樣的類比有些問題：「人類不是住在鐵籠子裡，一個挨著一個。他們也不會在自己的糞便裡打滾。他們有腦袋，知道採取怎樣的預警措施對抗疾病與傳染。人不是雞。但為何突然間，大家都覺得自己是雞了？」然而在香港，我的訪談對象在談到可能發生的禽流感時，便經常拿雞和人做比較。香港政府在1990年代中期遭遇到禽流感危機時，可能也會用上這一比喻。
1997年時，陳馮富珍擔任香港的衛生署署長。2003年她辭去此一職務，並於2005年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幹事。在香港市民的記憶裡，她曾在電視媒體的注目下在家禽市場裡說：「我日日都食雞㗎，大家唔好驚！」我在日內瓦遇到一位她的顧問，他想起1997年兩人在一場緊急會議上的對話。她說：「殺晒啲雞啦！〔把雞都殺了吧！〕」他反問：「咁如果重有病毒點算啊？〔如果還有病毒怎麼辦？〕」「殺埋啲鴨囉！〔那就把鴨也殺了啊！〕」「咁如果都無用點算？〔如果還是沒用怎麼辦？〕」「咁就殺埋我算吧！〔那就把我殺了吧！〕」
這段引言很驚人地表現出皇帝在危機時期所扮演的角色，這些危機往往伴隨著政權更迭，或者革命。這種類比思考（analogical conception）已被納入儒家正統，根據這樣的思考，君主或其代表必須通過祭祀的考驗，集結天下萬物，在政治空間裡宰殺作為犧牲的動物（豬、雞、牛）。對中國當權者而言，禽流感來自大規模的人流與物流。在此，「人」既有人類、也有德行之意，「物」則包括了動物和一切萬物，「流」則同時包含了流動和流感。每年，當中國移工（「流民」）從工作的大城市回到家鄉，政府當局都會擔心傳染病的傳播（「感病」）。
1997年的禽鳥大撲殺給香港市民一種矛盾複雜的感覺，既鬆了一口氣，又感到恐懼。當人民解放軍進入香港、宣示北京對此一前英國殖民地的主權之際，殺掉這些可能受感染的雞隻既可視為是在保護人民，又可解讀成動物發出徵兆，提醒即將到來的政治危局。當香港市民擔心被中國軍隊鎮壓時，雞隻卻遭到自己的農業當局屠宰。誠如中國俗話「殺雞儆猴」所言，這意味著大規模殺雞也是中國恢復對香港主權的符號。超過一百萬隻雞被殺，這也可能讓人想起毛澤東在1958年動員中國人民消滅被視為危害的麻雀。
1949年後，許多人逃離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到這個條件艱苦的英國殖民地工作。後院自家散養的家禽對他們而言既是夥伴，也是蛋白質來源。2006年，為了預防禽流感，香港政府禁止家戶散養家禽。儘管政府鼓勵民眾購買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冰鮮家禽，但各世代的香港人仍然愛吃養在自家土地的現宰活禽。他們仍舊到活禽市場（又叫做「零售市場」或「濕市場」）買雞；在活禽市場，雞販在顧客面前現宰活雞，讓顧客可以確認買的是健康的雞。因此，儘管政府宣稱撲殺雞隻是為了照顧市民，這個非常態的雞隻撲殺作業仍被視為破壞了民眾與家戶散養家禽之間長期的情感關係，同時也指出香港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日增；同時間，活禽市場裡日常的宰雞活動，仍弔詭地維持住香港市民與家禽之間的親近性。
然而，我們不能把犧牲的舉動視為只是展現了由上而下施展的主權權力，畢竟許多人即便質疑撲殺作業造成很大的經濟與倫理後果，他們大多數仍然分享了犧牲理性。香港佛教聯合會為死在香港邊界的雞超度亡魂；這些比丘不在香港的市中心摧毀雞的肉體，而是讓雞的魂魄得以離開，以便減少牠們轉世的業障。有些佛教徒會從事「放生」的宗教行為。從字面上，「放生」一詞可解讀為「釋放生命」（release the life）或「放任其生」（let live），實際上的做法則是從市場上購買禽鳥，把牠們放到自然保留區裡。不過，由於許多被放生的鳥後來都死了（有時還染上禽流感），因此佛教聯合會已經禁止放生。過去，新界的村子在舉行一連三天的吃齋建醮祭典之前，會斬殺公雞，把血灑在村子周圍。傳統用意是要驅邪，避免壞東西進入醮壇。不過，基於衛生之故，殺公雞的儀式也已被禁止了。
我遇到的佛教和道教信徒向我解釋，因為雞肉消費增加，所以才會出現像H5N1之類的惡業或邪靈。他們還說，雞為了報仇，便把病原體帶給人。儘管宗教團體反對香港政府所支持的禽畜產業與肉品供銷系統，但佛教徒與道教徒仍分享了跟政府一樣的觀點，視香港為一塊封閉的領土，必須加以保護，以免受到外部危險的侵擾。他們批評他們眼中屬於儒家式的犧牲，認為這是主權者在體制變換期間為恢復自身權力的作為。儘管如此，他們仍然使用德斯寇拉所謂的「類比主義」存有論，或者借用傅柯對主權權力的形容，他們同樣採用了「令死而讓生」（make die and let live）的技術。
相較之下，香港的微生物學者則從不同的視角看待禽流感。儘管他們大部分都不是生於香港，而是生於澳洲、斯里蘭卡與中國大陸，他們都協助重塑香港的新身份，視其為中國統治下的哨站。1972年，甘迺迪．邵力殊在香港大學創立了微生物學系。他是羅伯特．韋伯斯特在墨爾本大學的同事，兩人都是WHO在日內瓦的流感生態學專家委員會成員。1968年的大流感病毒造成全球約100萬人死亡。因為該病毒首先在香港辨識出來（因此被稱為「香港流感」病毒），邵力殊及同事預測下一場大流感應該也會出現在中國南部地區。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WHO成員國，因此並不與成員國分享中國境內的流感病毒株資訊，同時也不認為流感是一項重大公共衛生問題。邵力殊和廣東的獸醫建立了私人關係網絡，收集當地鴨與豬的流感病毒樣本。隨後他提出，在華南地區，人們在稻田養鴨以清除害蟲，鴨、人、豬的生活範圍非常接近，這樣的生態因此讓當地成為全世界的「禽流感震央」。他與英國著名的流感專家查爾斯．史都華－哈里斯（Charles Stuart-Harris）合寫道：「中國南部毗鄰香港的地區人口稠密，且採用集約養殖，因此有利於不同宿主物種身上的病毒發生交換。」為了支持這一假設，他指出漢字的「家」裡有一隻豬在屋頂下，彷彿從這個字的各種特徵，人們可以看到來自動物的病毒突變。
1997年2月出現首批禽流感病例之時，邵力殊去了家禽市場，並發出警報。當時香港有一千多間活禽市場，對部分市場的檢測顯示，36%的雞隻帶有H5N1病毒。他回憶道：「前一刻，鳥兒還開心地揀穀物吃，下一刻，牠們便用慢動作側身倒下，喘著粗氣，內臟慢慢滲出鮮血。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場景。我當時在想：『天啊，這病毒要是傳到市場外，會發生什麼事啊？』」稍後他又說香港濕市場的雞屍讓他想起了母親的描述：1918年他的家鄉昆士蘭發生大流感，當時也有很多人死掉。邵力殊原本設想的策略是：趁病毒還沒傳給豬並減弱毒性，便在鳥身上找到病毒，以便在病毒從豬傳到人之前，便能做出相應的疫苗。然而在1997年，要對可以直接從鳥傳給人而且對人鳥都致命的病毒做出相應的疫苗，簡直不可能，畢竟疫苗必須要在雞胚胎裡培養。因此，他建議政府撲殺香港境內所有的活禽，以便消滅H5N1的動物儲體。
在一次訪談中，邵力殊對我說：「我們不是在汰選，我們是在屠殺。」我問他香港市民如何接受這種大規模撲殺，他告訴我，五年前曾爆發馬流感，這種流感對馬有致命危險，但不會傳染給人。當時他曾建議關閉香港的賽馬比賽。然而在香港，賽馬是唯一的賭博機會，而香港賽馬會又是最有錢的協會，關閉賽馬的代價比殺死後院散養的家禽還要高。稍後，邵力殊為文辯護為何有必要一再撲殺感染禽流感的家禽；他認為這是一項先發制人的措施。
當跡象變得很明顯時，便要開始一間一間市場宰殺家禽，甚至乾脆先發制人，全面實施撲殺，以防止人類遭感染。2002年和2003年，又再度下達指令，進行早期偵測與早期反應。因此，現在我們對大流感預備工作的期待是，不只是在人類層面上做準備，最好是要在基礎的禽鳥層面上做準備。因為如果病毒在感染人類之前便被消滅，流感事故或大流感便不會發生了。在1997年時，世界距離發生禽流感大流行大概只差一到兩次突變事件，但2002年時，由於較早的偵測，則大概還差三到四次突變事件。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邵力殊在評估病毒大流行所需的突變事故次數時，用的是一種機率的語言，但描述的卻是一種本質上有賴於想像的預備技術，畢竟他提起家人對1918年大流感的記憶，或者訴諸呼應流感震央之說的漢字。陳馮富珍根據牧養邏輯談論預警，邵力殊則用軍事邏輯談論如何「先發制人」。兩人都把古典的預防與當時新興的預備技術混合在一起。
邵力殊在1982年提出一個最壞的可能情節：大流行病將隨著動物在中國南方出現。稍後，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讓這個情境成為現實。2002年11月，廣州出現首批神祕的肺炎案例，同個時候，位於新界沙田馬場附近的彭福公園有三十多隻野鳥被偵測出帶有H5N1病毒，隨後農場和市場也發現受感染的家禽。2003年3月，透過急診室的空氣傳播，香港醫院出現了首批SARS病例，不過當時香港大學的微生物學者花了兩個星期在檢測禽流感病毒，從而未能及早辨識出造成此新疾病的病原體。SARS在香港醫院與中產階級之間快速傳播，這場危機因此被認為是香港公共衛生的一次失敗。這也是為何陳馮富珍會從衛生署卸任，而香港衛生署也迅速重組，成立負責危機管理的衛生防護中心，並與醫院管理局分開。不過很快地，SARS又變成早期發現人畜共通傳染病的一個成功案例。
《禽流感的哨兵：中國邊界上的病毒獵人和賞鳥者如何預備傳染病大流行 》
作者：費勒德里克·凱克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