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左岸出版社新書《歸屬之儀》，這是一本人類學家研究，從檳城華人的節慶與廟宇開始，探討華人在異地會長出什麼樣不一樣的果實。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即使檳城的地位略遜於新加坡，但它依然繼續吸引來自亞洲與歐洲的移民與定居者，並保有海峽產品區域貿易中心的地位。許多來到檳城的人是找尋財富與名聲的旅居者，但檳城也吸引著其他希望享受天然美景、氣候、異國食物與悠閒生活風格的人們。一八一一年，有一位英國訪客描寫從升旗山向下俯瞰的美景：
我們穿越一大片濃密幾乎無法穿越的巨大森林，登上這座陡峭山巒，懷著愉悅的心情，將視線落在從山邊一路延伸到海濱的美麗平原上。美妙的山谷散布著漂亮別墅與風景如畫的小屋，交錯著令人心曠神怡的馬車路，山上流下的曲折溪水蜿蜒流入大海。這整個地方栽植濃密。園圃生產了最美味可口、保持在最佳等級的水果，胡椒園種植極為成功，儘管這是靠著園主投入大量照料與技術才得到的成果。在這個山谷裡有廣闊的胡椒園，也有許多稻米、棕櫚、檳榔與可可樹的園圃。向南眺望時，可看到喬治市與港口區。在這座小城裡，以各類建築風格所建成的住屋產生了一種奇特的視覺效果──歐洲人宅邸、印度人小屋、馬來人農舍、華人店屋，以及緬甸人簡陋小屋交錯在一起，沒有規則且顯然沒有規畫，最初定居者各自依據其家鄉習俗來建造房屋……有四位東印度人坐在一個船錨上……同時有華人的帆船、馬來船、小船與舢舨往各個方向移動，妝點著我們向南眺望的風景。
馬來亞華人的事業
萊特將這座新占領的島嶼命名為「威爾斯王子島」（Prince of Wales Island）（但本地人繼續採用原本的馬來語名稱Pinang［意指檳榔］來稱呼它，華人也因此稱之為「檳榔嶼」），它吸引了大量移民與定居者，其中包括了許多華人。在整個十九世紀，華東華南地區艱困經濟政治條件所產生的推力，再加上東南亞所能取得的經濟機會的拉力，勸服或威逼許多華人從福建與廣東湧入此地成為「苦力」（coolies，這是英國人對廉價契約勞工的稱呼）。到十九世紀末，新加坡的英國副華民護衛司（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觀察到「目前這座殖民地的大部分貿易（與）財產控制在華人之手，實際上所有的勞動階級也是華人。這座殖民地，除了它的名稱（馬來語：Pinang）之外，全都屬於華人」。
巴素觀察到，若是將華人與殖民地時期馬來亞的其他亞洲人社群相比： 華人……就像頭戴著榮耀花環。年復一年，（彷彿）有數以千計的讚頌花朵妝點在華裔商人與工匠頭上。萊特說華人是「我們居民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李思讚揚他們的勤勞，紐伯得認為他們是「海峽殖民地最有用的一群」，而米爾斯列舉了傑出英國人異口同聲的一長串讚揚。華人具備從事各式各樣工作的能力，從養豬到製鎖（以及開鎖），從綁繩結到採錫礦，從種豌豆到燒煮肥皂。 雖然許多華人以契約工的身分來到這裡，但他們大多簽的是短期契約，往往在工作一年期滿（償還渡海來到檳城的費用）後就可自由從事其他有利可圖的投資。英國作者經常提到，從勞工、工匠到富裕的企業家，華人在海峽殖民地各個社會層面的商業生活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為了支應各類行政開銷的經費需求，英國人藉由餉碼制度（farming）將許多行業與商品的獨家經營權交予特定商人，以增加稅收，範圍涵蓋鴉片、烈酒、豬肉與當鋪等，有一段時間甚至還包括賭場。實際上，依據特洛齊的計算，在海峽殖民地所徵收的本地稅賦當中，鴉片所占比例「很少低於百分之四十，經常超過百分之六十」。富裕的華人企業家，往往成為英國人筆下的「華人社群大亨」，無一例外地掌握了鴉片與烈酒的獨家經營權。但英國殖民政府在一九○九年終結了餉碼制度，廢止鴉片與烈酒的特許經營權與銷售權，改為政府專賣。另一方面，來自歐洲與亞洲的社會運動人士聯手推動了反鴉片群體，在這股壓力下，英國政府採取了逐步禁絕鴉片的政策，但直到一九四三年日軍占領馬來亞之後，鴉片販售才正式成為非法。在殖民時期，華人的祕密會社（secret societies）──英國人筆下的華人「誓盟會黨」（sworn brotherhoods），包括天地會（或三合會）與其分支組織──深深涉入了合法與非法的鴉片買賣。殖民地政府實施的鴉片專賣制度導致走私黑市蓬勃發展。更何況，在禁止買賣鴉片之後，這些祕密會社依然繼續牽涉其中。
華人也是海峽產品重要貿易的中間人，這個中間人角色催生了負面的族群刻板印象，且持續至今。例如泰國國王拉瑪六世認為華人是該國境內的怪異少數群體，並相信他們是「無法同化、投機、兩面、欠缺公民美德、奸詐、躲躲藏藏、叛逆、財神信徒、經濟寄生蟲，以及『東方的猶太人』等等」。即使華人在殖民地時期的馬來亞無疑扮演重要的經濟角色，但是只將華人視為無法同化、唯利是圖的外人的這個刻板印象，確實必須受到挑戰。
海峽殖民地內部的文化多樣性
海峽殖民地的華人社群主要是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移民，其複雜程度超乎我們的想像。這些移民自我區分為幾個亞族裔社群（subethnic communities），各個社群各自擁有會館跟專門行業。實際上，有位作者主張馬來亞華人的異質性相當高，以至於並不具有共同的華人族群認同。人們在描寫各「方言群」（dialect groups）之間的關係時，往往凸顯其衝突，而非合作，像是新加坡商人瑞德就瞧不起這些方言群，稱之為「不同的部族」，並深受「半文明的甚至完全野蠻的種族所具有的狂熱同族情感」所影響。然而，這些移民確實組建了諸如誓盟會黨之類的團體，讓華人各個不同的亞族裔社群（sub-ethnic community）成員得以聚集在一起，調解彼此的衝突，並合作策畫舉辦廣福宮的主要慶典。廣福宮座落在喬治市中心，供奉的是觀音佛祖，其中包含兩組共同領導人，分別代表廣東人與福建人社群，兩個社群內部也都非常複雜。
當瑞德這類的觀察者將華人描述成部落群體或種族群體，他們指的是由語言界線所劃分的群體，往往稱為方言群。事實上，這些所謂的方言（dialects）涵蓋在三種區域語言（regional languages）之下，每一種區域語言都有各自的方言：閩南與閩北語系（包括在檳城俗稱「福建話」的廈門方言，也包括潮州、海南與福州方言）、粵語（廣東話），以及客家話。語言往往與這些移民的「祖居地」相重合，構成移民群體的認同核心。不同亞族裔社群的成員往往會在經濟領域上競爭，有時也在檳城與新加坡的街頭爆發激烈鬥毆，讓歐洲人社群深感震驚。
華人的移民群體係依據所操持語言及其在中國的「祖居地」來區分，但這並非海峽殖民地華人多樣性的唯一來源。我們也可見到名為「峇峇娘惹」（Baba Nyonya）的混合文化。「峇峇」、「娘惹」這兩個詞（無論是合在一起或分開使用）皆是用來描述華人男子與本地女子通婚所產生的華人——馬來人混合文化的後裔。在檳城出生的峇峇華人（Baba Chinese有時稱為「海峽華人」）透過其獨特的社會習俗與群體內婚，並與更晚移居至此的華人（immigrant Chinese，新客華人）保持距離。
這個華人本土化的過程從移民早期（在馬六甲可回溯到至少四百年前）就已展開，當時華人居民經常迎娶馬來女子或混血女子。這種通婚導致了獨特的混合文化。峇峇華人說的是「峇峇馬來話」（Baba Malay）── 這種混合語參雜了馬來話與福建話的詞彙和語法。他們過著馬來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以非常辛辣的烹調方式為基底的娘惹菜餚、蠟染紗籠（batik sarong）、繡花短衫，以及專供女子佩戴的金飾。他們也拜跟馬來聖跡有關的神靈，馬來語稱之為「拿督克拉末」（Datuk Keramat），他們則稱之為「拿督公」（Natu Kong），這個名詞結合了兩種稱呼長者的字彙，即馬來語的「拿督」（datuk）以及華語的「公」。他們大多沒有改宗伊斯蘭教，而是維持祖先崇拜習俗，藉此確保他們延續了華人父系繼嗣親屬體系與華人民間宗教文化。許多峇峇華人依然穿著唐裝，留著滿清強制施行的辮髮，他們有時也會研讀華文傳統經典（不過峇峇確實拒絕為女孩纏足，這一點有別於清朝漢族生活形態）。即使峇峇華人的生活已有極大轉變，但他們依然維持著華人認同感。然而，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早期，英化（Anglicization）與再華化（re-Sinification）為峇峇華人認同增添了新的面向。
英化
一八一六年，由殖民地牧師哈菁領導的一群人建立了馬來亞第一所現代學校「大英義學」（Penang Free School），提供馬來文與淡米爾文教育，也提供英文教育。這所學校的宗旨就是，只要「思想與信仰自由」（freedom）存在一天，這所學校就是自由且免費的（free），無論其所招收的學生是哪種種族或宗教背景。英語教育為族群及語言多元的檳城居民提供了絕佳機會，因為英語是行政與貿易的語言，嫻熟英語的畢業生能取得公職，以及更優渥的薪資。一八八五到一九一一年以及一九二四到一九四八年這兩段期間，大英義學有少數幾位優異學生獲頒女王獎學金，得以前往英國深造，接受專業訓練。
對海峽（或峇峇）華人而言，英語享有較高聲望，讓他們得以認同於自己所出生的這個英國殖民地，並與較晚來到的新客華人有所區隔。海峽華人也採用了許多歐洲生活方式，從語言到飲食，到車子、體育與房屋設計等。海峽華人甚至會認為自己是「白人」（馬來語：orang puteh），正如巴素所指出的，這意味著「他們就是英國子民，並為此感到驕傲」。
在此同時，就算是英化的海峽華人，依然維持著華人的外表。再者，即使某些海峽華人可能自我認同為白人，但由於膚色的障礙，殖民地的英國人並不會接納他們，也不會視之為同類。一八六七年，海峽殖民地的控制權從英屬印度轉移到英國殖民部之後，又將這個身分認同的障礙抬得更高，此後殖民地官員改由倫敦直接指派。結果就演變成受過英語教育的海峽華人構成一群獨特的社會菁英，同時把自己跟華人貿易菁英、英國人區隔開來。這群菁英在《海峽華人雜誌》（Straits Chinese Magazine）這類的出版品中繼續表達對維多利亞時代進步觀的仰慕之心，並深刻投入改革、更新與捍衛其文化傳統的工作。
改革、革命與再華化
直到二十世紀早期，華文教育在海峽殖民地才得以普及。在十九世紀，華人如果想讓孩子接受華文教育，可能會聘請私塾老師，或將孩子送到宗祠或回到中國學習儒家經典。中國科舉考試的基礎包括了古典文獻的知識，這項考試不僅是人民在中國科層體制的控制下取得官位的途徑，更是教養與地位的標誌。不過，即使某些海峽華人渴望取得這些有聲望的職位，也有些人花錢買到清國的官銜，但更多人只想生意成功，可想而知他們的華文程度就更低了。正如斐利民所指出的，在華人這個商業取向的社群當中，判斷個人社會地位的標準是財富，而不是教養程度。而且「目不識丁或略通文字的富裕人士所擁有的聲望與地位，並不會受到帶著文明仕紳標章的華人所挑戰」。
二十世紀，當檳城華人社會受到日益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改革與革命的浪潮所激發，開始執行本身的社會改革計畫之際，華人識字的比例也變得越來越高。華人菁英，包括許多接受英語教育者，支持學校發展現代課程時以華語作為教學用語言。這些嶄新教育體制也帶來了新形態的政治主張與改革精神。
在這一波華人改革運動當中，祖籍廣東的康有為是領導清末維新運動的理論家，他不僅研讀儒家經典，也鑽研道教、佛教與西方思想。康有為重新將孔子詮釋為通往烏托邦理想未來（世界大同）的「進步先知」，將為中國帶來偉大的和平與統一。一八九八年，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並採納他關於科舉制度、商業與農業的改革建議，然後頒布一連串諭旨迅速加以執行。但慈禧太后調兵終結了這場短命的改革，逮捕處決「戊戌六君子」（其中包括康有為的弟弟康有仁），並把光緒皇帝軟禁在宮中。康有為設法逃離中國，先在加拿大卑詩省的維多利亞短暫停留一段時間，然後於一九○○年在多位海峽華人富商的庇護下，寓居海峽殖民地。
《歸屬之儀：馬來西亞檳城華人社群的記憶、現代性與身分認同》
作者：Jean DeBernardi
譯者： 徐雨村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3/12
康有為停留在海峽殖民地期間大力鼓勵華人菁英建立學校（包括女子學校）、商業俱樂部、廟宇、專門研究儒家思想的學會，以及「保皇黨」（以支持光緒皇帝為職志）的支部。一九○一年，原本待在檳城的康有為前往印度，其後造訪緬甸、爪哇與泰國等地的華人富商。他在一九○三年回到檳城，參觀當時新建不久的佛寺「極樂寺」，並在花園的一塊圓形大石上面寫下四個大字：「勿忘故國」。從一九○八到一九一一年，康有為四處流離，期間多次停留檳城，持續撰文支持溫和的改革行動，強調中國必須建立君主立憲政體與國民議會。
如同在中國的情況，在二十世紀初的檳城，態度溫和的改革派很快就與行動激進的革命派分庭抗禮。一九○六年，孫中山造訪檳城並於華人大會堂演講，為其推翻滿清、建立共和的政治理想向華人募款。他在一九○八年重訪檳城並停留了兩個月，一九○九年將中國同盟會南洋支部從新加坡搬到檳城，於一九一○年在打銅仔街（Armenian Street）的一間店屋召集會議，在那裡策畫了一九一一年四月的廣州起義。
一九○八年，幾位檳城人籌組了一個名為「檳城閱書報社」（Chinese Philomathic Union）的讀書會，以擴展對孫中山革命運動的支持，但許多檳城菁英傾向支持康有為所提倡這類溫和的儒家改革，提出了「光榮西方化」（Westernization with honor）的主張。儘管如此，當檳城人得知清帝已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遜位，華人大會堂的領導人還是立即召開了臨時會議，討論要如何在檳城動員支持革命，並於隨後發起募款，援助廣東與福建的難民。此外，華人大會堂的廣東籍主席與清國駐檳城領事率先剪去辮子，以示與清朝切斷關係。在一個月後召開的一場特別會議上，他們召集所有的檳城華人男子 ──包括華人大會堂作風保守、先前抗拒這項提議的福建籍主席──在農曆年前剪去自己的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