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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以華人自居，我把自己看作是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新任財政部長林冠英的一番言論引起華人社群不小的爭議。有人嗤之以鼻認為這是背祖忘宗之舉，也有人拍手叫好，認為這表明了將國家利益置於族群利益之前，走出種族政治，種族主義陰霾的決心。前者擁抱中華認同，將中國視作其文化起源，後者在情感上則更多的與馬來西亞這片土地親近。
如果仔細的分析林冠英對身份認同的操作以及華人社群對此一舉止的解讀，就能發現華人群體內部存在的分歧和差異。長久以來人們都將注意力集中在不同族群之間的區別和矛盾之中，卻鮮少正視族群內部的不同。人們習慣將自身所屬的群體假定為一致而同質的，同時也如此概括其他族群。
「種族」（Race）這個詞彙帶有強烈的生物性意涵，在馬來西亞的語境里它深刻的嵌入人們的膚色之中，成為與生俱來的印記。不僅如此，它還被用作解釋項，為特定的人格特質和行為舉止背書。
在馬來西亞經歷509大選完成歷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後，社會上興起新氣象，民眾期望著馬來西亞邁入一個更為平等，由三大族群共譜的和諧社會，「一個馬來西亞」的美好願景就近在咫尺。無可否認的，馬來西亞人拒絕種族主義，並將後者視作人為的政治操作，他們將希望寄託於新政府，熱切期盼一個沒有種族政治的國家。但是幾乎也沒有人會否定，「種族」是一個給定的客觀事實。
「種族」（Race）這個詞彙帶有強烈的生物性意涵，在馬來西亞的語境里它深刻的嵌入人們的膚色之中，成為與生俱來的印記。不僅如此，它還被用作解釋項，為特定的人格特質和行為舉止背書，舉例而言，華人社會經常把努力和經商的特質視為華人族群的天性，而把懶散，犯罪等負面的標籤給予膚色較為深邃的馬來人，印度人群體。只要留意人們的日常用語就不難發現穿插其中的種族論述。
馬來西亞分別由馬來人，華人，印度人三大族群組成，而這種本質化的分類框架正是馬來西亞族群問題的癥結所在，林冠英事件引發的迴響僅僅表明了這些分類已愈來愈不能應付族群認同的複雜性。
這些分類並非是給定的，而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只要以它們為結果，并回溯其形成的過程，就能看見它們在不同歷史時空之中的面貌。就以「華人」這個概念來說，它本身就不具有任何穩固的內涵，它最開始的語義是指涉一群處於離散和漂泊狀態的群體，這一群人從現今被稱為中國的土地上往世界各處移動。
任何群體都不可能維持單一而純粹的族群性。
早在明清時期，就有許多華人移居到馬來半島，並與當地的土著通婚形成峇峇娘惹（Baba Nyonya也稱作土生華人）這一特殊族群。他們有別於19世紀後期南移的華人群體，後者一般被稱作新客華人，他們與中國仍舊有著密切的聯繫。
然而在英殖民時期，在英殖民政府針對各個族群的分而治之之下，兩群差異極大的群體被置於同一個框架之中治理，他們將土生華人與新客華人一併視作「外來者」。土生華人的原生性被掩蓋了，這造成華人在日後馬來西亞獨立之時落入不平等的處境，華人被明文規定為非土著（非原住民，外來者），一直到現在華人仍舊難以擺脫外來者的身份，它被卷寫在馬來西亞的憲法中無法抹去。從始至終華人都身處在飄蕩不定的位置上。
華人族群內部的差異并不比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來得小，不同世代，不同地區的華人群體事實上對自身的文化和身份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讀。例如年輕世代的華人群體他們對於起源的記憶就具有更多的在地性，更親近於馬來西亞這片土地而非祖輩魂牽夢繫的中國。
這些分類帶有殖民者的凝視，繼續本質的使用這些框架，意味著我們用看待他者的目光異化的看待自身。
這種差異當然也存在於馬來人與印度人的族群內部。早在殖民時期以前，馬來半島就存在著文化習俗等性質相異的土邦，與華人族群一樣，在殖民者的治理之下，他們被等而視之。有鑒於筆者對其它族群的了解有限，不宜妄加評論，然而他們的複雜性絕不亞於華人族群，事實上任何群體都不可能維持單一而純粹的族群性。
三大族群以及土著與非土著（本地人與外來者）的分類都與殖民主義有著盤根錯節的關係，而族內差異往往被這些宏大敘事的聲浪淹沒，隱匿於上述的分類框架之中。
這些分類帶有殖民者的凝視，繼續本質的使用這些框架，意味著我們用看待他者的目光異化的看待自身。當我們能根本上不再以本質化的區分來考量族群問題，才能從更開放的維度看待差異。不應把族群的分類當成是不變的事物，而是去理解差異呈現和形成的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