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十年：台灣20世代的太陽花記憶，會是什麼模樣？

一念之變，十年之途，當年的運動者如今有著截然不同的際遇，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台灣政治版塊在太陽花學運後亦面臨重組洗牌，公民社會隨之興起、茁壯與健步邁前，持續在後太陽花時代吹拂台灣社會。如果記憶有期，十年之後，你還記得哪些？如果記憶無法抹消，參與者又如何與其相伴？端傳媒將自3月13日起，刊載太陽花學運十週年系列文章及特製頁面，向著記憶的碎片發出回聲。

2014年，一場突然其來的佔領立法院行動，讓3月的台北街頭陷入一股狂躁的情緒。這場運動，經常被媒體稱為太陽花學運，透過彼時的社群媒體直播以及大眾媒體的接棒，鋪天蓋地吹襲這座島嶼。

如果記憶有層次，那麼以佔領地立法院為中心，議場內的學生為記憶的原點，漸次向外輻射，隨著距離立法院的遠近、身處地點的地理空間，人們對這場運動的視角切換，亦如萬花筒般折射出不同形狀的記憶面貌。

這群上個十年的20世代，在運動的衝撞中歷經了自己的社運青春期，啟蒙了政治，也成為台灣近十年來公民社會的一股新生力量。

那麼，現在的20世代呢？在十年以前，他們僅是十多歲的國高中生，他們是否也被捲入這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中；又或者，他們掙扎於十多歲的苦惱之中，看著運動的浪沫，而未被捲入時代的巨變之中。

端傳媒找了四名實習記者，問問在他們那個世代，太陽花學運對他們來說是什麼？不若二十多歲的運動者，他們否定了原生家庭保守的政治意識形態，上街呼喊口號、時而與鎮暴警察對峙。當年僅十多歲的他們，原生家庭如何影響自己？是繼承或是掙脫，繼承的又是什麼，想掙脫的如何言明？在記憶的外層，他們的太陽花會是什麼形狀，記憶又是什麼模樣？

林宣佑，當時14歲，國中生，屏東人，偏藍家庭

無論電視、報紙還是周遭大人都將318定調為「學運」，暗暗指涉運動本身是不成熟的舉動，沒想到在真正不成熟的中二生腦中，卻成了一種英雄式的夢想。

2014年，「社會運動」於我仍是國中社會課本裡一行帶過的定義，沒有獨立章節甚至段落來說明，如果前一年的「萬人送仲丘」凱道遊行沒有發生，我猜課本上甚至不會有參考圖片。3月18日，當時國中二年級的我，為了教育會考記下「社會運動」的核心概念是「由下而上發起的」，不知道300多公里外，聚集在立法院前的大學生、教師、各行各業的民眾，正在為我們示範比課本字句更重要的民主政治。

經過電視新聞的大力播送後，連位於台灣最南端屏東的國中全校都知道立法院被佔領了，校園瀰漫著一股躁動，但其實大部分的國中生無暇擔心國家，躁動只是來自青春期的荷爾蒙。當時28歲的歷史老師，週末從屏東搭車北上參與抗議靜坐，再趕回課堂分享他的經驗和熱血情緒。他說他墊著薄薄的紙箱在柏油路上靜坐了一整天，後來屁股痛到沒辦法正常行走。在老師活靈活現的描述下，原本毫無生氣的上課時間突然開始有了反應。那時候的國中生日常裡，「中國」才不是敏感詞，「服貿」當然也不是，但對「屁股」話題絕對充滿驚呼和興致。

十年後，我認為「318運動」在我短暫的人生中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國二那年在記憶中仍是模糊的「歲月靜好」，但不表示它對我而言沒有價值。

上高中之前，我得遵守多項嚴格的家規，每天學校與家裡兩點一線，禁止上網且一天只能看電視15分鐘，9點一到就上床睡覺，也沒有零用錢。寶貴的15分鐘電視時間我會收看同儕間的熱門偶像劇，絕沒有新聞頻道插足的餘地，因此我對時事的認知，來自經過客廳時瞥見的晚間新聞片段，以及書房外偶爾傳來的政論節目聲音。

我不但沒機會接觸非主流的新聞媒體，連主流媒體如何報導318運動都不曉得。回想起來最荒謬的是，我印象最深的相關新聞是知名綜藝主持人徐乃麟當時的評論，他唱衰現場學生：「有本事就在立法院住兩年，住到馬英九下台，我天天都會送物資。」無論電視、報紙還是周遭大人都將318定調為「學運」，暗暗指涉運動本身是不成熟的舉動，沒想到在真正不成熟的中二生腦中，卻成了一種英雄式的夢想。

那是我幻想中大學生的特權，要在離屏東老家300公里外的地方為內心理想揮灑熱血、不做總是令人安心的孩子⋯⋯做當時的我做不到的事，318運動在國中生的心中成了「叛逆」的象徵，對比四年後真的考上台北的大學，常常在凱道和行政院前流連、掉眼淚的我，不知道算不算「夢想成真」。

當電視新聞轉播凱道遊行父親就會打給我，告訴我：「我們也年輕過，你們在想什麼我知道。」我的父母都是家族中可以讀大學的第一代，上一代甚至不識中文字、慣用台語溝通。父親在屏東的農村長大，農村跟民進黨共有草根歷史，很多不識字的長輩只要看到民進黨徽就一定會投，也樂於被動員去造勢場合。讀了書的父親究竟是出於叛逆，還是知識份子的傲氣而投給國民黨候選人我不得而知，因為他總表現出政治是骯髒的遊戲，他玩不起也沒興趣的態度。而身為外省二代的母親，雖然每次選舉都會投給國民黨，但也不主動提政治，只是偶爾會說：「人不能忘本」（指不能忘記來自中國的血緣）。

我沒看過年輕時的爸媽，他們沒看過還屬於「中華民國」的大陸，有穩定工作的他們認為，只要有競爭力就不怕服貿開放，反服貿的台灣年輕人、產業都不夠上進。但對我而言，這些想法是對長期孕育他們的本土產業、對他們過去農村出身的叛逆。而我和同儕之間從不在意所謂「外省血緣」，認為中國從我們有記憶以來就是個侵略者，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連結並非堅固到不可分割。或許有部分是出於對父母那一代的叛逆，我不願陷於老是與血緣、中華文化掛鉤的大敘事，這是我願意開口討論政治的原因：不想跟上一代一樣。

升上高中之後，318運動當下發生的事件、原因，才慢慢在我的腦海中建構起來。除了公民課本裡的介紹，那時我認識了從體制內學校休學，逕以同等學歷參與大學升學考試的摯友，他經常從屏東到各縣市參與學生異議性社團，對社會議題的涉獵範圍相當廣泛。在他的帶領下，我認識了一些參與過318運動或反課綱運動的學生意見領袖，從這些人的臉書文字中，讀到他們處於不同位置上，對318運動和後續幾個社會運動的詮釋。我的摯友後來死了，我替他記得生前對民主國家的期待，就像台灣人要承接民主前輩的任務，「記得」是我們的共同課題與紀念。

此後，也曾在大學課堂中聽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黃厚銘談他當年為什麼第一批衝進立法院、為什麼願意與其他大學教師勾著手保護場內學生。在某些人的回憶中，318是他們人生的輝煌時刻，與身旁夥伴一起推動歷史的巨輪，成功守下一戰。而我同時在一些文學作品、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中看到後來選擇保持沉默的人、不願再提起的人，和受傷的人。

陳禹蓁，當時16歲，高中生，台北人，偏綠家庭

318不僅造就主流民意意向的轉變，同時也賦予年輕人更多的政治效能，發現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確實能帶來改變。

我已經想不起來頭一次聽到「318」或「太陽花」的確切時刻，意識到「318」發生時，電視新聞已經鋪天蓋地的大肆報導：我在畫面中看到學生闖入立法院、大舉「反黑箱」、「反服貿」的旗幟，還有林飛帆、陳為廷反覆以特寫之姿出現在電視機新聞畫面的身影。他們站在萬人之前、凜然無畏的態度，讓當時年僅16歲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想到年紀並沒有和我相距很大的他們有這樣的理想和行動，不由得有些佩服。

318發生時我正在唸高一，印象中有次偶然聽到班上兩位同學分享他們前往立法院外圍「湊熱鬧」，對於當時的我來說簡直是意外極了。我當時唸的是台北的私立中學，學校基本上只重視考試和升學，我們一週有兩次週考、一學期有四次大考，能參與的社團選項不多。據當時的氛圍，我和好友討論的話題大概就只有課業、生活瑣事、時尚追星而已，雖說「生活即是政治」，但當時的我並不覺得政治和我有什麼太大的關係。因此我的意外包含兩種成分：一方面訝異他們（去現場的兩位同學）怎麼會有心力在繁雜的課業壓力中前往現場，一方面又有點敬佩他們願意以念書或玩樂時間換取親臨現場的機會。

高中時期的我除了上課、就是補習或埋首書堆，唯二能接觸到政治的機會，一個是中午午飯時間學校電視螢幕投影的午間新聞，另一個就是晚餐時間阿公和父親會看的政論節目。我家政治色彩是深綠，家裡新聞台轉的不是6就是54（編按：為民視與三立新聞台），阿公早前是扁迷、家裡有扁帽，他到現在還會用平板收看民視的《阿扁踹共》，老家的三樓牆上貼著2008年謝長廷「民主護台灣」全台串聯南北遊行的剪報，318在家人口中是青年不畏體制艱險、勇於衝撞的熱血，這些衝進立法院的青年是守護台灣民主的義士。

我對318正面想法、當時的在野力量（民進黨）認同之強，乃至於在學校午餐時間看新聞時，聽到一起吃飯的好友稱衝進立法院「毀壞公物」，批評這場運動「很暴力」時，心裡不由自主升起一絲不諒解，不過因為我們大部分的話題僅止於校園生活瑣事，所以這個話題很快就過去了。

雖說對318本身沒有留下太深刻具體的印象，但有一件事情我是很有感的，2014年之後我感覺國民黨的勢力大減，尤其國民黨愈來愈不受年輕族群的支持，大眾對於「傾中」的政治人物和政策愈來愈敏感，在我的同溫層裡，會有同儕大方承認自己是英粉或時代力量支持者，卻少有人表態自己立場傾向國民黨。

2014年國民黨在地方選舉慘敗、行政院長江宜樺下台、馬英九請辭國民黨主席，緊接著2016年總統大選蔡英文勝出迎來台灣第三度的政黨輪替，我就像2020年東京奧運的一日羽球迷，雖然平時沒有熱衷政治，但因為長期的家庭環薰陶，知道藍天變綠地的我心情既雀躍又感動。身為在台北出生長大、又居住在藍營鐵票倉的台北市民，記得對政治比較有意識時已經是國民黨執政，阿扁和民進黨被指認為貪污腐敗，小學到國中歷經馬英九連任兩屆台北市長、當選總統，在當時藍營彷彿代表清廉又體面的形象，在2014年贏來的風雲變色後，我感覺被邊緣化的政治認同又重返回主流民意。身為「多數派」讓我產生「果然沒有看錯眼」的喜悅，同時也感到安心踏實。

2008年，我和阿公守在電視機前看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與蘇貞昌的選前之夜，他們眼中帶淚、慷慨激昂的說要贏回台灣；2012年，我們家積極參與蔡英文的「小豬撲滿」募捐活動，後來蔡英文因為宇昌案遭特偵組偵辦影響選情，失望的心情難以言表。318讓政治局勢風雲變色、讓2016年的總統大選結果翻篇。那年老家三樓的收藏多了2016年《自由時報》的頭版──「蔡英文 台灣首位女總統」，對我來說，318就像是一個火種，燒起台灣人對守護民主的決心，拒絕向威權國家靠攏的意志。

十年後遙想當年的自己，確實是十分懵懂無知，我既沒有實際參與聲援者的占領國會運動、對於學運發生的始末也只是一知半解，對我而言，318是第一場我很有記憶、真實發生在周圍的學生運動，它不僅造就主流民意意向的轉變，同時也賦予年輕人更多的政治效能，發現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確實能帶來改變。

在我不敢說我很了解318，不過就像1990年有「野百合」、2008年有「野草莓」，2019年香港爆發的「反修例運動」，這些運動一再的提醒我們，以自身力量守護民主、公民參與政治的重要。318是喚醒我這個世代公民意識的楔子，我們看見中國所帶來的威脅真正存在，既然無法接受民主被奪走的後果，就要更努力的挺身而出、守護民主。

鍾依靜，當時16歲，高中生，新北市人，偏藍家庭

現在想來，我想年少的自己是羨慕那些同學的，可以拋棄原生家庭的包袱尋求自己的答案。而我為之辯護的，或許自始至終，是我對父母輩尊嚴的維護，而非對事實的理解與認識。

318學運當時，我記得最清楚的是眾人翻牆進入立院，電視傳來玻璃碎裂的聲音。當時我正值16歲，就讀一所離家僅15分鐘的社區高中。這所學校的學風自由開放，我感受不太到升學讀書的壓力，但父母對我的期待卻讓我感到壓力重重。學校距離事發現場雖只需一輛公車即可到達，無需額外的轉乘，但我從未升起任何念頭，走向候車亭，坐上那台通往時代現場的公車，我只是回家，看著家裡電視上播放的學運領袖，他們有時慷慨激昂、有時態度堅定，保持這樣的距離讓我安全。

面對學運發生的當下，高中生的態度可以簡化為三種選項：（A）事無關己不表態、（B）支持學運、（C）反對學運。我選了最聽話的——繼承父母意志地反對學運。當時的我無法理解課題分離（編按：心理學術語，意指人在成長過程中從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顧者身上接收到的價值觀、信念與期望後，逐漸建立自己的價值觀、認同，產生分離和獨立的過程），我是掙扎、衝突、迷途漂流的尤利西斯，不去尋找「答案」，是因為我將清楚地明白自己會徹底脫離父母的價值觀，這讓我不安，我亦害怕著他們會因為我選擇不同的路而不再愛我、不再將我視如己出。

3月23日（週日）晚間八點多，學生攻進行政院，午夜之後，電視螢幕上的鎮暴警察手執棍棒與警盾，開始第一波驅離行動，將躺臥相連的學生粗暴拉起，學生臉上肅穆決絕的表情在推擠中變形，隨著夜漸深，鎮暴水車出動，將一地的狼藉與鮮血沖刷。這是學運佔領立院一週仍未收到政府回應，試圖佔領行政院，警方接續發動的驅離事件，當晚40歲的親戚打電話給父親，憤怒地抱怨警察丈夫調去維安現場，大量警力調派至行政院周邊，「他們（學生）簡直無法無天！」她在電話那端如此說，我在一旁深有同感。

當晚，我寫了一個兵馬倥傯、人民暴動的虛構故事，高中老師用標準細膩地紅字回覆故事文筆流暢，但似在逃避地問我想要表達什麼呢？隨著佔領行動日漸白熱化與媒體的渲染，此後，「暴民」的標籤在我與父母的心中日漸深刻。

回到校園內，周圍有不少參與學運的同學，為首的同學是士淵，我想著自己必須要跟持不同意見的同學「對答案」，即便爭辯內容不再明晰可見，但為了支持與反對而大肆辯論的情形，依舊是高中歲月中鮮明的印記，儘管帶有預設的溝通結果不歡而散。但現在想來，我想年少的自己是羨慕那些同學的，可以拋棄原生家庭的包袱尋求自己的答案。而我為之辯護的，或許自始至終，是我對父母輩尊嚴的維護，而非對事實的理解與認識。

父母輩對當年執政的國民黨近乎賭徒般篤定的支持其來有自。出生於深藍家庭，有著移民背景的父母對台灣政治的理解是殘缺而片面的：母親是印尼華僑，她會要我小心地向外人解釋，她不是外籍新娘，不是為了要跟台灣人結婚而才來台灣的；至於出生在破碎家庭的父親，沒讀過什麼書，只知道要靠技術擁有一技之長、養家活口，他們能在此安身立命，幸虧外省伯伯願意把房子租給初出茅廬、一貧如洗的父母經營配鑰匙、開鎖匙的生意。媽媽念叨著許伯伯是國共內戰時被抓伕來台灣，生活多不易，告誡我惜福感恩；爸爸則告訴我以後要像「當地人」考公務員、鐵飯碗，才不會被人笑話是當鎖匠，闖門做賊仔（台譯：小偷）他們讓我不要學客家話和台語，因為很俗氣，我要像個台灣人，又不能太像個台灣人。

現實生活裡施予父母恩惠的外省長輩是國民黨的代言人；繁榮穩定、溫文儒雅更是國民黨的代名詞。2008年國民黨團隊以「改變」、「我們準備好了」為口號，最後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當選總統，再度促成政黨輪替，家人們難掩興奮，10歲的我打破撲滿，用辛苦存來的800元買了馬英九公仔送給媽媽當禮物。

2014年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父母的眼裡是另一個來自國民黨的禮物，他們相信那只是簡單的兩岸協議，將會帶他們從2008年金融海嘯、台股重挫後的谷底，重新攀回人生新高峰。

我好似別無選擇的接受這套敘事，但隨著成長過程中對於台灣社會與公民的認識，我仍舊沒辦法在台灣的歷史洪流中找到父母的位子、我的位子。

他們反對學運學生的魯莽、衝撞與推擠，在尚未完全理解服貿條例的前提下，臉書河道擠滿了無從查證的懶人包、陰謀論，同時亦發現將臉書用戶頭貼改為一片黑的親戚朋友。他們厭惡這樣舉措，等同於變相逼著所有人表態，藉此割席、結盟的社會風氣，他們鄙視著學運大學生們「缺乏判斷能力」，為政黨利用的無知學生是民進黨的同謀側翼，「我們只要做好自己該做的就好了，小孩子不要管政治。」我知道他們是「不對的」，我當然知道。

2020年的總統大選，就讀法文系的我聽著課堂上魁北克的教授說著反滲透法的必要性，但也矛頭一轉，說只抱持「發大財」、「只想賺大錢」，不思索自由民主的台灣長輩們極其天真。現在想來我沒能讀懂他語氣中的輕蔑，才會一字不漏的把他說得都記下來，在總統大選前一晚，全部一口氣向父母傾倒而出，用盡全身的力量告訴他們對於中國的要脅有多麼無知，以經濟制裁作為政治打壓的手段絕對不是正常的國際貿易。

母親氣惱我被民進黨利用；父親反問我這麼多意見繳過稅嗎？滿腦子空有理想。

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爭的年輕人會是時代下無遠慮、有近憂的犧牲品，跟我一樣有勇無謀，我忘了自己後來對他們說了什麼，可是肯定不會太好聽，我永遠會記得這場對話的結尾，是以母親的哭訴告終。她說：「妳可不可以讓我有自己的想法？」伴隨著是一顆顆的淚珠從她通紅的眼裡滾落，落得我的心全碎了，可是我多麽、多麼地愛他們啊，但愛裡有深海、愛裡有巨浪，愛裡有期待與失望，而這或許才是我的政治啟蒙。

十年後，我再次聯繫了當年和我爭吵的同學士淵，想知道當年的自己錯過了什麼。他說：「我當時確實有去立院現場，去了幾天，我看到幾個人站在那個小箱子上講話，那叫『肥皂箱』嗎？我不知道。但比起和旁人交談、發問，我聽居多。」相對於我的移民背景，太士淵來自於不表態的中間選民家庭，沒有過多的政治狂熱，沒有對候選人有救世主般的推崇，因為潛入台灣網路論壇 PTT，他意外發現1949國民政府來台至1987年間的戒嚴歷史。

「我沒有衝進立院，我不是最核心的那群人，這場運動我只是在旁觀。」十年後的他甚至不記得自己曾和我吵架。可是在那場運動裡，他最印象深刻的是不表態的同學問他，何以如此關心學運，「現在這樣安穩不好嗎？」十年前尚在建構台灣史知識體系的他無法回答，十年後他決定自己找答案。在與他相約的咖啡廳裡，木製吧檯的一側貼著傳單：中國近了。我在交談的間隙和他提起我的發現，他順著我的眼神，看著傳單笑著說：「確實不遠。」

我明白自己對於318學運的片面理解，也知道自己對於台灣政治社會運動脈絡的空乏，我不再是當年為了維護父母尊嚴可以為歷史、事實、民主讓步犧牲的孩子，我不再對政治社會視而不見，而是一個願意思考、行動的成年人，深知政治不是一成不變的黑與白，需要我們用更加成熟的眼光去看待和理解。我不再將自己束縛在父母的期望和價值觀之中，而是開始尋找屬於自己的價值觀和立場。

江亮儒，當時16歲，高中生，台中人，偏綠家庭

對我來說，318後的這座島處於一種全新狀態，讓我明白世界不同以往的運作方式。

2014年4月4日兒童節，一早告訴母親我要去逛街，沒回答她問幾點回家，趕到台中朝馬的統聯轉運站和朋友Ｙ會合。訝異於電視機前的人海與新聞和網路對服貿、黑箱、中國因素等討論，連假前Ｙ與我在學校走廊約定好要到現場親眼見證。這樣的篤定在太陽花學運第三個星期，將16歲的我們帶到了青島東路。

第一次到台北，黃黑色成為我對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

我看見了「學校不敢得罪政府」、「堅持到島嶼天光來臨」的布條掛在樹上、圍牆邊；向日葵自柵欄、人們的帽簷上長出，記者將麥克風遞向幼童，問他為什麼到這裡。那是嘉年華般的場面，來自四面八方的刺激使我處於興奮又緊張的狀態，剛對攝影有興趣的我快門按個不停，不忘紀錄下一一站上公民講台短講的各式臉孔。黑框眼鏡的男子清晰論述程序漏洞與簽訂服貿的風險；阿姨激動拿著麥克風說她看見現場年輕人是「國家未來的希望」。這時一名頭戴斗笠、披著毛巾的中年攤販來到面前，問我和 Y 餓了嗎，推車上有水和粽子都是免費的。

從國三升學班到進入前幾志願高中的幾年間，台灣社會在我眼中像一隻身上不斷被找出褥瘡、發黑腐爛的怪物，看著電視上怪手拆房子、黑衣人高喊「反紅媒」（編按：指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擠滿街頭的畫面，驚訝與生氣無以名狀。然而所在的中部校園內卻一片祥和，3月18日之後，只有歷史老師提起這件事，同學們如往常般睡睡醒醒。

我在家中同樣感受到這份斷裂感。

厭惡國民黨的父親求學時期以優異成績立足，即使再不認同執政者的各式作為與親中政策，抗爭於他卻也是作亂，他眼中政治骯髒、社會險惡，唯有讀好書才能過上穩定的生活。諷刺的是，自幼父親便以打罵管教樹立威權，我也習慣了只能在心裡默默反駁那些唯有讀書高的論調。群眾衝進立法院，再到佔領周邊街道的那幾個星期，新聞畫面瘋狂播送，名嘴喋喋不休。飯桌上我壓抑內心翻湧，回房間上臉書跟進各式串連與現場進度。

但真的不應該只是這樣，外頭的吶喊、行動持續了這麼久，我不能只是躲在身份與地理距離造就的平靜裡。那段時間都在思考自己是不是應該到場見證、釐清這些歷史時刻，直到第18天，在 Y 提議之下，我終於走進人群裡。

從學運現場返家後，我的人生路途從此越走越「偏」，那些阻擋在保護傘外的「外務」成了成長的養分。雖然當天的我仍是趕著5點的客運回中部，說逛完街又去看電影所以晚了。那晚，我慎重地將帶回的兩張太陽花貼紙黏在書桌，爾後房間出現越來越多社會議題相關的布條和標語。

回到學校後，我和Ｙ搜集了學生們對太陽花運動的看法，打算剪輯成片放上影音平台。「至少為台北的他們做點什麼，」那時候Ｙ 是這麽說的。我們開始覺得好像能盡一些微小力量，去打造自己理想中的社會。也被訪問到的學生會副會長看我如此積極，便詢問我是否有意願加入學生會。他說，這是為學生發聲的管道，也是形塑世界的一種方式。

Ｙ則開始到處跑各式議題現場，抗議冒進亞投行（編按：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由中國主導，2015年3月第一波加入期限將至前夕，馬英九政府表態將透過國台辦向亞投行遞交意向書）、反核靜坐、參與哲學星期五，雖然我總抱持看看就好的心態跟在後頭張望，社會運動卻對我越來越有吸引力。街頭發生的一切，遠比狹隘的家庭話題和飄散油墨臭味的課本來得立體、真實而刺激。

隔年（2015年）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幾乎複製了太陽花的模式，我來到教育部前，看著朋友們手拿彩色筆，在白色反帆布寫下自己高中的名字，內心卻有種說不出的奇異感。包圍進而闖入行政機關成為一種既定模式了嗎？在場的、年輕的我們搞得清楚自己為何而來嗎？還是像前次一樣，多的是來湊熱鬧的人們？

我們是不是真的很容易被煽動？

後來，運動領袖陳為廷爆發性騷擾爭議、林飛帆進入民進黨、時代力量急速竄升卻出現黨內紛爭與分裂危機。畢業後到台北念大學的我，也發現了這座城市更多有趣的事。當年被起訴的運動者依然官司在身，關於太陽花參與者是不是「暴民」的討論也未曾停歇，但我怎麼管不了那麼多，這座城市的可能性，並不僅止於所謂公平正義的實踐。畢竟那些嘴上喊著要打倒誰、要創造美好台灣的人，同樣做出傷害與背叛。

應該可以說是幸好，大學後半時光，因緣際會我又回到了高中時期，在意社會各角落的樣子。只是同時期的 Y 在我眼中，從廣大世界走回了自己的小天地，又再過了幾年，我才明白，是當初投入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所見的暗潮洶湧與群體分裂，使她不再相信被過度理想化的集體抗爭。除了不了解曾如此具動能的 Y 承受過多少次掙扎與幻滅，在《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街頭》這些紀錄作品出現之前，我確實也未思考過運動裡的複雜面向，在其中人們的掙扎、妥協與更之後的路途。

幾天前和大西洋那端的 Y 談起這場將屆十年，對我們都頗具深遠影響的學運，另一頭的她說，現在是另一個時代了。我仍不喜歡她總是以前輩姿態看年少的自己，像一種全然否定，像我們過去不願成為的那種年長者。Y 說，要回憶當時的憤怒，她真的真的想不起來了，但仍記得是因為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2013年的大埔徵收與一連串事件，讓她看清政治人物的騙人嘴臉，同時對大人的崇拜徹底破滅。

Y 說，現在回過頭，除了當年的抗爭氛圍被浪漫化之外，「剛好那麼投入，也是因為在這個年紀要經歷這些。」她想了想，說現在應該也會有讓15到20歲年紀間的人很崩潰的事情。

問過 Y 好幾次，類似事件其實一再發生，怎麼就不憤怒了呢？即使因為經歷變多、理解事情的方式更細膩了，我還是會感受到憤怒，甚至更深的失落。

當年16歲的我對世界的理解有限，太陽花在眼前鋪展開來的信念卻太過強烈。這場運動曾經帶來改變，年輕人進入僵固體制、倡議風氣持續茁壯 ; 警察暴力受檢討，高官道歉負責。對我來說，318後的這座島處於一種全新狀態，讓我明白世界不同以往的運作方式。

初見無數擁有相同目標與理念的人集結，於我是未曾經驗過的，共同體的感受。那樣的狀態成為往後不斷追尋，我醉心於集體與共同，也因此越來越失落。我以為象徵威權的黨被人民以選票制衡，過往錯誤將不再重蹈覆徹，卻在後續幾年，不得不承認自己見到了越來越多消耗。然而太陽花的種子終究還是種進內心，並一路發芽、凋零再茁壯。後來，我參與了異議性社團、更深入一些議題現場，這條路像走了好久，終於找到具體方式，沒讓十年前對一切懷抱希望的自己失望。

必須學會沉住氣，理解失望出自於愛，也深信當年分散在不同角落受鼓舞的人們，正以各自方式努力，和我一樣執著這座島與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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