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後中國製造業的罷工潮：經濟下行時，中國工人的行動與困境

（陳春，勞工研究者）

2023年，中國低端製造業掀起一波新的罷工浪潮。這是自2016年製造業罷工潮以來的新高峰。2022年中國實施嚴格的清零政策，低端製造業面臨海外訂單銳減、清零政策阻斷生產的雙重壓力。2023年清零政策的解除並未能為廠商帶來訂單回潮，相反，疫情後，一波工廠紛紛宣布倒閉，或是搬遷至內地、東南亞國家。關停或搬遷的工廠，在疫情期間、疫情後已遭受利潤下降，資本轉移過程中，資方往往拖欠工資、拒絕繳納社保和支付經濟賠償金以壓縮成本，將成本轉嫁給工人，工人權益難以得到保障，由此引發罷工浪潮。

據中國勞工通訊（CLB）統計，2023年工人集體抗爭1794起，其中製造業工人行動438起，佔據24.41%，比例和數量都直追2016年。製造業工人行動中254起發生在廣東省，佔製造業集體抗爭的57.99%，為過去十年比例最高數。珠三角再次成為製造業集體抗爭的「暴風眼」。

上個世紀末，市場經濟改革之後，中國倚賴廉價勞力迅速在全球市場競爭中崛起，成為低端加工行業的「世界工廠」。過去四十年鑄就了「中國奇蹟」，也見證了一波一波製造業抗爭潮，特別是2000年到2016年，製造業工人風起雲涌的抗爭潮在一定時期內促進了中國勞動制度法律體系的改進，工會角色的暫時性轉向。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由於用工成本提升、政府產業轉移政策推動，勞力密集型製造業逐步轉移；與此同時，服務業工人銳增。自2016年以來，製造業罷工數量銳減。同時，工人集體抗爭呈現由珠三角、長三角一帶向內陸各省市擴散的趨勢

2023年罷工行動地區分布與這一整體趨勢相反，再次呈現此次罷工潮的特殊性。據 CLB 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2023年製造業工人抗爭共有186起因倒閉、搬遷、收購兼併引發，佔據製造業罷工總數42.5%。其中126起發生於廣東省，佔67.7%；44起發生於江蘇、上海、浙江等長三角地區，佔23.7%。僅有少量發生於內地省市。

這並非製造業工人第一次集體抗議工廠的倒閉和搬遷。中國沿海城市低端製造業的轉移政策開始於2000年代末期。2008年經濟危機觸發下，政府大力鼓勵並推動產業轉移與產業升級。再者，經濟轉型後數十年的工人抗爭行動提升了工資福利的改善，也提高了用工成本，低端製造業資方紛紛轉移以尋求更為廉價的勞力。例如，2010年，為降低生產成本，富士康加速搬遷至中國內地。2000年代末開始的工廠搬遷倒閉潮引起工人集體抗爭，特別集中於2012年到2016年。這場抗爭潮的參與者大多是工作多年的中年工人，訴求集中於社保、賠償金，與之前的抗爭訴求（圍繞工資水平、工會為主）有較大的不同，被命名為「為生存而抗爭」。

2023年，疫情的影響再一次加速了沿海低端製造業的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由此引發新一波罷工潮。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2023年的罷工潮是2012-2016年集體抗爭的繼續，但是由於具體的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無論是資方策略、工人行動、還是政府態度都呈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一、疫情與工廠搬遷、倒閉潮

全球資本的「逐底競爭」和國家主導的政策推動下，低端製造業的轉移和升級在過去二十年持續進行。2016年，國務院發布指導意見，通過在粵東西北以及內地省市建立產業轉移對接園區，進一步推動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賽迪顧問（CCID Consulting）發布的《深圳製造業遷移全景報告》顯示，2010至2020年，深圳市總計22308家制造業企業搬遷。

Covid-19 疫情對製造業生產的打擊進一步加速這一進程。受疫情影響，生產阻斷、訂單削減，位於全球供應鏈底端的生產商承受巨大損失，這些損失最終傳導至工人。以服裝行業為例，國際勞工組織 ILO 研究報告指出，2020年，受疫情衝擊全球服裝消費需求銳減，服裝品牌商大量取消訂單或者削減訂單；對於已經投入生產的訂單，要求生廠商降低價格，甚至拒絕支付生產費用，下游生產商因此遭受巨大損失。2020年5月，一份針對30個國家（包括中國）179家服裝供應商的調查顯示，64%的服裝生產工廠遭遇訂單取消；35%的工廠被要求降價超過20%。而下游生產商的損失最終傳導至工人，大量工廠裁員或者倒閉，降低工資、拖欠工資、拖欠社保。據報道，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約有46萬家公司倒閉。儘管2021年，中國疫情管控上取得一定成就，帶來生產秩序上的恢復，但2022年清零政策給製造商帶來巨大的生產壓力。

2023年，清零政策解除，但製造業行業景氣未能短時間內恢復，整體上依舊呈現收縮狀態。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顯示，2023年第一季度指數有所爬升，但之後，大多數月份的指數位於臨界值（50%）之下，顯示製造業處於萎縮區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信息中心分析指出「國外市場需求收縮仍較為突出，製造業經濟回升動力偏弱」。2022年進出口額度下降明顯，2023年1至12月，進出口總值、出口額、進口額同比分別下降5.0%、4.6%和5.5%，進出口額依舊處於下行區間。

其中，中國最大的兩大出口產品，電子設備和紡織服裝，2023年出口累計總額比2022年總額分別下降5.3%和7.9%。嶺鵬產業與創新研究院基於「週薪薪」靈活用工平台數據構建制造業景氣先行指數——LIMP 指數監測製造業狀況。數據顯示，2022年3月以來，製造業整體景氣指數（LIMP）處於「不樂觀」與「極不樂觀」區間，儘管2023年8月之後有所回升，但2024年1月又回落至「不樂觀」區間。

疫情正在加速全球供應鏈結構重組的進程，儘管短時間內供應鏈不會發生結構性轉變，但這一進程的加速也加劇了疫情之後中國沿海城市低端製造業的倒閉、搬遷。CLB 工人行動地圖數據顯示，2023年搬遷倒閉抗議潮中，電子製造行業的罷工數量高達146起，佔據製造業33%，為罷工數量最高的製造業行業。儘管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出口國，其他國家短時間內難以匹敵，但是貿易數據的變化也呈現出近年來的趨勢。依據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 UN Comtrade，近五年來，中國電子產品出口值增速停滯或下降；而印度、越南的電子產品出口總值正在快速增長。2022年越南電子產品出口值為2017年的兩倍，而印度則是2017年的七倍有餘。

第一財經研究院發布的報告《似曾相識：全球產業鏈向東南亞轉移情況分析報告》指出，疫情加速中國部分產業鏈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的趨勢， 特別是越南。2022年第三個季度GDP增長率為13.6%，為2011年以來最高位。 2022年上半年出口額同比增長17.3%，進口額同比增長15.5%。

除了整體趨勢，新冠疫情暴露過分依賴中國單一供應鏈的弊端，疫情之後，部分品牌商也積極地加速分散供應鏈，中國製造商訂單比例減少，由此加劇倒閉、搬遷潮。以蘋果為例，2022年嚴格的清零政策之下，閉環生產置工人生死不顧，最終導致全球最大的蘋果生產基地「鄭州富士康」工人大逃亡。後續新聘工人因薪酬合約和工作環境與廠方發生衝突，進行大規模抗議。富士康工人的抗議最終影響 iPhone 的產能，交貨延誤。富士康隨即表示為增加供應鏈彈性將分散生產地區分布，將減少對中國生產的依賴。2023年，富士康分別在越南和印度投資3億美金、27億美金建立工廠，擴大生產。與之相應的是，富士康中國工廠因訂單削減、生產線減少而進行大規模裁員。部分廠區以調崗、削減加班等名義逼迫工人自離，拒絕支付賠償金。據 CLB 數據，2023年，富士康上海、深圳、周口、重慶等廠區都發生工人集體抗議，抗議工廠變相裁員，要求支付賠償金。工人發布的視頻顯示，深圳廠區數百工人齊聚廠區高喊「N+1」要求富士康支付賠償金。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後的這波倒閉、搬遷潮不僅僅是全球資本為追逐更高利潤而進行的空間轉移，同時也是國家政策推動下的結果。如同前文所述，2008年以來，政府大力推動沿海城市的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這一政策趨勢在過去三年，特別是疫情之後，愈發明顯。2021年，廣東省政府發布《廣東省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十四五」規劃》、《廣東省製造業數字化轉型實施方案（2021-2025）》要求提升製造業中高端供給比例，大力發展高端製造業。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2023年，廣東省政府陸續發布多達10個重要文件和計劃部署實施推動低端製造業產業轉移，加快製造業升級、數字化轉型。同時，各地市政府，特別是粵西、粵北等非珠三角地區，也陸續發布文件出台政策，「承接產業有序轉移」。省市政府提供財政支持、土地政策支持、免稅政策以促進產業升級。據報道，廣東省政府斥資超過1000億人民幣（約140億美金）推進未來四年的製造業升級，預估每年將支持超過9000個公司。與此同時，政策鼓勵廣東省非珠三角地區以及其他內地省份，接應珠三角的低端製造業轉移。例如，深圳已經在河源、汕尾等省內地區建立12個產業園區，接應從深圳轉移出去的製造業。

二、搬遷倒閉潮下的工人：抗議「五天八小時」

工廠關停或搬遷潮下，資方往往拖欠工資、拒絕繳納社保和支付經濟賠償金以壓縮成本，並將成本轉嫁給工人。此次關停搬遷潮，與上一波（2012-2016）最大不同在於生產的狀況。上波搬遷潮，工人數量多，工廠產值較高，利潤高，工人集體罷工直接威脅產值，資方迫於壓力，妥協讓步。例如，2014年東莞裕元鞋廠罷工13天，廠方損失累計1.69億；2015年廣州番禺利得鞋廠罷工6天，鞋廠減少產值近274萬，毛利潤減少93萬元。而2023年的搬遷潮下，大部分工廠承受了過去三年疫情影響下的生產收縮、訂單銳減的損失，疫情期間大量工人被裁員，員工數量急劇減少，同時，資方採取更加強硬的策略來轉嫁成本，工人的處境更為艱難。

工廠老闆「跑路」的情況不少見。據抖音視頻，2023年3月底，深圳某一電子廠老闆趁員工週日放假搬走廠房機器，工人返工發現廠房大門緊鎖，5個月工資被拖欠。臨近中秋國慶黃金週假期，深圳一家工廠老闆跑路，機器從廠房後門被搬走。該抖音視頻下的評論紛紛表達放假回去發現老闆跑路的擔憂，有評論呼籲「打工的人注意了，馬上國慶放長假了，別跑遠了，收假了工廠還在不在都不一定了」，「這個國慶都看好自己老闆哦，別放幾天假回不去了」。年底是另一個跑路消息高峰期。

除了工資拖欠，存在部分工廠長期拖欠社保。廣東省中山市永明電子廠是美國公司 Bel Fuse 在中國的子公司，負責電磁部件生產。2023年工廠開始搬遷至廣西，工人發現企業長期未繳納社保，最早自2006年開始，有工人長達17年沒有社保繳納。深圳新安電器是香港企業 Simatelex 的子公司，為多個國際品牌生產家用電器，2023年5月，數百名工人罷工，要求工廠補繳公積金。廣東省惠東縣一家港資針織廠「港惠針織廠」面臨減產倒閉，員工上訴公司長達10年左右（自2012年10月至2022年6月）未足額繳納社保。

另外，為了避免支付經濟賠償金，資方或者是要求員工簽署自願離職書，或者是採用降低工資、延長假期、跨區跨市跨省調崗等方式變相逼迫員工離職。廣州台資聯茂電子公司員工發視頻稱，公司將搬遷至江西，將搬遷稱為「產業升級」，要求工人服從安排到崗，不願意調崗就按照三天不到崗自動離職處理，強行要求員工簽字同意調崗，工人稱這是「逼迫自離」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波倒閉搬遷潮中，資方普遍削減加班，採用「五天八小時」的策略急劇地壓縮工人工資，變相逼迫工人自離。由於訂單整體減少、產能需求降低，資方實施雙重策略調整，一方面積極轉移生產壓縮成本，另一方面減少甚至停止在地的生產。2023年，由於訂單減少，美國電子產品製造商 Bel Fuse 開始計劃將中山市子公司永明電子產整合至廣西的子公司下。2023年春，廣西工廠招聘1000名新工人。很快，廣東中山廠開始實施「五天八小時」工作制，工人抱怨「連家都養不起」，最終引發工人罷工抗議。深圳「民爆光電」是一家生產 LED 燈的上市公司，一位來自深圳廠區的工人聲稱工廠搬遷到惠州之後，對沒有隨廠轉移的工人實行「五天八小時」工作制。她曬出的2023年五月份工資單顯示實發工資為2846.57元。該視頻引發很多工人的共鳴，評論紛紛表示有類似的經歷。有的工廠甚至完全停止在地生產。一位工人的抖音視頻顯示，停止生產的廠房裏數十位工人坐在工位上「耗時間」。工人稱其所在的工廠已經從廣州搬遷到清遠，對於工齡長的工人，廠裏通知停工停產，並且要求五天八小時到廠裏打卡上下班，並且工人只能拿到廣州市最低工資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約1840元）。

「五天八小時」，這個看似正規、合法的工作時間調整，對於製造業工人來說是卻是致命一擊，「日子沒法過」。製造業生產線上的工資體系大部分由基本工資和加班工資構成，基本工資幾乎等同於所在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研究表明，最低工資標準遠遠在於生活成本之下。一份2009年的數據調查顯示，最低工資僅為生活成本的40%左右。依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自2010年以來，最低工資增速急劇減緩。因此如今這個比例會遠遠低於40%。另外，2010年前後勞動法律保護的健全，特別是《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的推行，抬高了工廠的用工成本。企業在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上只寫明基本工資（可以稱之為合同工資），並以此為基數來購置社保，以壓低社會保障的成本。因此製造業工廠有較大的動力壓低基本工資，拉長加班時間，通過控制加班時間和加班機會，獲得更大的對工人的管理和控制權，同時也獲得工人對加班更大的「同意」。長久以來，工人與資方達成「隱性契約」是，雖然基本工資低，但工人可以通過超長的加班時間來獲得尚可的收入。

如圖表所示，以深圳經濟特區數據為例，過去20年，最低工資佔據基本工資的比例發生劇烈改變：從2001年的89.13%降低至2022年的51.14%， 其中2008年左右為重要的分水嶺，2008年之前比例超過80%，2008年之後急劇下降。由此可見，當下製造業工資體系嚴重依賴加班工資。而這一工資體系也形成了獨特的製造業的「零工體制」，因為企業可以依據生產需要，通過控制加班時間來控制工人數量。具體而言，在生產旺季，通過充足訂單、超長加班時間可以快速吸納到一批工人，滿足生產需求；同時在生產淡季，由於訂單減少，加班費急劇減少，工人迫於生活壓力「用腳投票」，離職跳槽，企業可以低成本快速地「卸掉」一批工人。這一工資體系，建立了一個相當靈活的用工制度，「完美」地契合全球資本「即時生產」的需求。

在經濟繁榮、生產旺盛時期，「五天八小時」工作制下，工人會更有意願「自離」，因為找到加班時間充足的工廠相對容易；但是在生產收縮的情況下，找到「加班時間長「的工作變得更為艱難，「五天八小時」工作制會引發更強烈的不滿。另外，對於工齡長的工人而言，經濟補償金是一筆頗為豐厚的賠償，很多工人在疫情期間長時間承受工資縮減，承受生活壓力，累積不滿，同時疫情後就業艱難，他們將爭取經濟補償金視為重要的機會。

除了壓縮月工資外，「五天八小時」工作制也是資方降低經濟賠償金成本的方式。依據《勞動合同法》，經濟賠償金中的月工資標準按照勞動合同解除前12個月的平均工資來計算。「五天八小時」後工人基本上只能拿所在地區的最低工資。資方可以通過長時間實施五天八小時工作制來降低經濟賠償金，就算最終工人依法拿到經濟賠償金，也已是大打折扣。

以東莞為例，最低工資標準為1900元，即使工作十年的工人，最終也只能拿到19000元左右。資方力圖「合法」卻「不合理」地壓縮轉移成本，引發工人不滿和抗議。江蘇揚州寶億鞋廠是「世界鞋王」台資寶成集團下的子公司，為耐克旗下的匡威品牌代工。 2023年11月，寶億鞋廠宣布於12月底關停，產線轉移至東南亞。公司明確將按照法律支付經濟賠償金。但工人紛紛表達不滿，因為過去整整一年工人到手工資僅有2000多，工人罷工抗議，要求工廠支付法定的兩倍經濟賠償金。

建立在最低基本工資上的 「五天八小時」策略，是過去近二十年來，中國製造業面對國內勞動法律體系逐漸健全帶來的人力成本提升、全球資本的競爭下發展出的一套「製造業靈工化」制度。通過這個策略，資方可以合法卻不合理地壓縮資本轉移的成本。在經濟下行，生產壓縮時期，「五天八小時」下工人面臨更加嚴峻的生存壓力，這一壓力引發工人不滿和抗爭。

三、工人行動與困境

自疫情以來，整體生產收縮的背景下，資方長期通過各種策略降低並轉嫁用工成本，勞資矛盾逐漸累積；疫情後大量工廠倒閉轉移，愈發嚴峻的就業和生存壓力最終引發工人抗爭。如同上一波搬廠潮，大多波及的工人為中年工人，工齡長，上有老下有小，承擔沉重的家庭壓力。在資本撤離轉移後，他們會面臨更大的生存壓力和更不穩定的就業。

然而新一波工人抗爭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首先，罷工工人數量規模急劇縮小。由於過去近二十年的低端製造業轉移、產業升級，加上疫情加速裁員、轉移生產，低端製造業工人的規模遠遠不及上一波搬遷潮。例如，港資企業高高製衣廠是東莞知名的全球品牌內衣代工廠，規模最大時工人數量近萬人。2023年工廠搬遷拖欠工人工資、社保，僅有數百名工人罷工。低端製造業工人規模整體呈收縮趨勢。據 CLB 罷工地圖數據統計，超過千人的抗爭比例自2014年以來急劇下降。2023年製造業罷工事件參與人數超過1000人的僅有1例。相比而言，上一波搬遷潮，罷工工人規模更為龐大。裕元鞋廠罷工參與工人人數約五六萬。番禺利得鞋廠罷工，工人人數2700人。

其次，整體低端製造業收縮，減產停產下工人罷工議價權相對弱。上一波搬遷潮處於2010初期的經濟繁榮、生產擴張時期，工人抗爭更有議價權。工人罷工直接中斷工廠生產，造成工廠鉅額利潤損失。例如2014年東莞裕元鞋廠罷工，令廠方損失累計1.69億。但2023年搬遷潮中發生在生產收縮期，很多工廠自疫情以來就面臨訂單收縮、利潤減少的壓力，工廠採取休假、停產、「五天八小時」的策略來降低成本，工人罷工對工廠生產威脅相對弱很多。

再者，工人面臨更加嚴峻的政治環境。勞工研究者們指出，2015年以來由於整體經濟增速減緩、政治空間收縮，中國勞工體制正在發生變化。政府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推行更不利於工人的政策，例如最低工資調整放緩、法律執行上更傾向於資方。同時打壓勞工 NGO 與勞工行動者，加強媒體的管理和控制，急劇壓縮工人行動的社會連接能力。在2023年這波抗爭潮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勞工 NGO 行動介入和社會媒體報道。工人在社交媒體發布的信息受到平台的嚴格管控，涉及罷工抗議內容的往往很快被刪除。

儘管面臨諸多艱難，在此波罷工潮中，工人行動展現出一定的韌性，工人運用過去四十年抗爭歷史中所累積的多種不同的策略要求資方回應，要求法定的權益保障。工人罷工、聚集、集體抗議、堵廠門口、靜坐、攔截機器、連夜守廠、集體上樓頂「自殺演示」（注：在多數案例中，自殺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策略給資方施壓，同時獲得社會關注，要求政府部門介入）；同時工人也積極地通過行動讓政府部門介入，例如集體遊行至政府大樓、集體到司法機構或行政部門討說法。

如同前文所言，工人抗爭處境艱難。多個案例顯示工人需要使用多種不同策略，不斷給資方和政府施壓，要求回應。集體抗爭時間並不短。例如深圳運豐電子科技持續罷工20多天依舊無果。廣東港惠針織廠工人集體行動前後延續數月，從要求補繳社保、集體抗議減薪、休假，到最後的政府部門介入進行集體談判。據 CLB 數據統計，176個製造業搬廠抗爭案例中，僅有27個案例進行政府部門主持下進行勞資集體談判。集體談判的結果大部分處於法定賠償以下，工人折價賠償。例如深圳一家為松下、格力、西門子等品牌代工的「宇順電子廠」，五天三次會的集體談判後，提出的賠償方案是，為所有工人提供4000元一次性補償，遠低於法定要求，工人難以接受。此次罷工潮顯示，過去勞工抗爭所建立起的「集體談判」機制，在生產收縮時，很難為工人提供有力的權益保障。

罷工抗議中，政府的介入更傾向於資方。政府與資方的「協力」迅速瓦解工人行動的合法性，工人處於不利地位。以深圳電子廠艾禮富為例。艾禮富為寶馬、大衆等知名汽車品牌生產起汽車電子配件。2023年深圳艾禮富被收購，生產線將逐步轉移至河南。10月28日，廠方搬運機器時，工人堵住樓口，發起罷工，駐守廠門。很快，勞動局、工會、街道辦等部門進駐廠區，名義上「調解衝突」，事實上是威懾管控工人。11月3日，工人集體到市政府，剛出地鐵站，就遇上警員圍堵，被專車押送回廠。期間廠方連續發文否認搬廠，並加強考勤制度，要求工人到崗，否則將依據《員工手冊》合法開除。區勞動監察大隊出公告警告工人故意擾亂工廠秩序將被合法開除，並且「構成破壞生產經營罪、聚衆擾亂社會秩序罪，司法機關將依法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注：以上信息來自工人發布的抖音視頻，但寫稿之時，這些抖音視頻已經被平台刪除。）。資方和政府的「合力」使得工人處境艱難，罷工行動持續一週後被瓦解，資方否認搬廠，拒絕賠償。

相比於2010年代抗爭潮，如今，資方和政府更善於通過工廠規章制度（例如《員工手冊》）、法律來制衡工人行動，瓦解工人行動的合法性，工人行動依舊處於臨時集結的狀態。過去在生產擴張、工人規模龐大的時期，這種臨時集結的野貓罷工與集體行動可以非常有力地逼迫資方讓步，但在整體生產收縮、政治空間收縮的當下，工人不得不連續嘗試多種途徑逼迫資方和政府回應，但很顯然，工人的集體行動的有效性相當有限，工人的行動面臨挑戰。

結語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依靠龐大的廉價勞力在全球資本競爭中迅速勝出，以出口為導向的低端製造業為主，鑄就「經濟奇蹟」。沿海低端製造業工人的抗爭構成了過去四十年的中國工人行動的重要篇章。

近二十年，「世界代工廠」中國正在發生轉型，中國工人的抗爭行動與境況也在發生變化。中國產業結構正在從全球產業鏈下游轉向中上游，產業轉移潮中，位於最下端的代工廠的工人承受這一「陣痛」。如果說，2016年的搬廠罷工潮集中尚且可以看到世界工廠轉型中大規模罷工對資本的威懾力，2023年的罷工潮向我們呈現的是，沿海低端製造業的規模已急劇收縮、工廠分散，再加上威權政治的強化，工人的臨時罷工行動有效性極度受限。

然而，困境也在展現着抗爭的機會和可能性。疫情後的經濟暫緩、生產收縮極度地暴露了內嵌於製造業工資體制給工人生存帶來的危機和脆弱。部分工人反思最低基本工資的不合理性，呼籲改變工資體制。臨時集結的野貓罷工面臨的「失敗」也在向工人行動提出新的挑戰。

沿海低端製造業的轉移並不意味着工人抗爭的消失，一方面，資本的轉移也意味着抗爭的轉移，大規模的低端製造業抗爭已經從沿海轉移到中國內地或其他國家；產業升級意味着產業重整，和一批新的勞動力的集結，可能催生新的抗爭方式；另一方面平台經濟、服務業吸納低端製造業轉移帶來的剩餘勞動力，服務行業工人的抵抗也逐漸顯著。

疫情後，中國經濟增長遲緩，可以預見，短期內服務業吸納剩餘勞動力的能力將逐漸下降。剩餘勞動力的增加將惡化勞動者的生存困境。其中最為明顯的是，零工化趨勢愈發明顯。當大量勞動力涌入零工市場，零工的勞動處境將更加不樂觀。

如同2023年低端製造業罷工潮所展示的，在經濟暫緩，就業艱難階段，工人行動和反抗面臨着更大的限制。隨着製造業的產業升級，勞工零工化，大規模集體抗爭將顯著減少。再加上，長期以來，服務業工人的集體行動面臨着工作空間的零散化、勞動力分散帶來的限制；這些都對未來中國工人的行動提出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