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評美斯事件：當「中國」為「香港」討回公道，是香港故事的成功還是失敗？

2月4日下午，是國際邁亞密對陣香港聯隊的友誼賽。非球迷如我無聊開電視，才知道這場全城矚目的盛事直播。

節奏明快，互有進球，上半場比賽很精彩，我看了半場好球，後來要出門便忍痛割愛下半場。到再看手機時，劇情峰迴路轉，美斯（台譯：梅西）不但缺席賽事，賽後也沒有頒獎、發言、合影，引來高價買票的球迷噓聲四起，高呼「回水」「Refund」；港府同樣不滿，一夜連發兩個聲明，表示對主辦單位感到極度失望，指他們「欠球迷一個解釋」，或會扣減贊助款項。

港府比任何時候都需要這場國際球星的商業表演賽，為今不如昔的城市地位和低迷的經濟增添信心，豈料這盛事竟以「好事變成壞事」的方式結束。更火上加油的是，數天後的日本之行，美斯不但笑容滿面出席不同活動，還在友誼賽中後備披甲30分鐘，其態度和表現判若兩人。

在日本上場後，這件事慢慢從發生在香港的商業事件，上升到中國輿論圈的民族主義事件：中國輿論聲援香港，官方亦取消美斯中國行活動。這種方式前所未見，且有「討回公道」的效果——原本未透露退款的主辦方 Tatler Asia 終於將提供50%的退款。弔詭的是，中國以這種方式聲援香港，真的是港府所樂見的嗎？與香港眼下重新打造「亞洲國際都會」的策略一致嗎？

在政府角度，港府希望藉美斯之行說好香港故事，宣揚香港作為「亞洲盛事之都」和「國際盛事之都」的定位，事情發展至今卻是重新確認和突出香港是「中國香港」的形象。可以說，這是政治正確的勝利，同時也是政治宣傳的失敗。

說好香港故事：亞洲盛事之都

在如今看來，美斯事件已被高度政治化，但從一開始，美斯訪港就有政治意味，這是理解整個事件的起點。在後國安法、疫後經濟不似如期之際，港府的施政重點是「說好香港故事」，提升香港的形象，宣揚香港「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而球王美斯訪港，既是「非政治化」的站台，也能造勢 ，無疑能帶來正面的香港形象宣傳。

值得注意的是，美斯訪港要突出的香港形象是「亞洲盛事之都」。在1月的記招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說，「這次旅程將會是國際邁阿密首次出訪亞洲，香港很榮幸可以成為其中一站的城市，反映了香港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吸引力。我知道不少來自大灣區以至東南亞的朋友將會專程來港欣賞這場比賽。」2月份美斯抵港時，楊局長同樣表示，國際邁阿密是次訪港，正反映香港是一個舉辦大型盛事的好地方，也反映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我希望可以再次讓更多人注意到，香港作為亞洲盛事之都，國際盛事之都的位置。」

雖然楊的發言提及大灣區，也將活動與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聯繫起來，而活動也必然吸引中國內地的球迷，但政府的整體宣傳基調似乎並非要突出香港的「中國性」，而是強調其「國際性」，希望籍國際巨星的國際關注，吸引外界留意香港是「亞洲盛事之都」、「國際盛事之都」。

在這種宣傳目標下，港府高度重視，不敢怠慢，極力打響這項盛事頭炮。這次活動獲港府的「M」品牌認可，政府向主辦方 Tatler Asia 提供 1,600 萬港元的配對撥款、直接場地資助和一系列配套支援。根據指引，涉及「M」品牌資助活動應至少提前6個月申請，但國際邁亞密在去年12月才決定來港，政府亦「特事特辦」，很快就完成審批。據《香港01》報導指，港府在賽事前更要求美斯在維多利亞港遊船河、參觀啟德體育園等活動向國際宣傳香港，只是國際邁阿密拒絕。

在美斯失場之前，球賽活動可謂成功，亦在一定程度向國際受眾宣傳香港。雖然表演賽門票價錢由港幣 800 元至 4880 元不等，被指是天價門票，但仍吸引高達 200 萬名球迷搶購，並在開售1小時內售罄。這速度更令臉書專頁有約 6000 萬追蹤者、IG有 8600 多萬人的國際邁亞密老闆碧咸在社交網站上作驚訝和肯定之狀，並上傳多張在港參加活動照片——這種國際名人的香港曝光，勝過官員的千言萬語。

從問責邏輯到政治邏輯

然而，美斯的不上場、不發言、不領獎扭轉了整個事件的走勢。在比赛結束之後，港府和球迷站在同一陣線，嚴詞追究責任，並檢視是否扣減贊助款項。而外國傳媒和網民，也大多同情球迷的遭遇。

在事件的初期，輿論主要遵循的是問責的邏輯，公眾關注美斯是否真的受傷；美斯、主辦方和球隊的責任誰屬；主辦方和球隊何時確認受傷的消息，有沒知情不報和欺瞞。更具體地說，美斯缺席有沒有違背商業合約。

主辦方 Tatler Asia 是矛頭所向，被指無主辦大型體育賽事的經驗，藉此活動賺大錢。在2月5日的記招上，Tatler Asia 也只是宣讀新聞稿，表示撤回 1600 萬港元公帑申請，並未就事件道歉，亦並無退款安排。

美斯之心無人知，不過在香港輿論中，不少聲音有幸災樂禍的意味，指美斯是「軟對抗」，因為他不與特首李家超握手，是故意不給面子特區政府；又有人翻出2017年美斯寄過一張親筆簽名照給劉曉波的往事。反駁「軟對抗」的觀點則指美斯過往亦有「不良心」的表現，政治洗白需要大價錢，港府大概是沒有給夠錢罷了。同樣有政治化聯繫的，在親北京的報刊見到，如《大公報》在2月5日的社評質疑：「美斯到底為何無法出場、是否受到什麽壓力，現在還是個謎，但事件再次提醒各界，香港發展往往受制於外部因素。」——這些聲音在美斯日本出戰之後更加放大。

在抵達日本後，美斯曾在2月6日出席記者會，表示在香港友誼賽缺陣實屬不幸，他早前於沙特踢友誼賽時感到大腿肌肉不適，沒有受傷，但來港出席公開操練後，持續感到不適，因此未能於比賽當日上陣；他對未能參賽表示遺憾，希望有機會再來港比賽。在2月7日的日本友誼賽前，美斯又在微博發文，再次表示他的腹股溝有傷，遺憾因傷沒能出場，期望有機會回來為港球迷傾力比賽。

這些回應在美斯上場後顯然無法平息眾怒，亦令輿論繼續發酵，而且事件慢慢從問責邏輯升溫至政治邏輯。中國官方媒體和自媒體的關注漸多，並伴隨個別地方政府的抵制行動。到了這個時候，美斯事件已不單是香港的商業糾紛和輿論事件，而是一宗中國簡中圈的民族主義事件。

「中國」聲援「香港」

《人民日報》旗下的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率先打響輿論戰幔，將矛頭指向外國勢力。在2月7日晚接近午夜，《環球時報》發社評，指梅西和邁阿密國際隊的做法罕見，解釋無法服眾，不排除其做法「有政治動機，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經濟，有外部勢力故意要藉此讓香港難堪。」

雖然《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同時指出，聲援香港需要，但要把握量級，美斯的事配不上大規模發酵，但內地社交媒體隨後出現一波收割民族主義情緒的流量文，矛頭指向美斯事件背後有反華的政治動機。例如，《球星梅西，淪為美帝的一顆子彈》、《梅西背後的驚天博弈》、《梅西惹怒中國球迷，凸顯反華勢力4個特徵》這些文章都是微信公眾號的10萬+爆款文章。從微信指數來看，討論美斯事件在2月8日後大增，達到頂峰。

隨著內地輿論風向轉變，香港亦出現狙擊美斯的政治化言論。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在7日晚於社交平台Ｘ發文，批評美斯的謊言和虛偽令人厭惡，以後不應讓美斯再來港，「港人憎恨美斯、國際邁阿密及幕後黑手有計算地冷待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亦在網上發文，稱美斯明顯是落特首的面，侮辱特區政府，反問「如果這不是辱華，又是甚麼？」

另外，中聯辦迂迴控制的《大公報》和《文匯報》同在8日凌晨加入輿論狙擊，前者表示「回顧國際邁亞密及美斯在港的種種不正常表現，不能不令人質疑這背後有什麽不可告人的秘密。」後者則指，「說不是有神秘而巨大的幕後黑手在精心布局，恐怕無人相信。此幕後黑手為打擊香港，無所不用其極。」

在2月8日的頭版，《大公報》更報道國際邁亞密的老闆之父親曾效力美國中央情報局，意有所指。無獨有偶，同日《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人物》刊登文章，標題為《梅西老闆的身世曝光！和中情局有關？》

事已至此，儘管中國並無官方大報大媒體（如《人民日報》、新華網、中國新聞網）狙擊美斯，且簡中輿論尚算多元，很多文章認為「讓商業的歸商業」，「違約就說違約，扯辱華就太扯了」，但中港兩地上綱上線的輿論已呼應、合流、放大。就算政治化的言論不是主流，但上綱上線的聲量巨大，構成龐大的輿論壓力。美斯代言品牌受壓，蒙牛微博撤美斯海報，而赤水河酒的社交帳號和直播間亦被留言「洗版」，有網民表示不與美斯解約就抵制。

除此之外，政府亦取消美斯的訪華行動。在2月9日晚，杭州市體育局宣布，阿根廷國家隊 3月杭州行取消，原因「眾所周知」，「該賽事舉辦條件不成熟。」2月10日，北京市足球運動協會稱，近期不少球迷和網民查詢阿根廷球王美斯到北京比賽的消息，協會表明，北京目前「沒有舉辦美斯參加的相關比賽計劃。」

一場發生在香港的商業事件，隨著「中國」的聲援，已成為一起民族主義事件。

到底是「中國香港」

從球迷和消費者來看，事件扯上政治後似乎威力大增，成功施壓主辦方回水。在2月5日的記招，Tatler Asia 並未就事件道歉，僅稱感到遺憾，會退回政府1600萬資助。若不是中國輿論聲援，美斯事件可能停留於此。但在2月9日，Tatler Asia 的態度轉變，向球迷道歉，宣布將向觀眾提供 50% 的退款，並公開舉辦這次活動的損益表，顯示從淨賺 1300 萬倒蝕 4300 萬。

儘管港府在事件的初期姿態較高，但相信在政府的情景計劃（Scenario planning）裡未預料事件最終演變成中國聲援香港、幫助香港取回公道的事件。但這件事弔詭之處是，事情升溫至成「民族主義事件」未必是港府所樂見，而中國聲援香港亦從未思考香港方面的意願。

根據政情報導，政府內部有聲音認為，不宜在此事上狙擊力度過猛，若對主辦方和球會反應太激烈，對往後其他機構承辦在港盛事的意欲，亦可能有打擊。 另外，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表示，「如果郁下就將事件提升至政治層面，咁就無可避免，一定會影響到香港喺國際間嘅名聲啦，呢方面我哋係要留意嘅。」（「如果動輒就將事件提升至政治層面，那無可避免，一定會影響到香港在國際間的名聲啦，這方面我們是要留意的。」）

這些聲音對現任政府官員來說當然不能公開明說，但相信政府內部或多或少都有此顧慮。然而正如2019年路透社公佈的林鄭錄音所言，一旦一個問題被提升到國家層面，行政長官的操縱空間非常有限——港府在事件初期的高調發聲之後，只能主力跟進消費者權益問題，其餘能做之事就未必全在自己算盤之中了。

最後，讓我們回到美斯訪港的初衷。這次活動本來是宣揚香港作為「亞洲盛事之都」‘「國際盛事之都」的位置，但事件變成民族主義事件後，無疑重新確認和突出香港是「中國香港」的形象。在2020年，政府委託顧問做了一份「香港重新出發」研究，用意是在反修例運動、港版國安法立法和新冠疫情後，推廣城市品牌，使香港重新與世界接軌。這份報告有個有趣的發現，「中國」是重塑香港形象的雙刃劍：聯繫到中國經濟增長、市場入口（market access）是正面，聯繫到「政治影響」同「（國家）安全」就是負面。也就是說，港府當然要在某些政治語境中強調「香港」是「中國香港」，但有時也要在國際形象中與「中國政治」保持微妙的不同和距離。

在這次事件中，香港顯然和「中國」的「政治影響」硬掛鉤。在這個意義上，美斯失場事件是政治正確的勝利，但也是政治宣傳的失利。而這個事件並非影響一時，很可能會在國際社會的認知中留下深刻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