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殖民印度的歷史評析：殖民統治到底給印度帶來了什麼？

近現代，在每一個後發展國家，幾乎都有一番爭論——那就是該不該接受外來西方文明，怎麼接受？比方說，十九世紀，在德意志，有浪漫主義與啓蒙主義之爭，在俄羅斯，有西化派與斯拉夫主義之爭。到了二十世紀甚至是在現在，各國各種形形色色的國粹派仍然在跟西化主義者爭論。

在這些爭論中，有些西化主義者發出了這樣的激烈言辭——「我們應該歡迎西方的殖民主義，舊世界太污濁也太穩定了，只有讓度國家主權才能改天換地」。這當然引發了相當多的民族主義者的批評，在一個西方自由主義者普遍反思殖民主義之禍的時代，也顯得不合時宜。

幸好，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東西，叫歷史案例。本文所展示的歷史案例就是印度，畢竟，如果從17世紀算起，印度確確實實是被殖民了三百年。那麼，英國的殖民統治到底給印度帶來了什麼？印度人自己又是怎麼看待這個降臨在他們頭上的征服者的呢？

一、英國對印度的影響

從史料上來看，在東印度公司時期，英國對印度的榨取，比之後來似乎是要更粗暴一點的。

讓我們先看第一個問題：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到底給印度帶來了何種影響？

印度學者拉詹（M.S. Rajan）在一篇發表於1969年的文章中列舉了英國統治的影響：一個受過歐式教育的新型知識階層與現代取向的文化；一個現代政治意義上的統一的印度國家和民族（儘管最後出現了印巴分治，但不再有孟加拉人、馬哈拉斯特人或泰米爾人之分）；議會制政府體系、憲法與普通法（及統一法律體系）。當然，他也含糊的提到了「英國統治下印度經濟發展不足或發展不平衡」。

英國的保守主義歷史學家弗格森在《帝國》一書中的觀察則是，英國在印度的統治當然有自己的私慾，但如果同其他統治者相比，那麼即使沒有功勞，至少也有苦勞。在負的一方面，發生了若干次死亡百萬級別的大饑荒。在1868年至1930年間，印度外流的財富年均為國民生產淨值的1%。1757年至1947年，英國的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347%，而印度只增長了14%；但在另一方面，英國也對印度進行了大量投資——到1914年，英國在印度的投資額達到了4億英鎊，英國人將印度人受灌溉的土地面積擴大到了原來的八倍（在在莫臥兒王朝時代，只有5%的土地受到灌溉）。在1820年至1950年期間，印度人的平均壽命增加了11年（從21歲到32歲）。此外，英國至少為印度的受西方教育階層提供了一個進步的契機。

對上面這些說法，左右兩端都有更激烈的意見。印度獨立後，一位印度作家喬杜裏（Nirad C. Chaudhuri）在他的著作《一位無名印度人的自傳》（丘吉爾覺得這是他讀過的最好的書之一）的扉頁上如此寫道：

「為了紀念大英帝國在印度統治，它臣服我們，卻沒有給我們公民權。對此，我們每個人都提出了抗爭——Civis Britannicus sum（我是英國公民），因為在我們的記憶中，所有美好而鮮活的東西也是由同一種英國統治所產生、形成和激活的。」

在另一端，印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烏薩·帕特奈克（Utsa Patnaik）的評估則是，在大約200年間的殖民統治中，英國從印度人身上吸走了44.6萬億美元財富。假如她的評估是真的，這可真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數字。

綜合閱讀下來，我決定採信更謹慎、中庸一些的說法（以下只說經濟，因為經濟最好說）：

從史料上來看，在東印度公司時期，英國對印度的榨取，比之後來似乎是要更粗暴一點的。法國駐倫敦大使夏特萊伯爵（Comte de Chatelet）曾寫道，「歐洲幾乎沒有國王比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更富有」。在1757年普拉西戰役後，印度莫臥兒王朝將孟加拉的徵稅權交給了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預計能夠從孟加拉徵收300萬鎊的稅款（他們確實也是這麼做的，據說有時會逼迫農民交出1/2的收穫所得）。

毫不奇怪的是，隨着東印度公司開始做起政府生意（成為食稅者）之後，東印度公司的股東不安地發現，儘管在一開始這推高了股東的盈利和股票的價格，但是很快（十數年後）公司就轉為虧損，需要獲得英國政府的大筆財政救濟。這既是由於東印度公司行政與軍事開支的迅速增長（這是成為政府的必然代價），也是由於公司管理層的迅速腐化造成的（同樣也是成為政府的必然代價）。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批評東印度公司鼠目寸光，以商人的眼光來統治國家，完全是聚斂無術。

完全可能是鑑於東印度公司的教訓，當英國政府接手了東印度公司的管治權之後，英國的收入來源就從貢賦轉向了貿易與投資。在十九世紀晚期，典型的印度國際收支表是這樣的：在1898年，印度的淨出口數字佔其 GDP 的1.14%，隱形支出（英國公司和英國企業家、技術人員和僱員匯回國內的利潤和匯款）佔其 GDP 的2.5%，外國投資佔其 GDP 的0.31%。

還有一項開支，叫做 Homes Charges，這佔到印度GDP的1.71%。Homes charges 是否構成了英國對印度的剝削，是件衆說紛紜的事情。這部分轉移到英國的資金被用來清算舊的公司股票，償還投資債務（尤其是鐵路投資），提供印度辦事處（印度政府設在倫敦的代理人）的運營資金，為印度購買物資，以及支付退休公務員的養老金。批評者認為這是赤裸裸的剝削，為此還提出了一個專門概念——「Drain」（譯作「財富流失」或「抽水理論」）。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這可以看成是一筆服務費，靠它印度可以以較優惠的利率獲得貸款、技術與人員支持（當然，這筆服務費是不是有溢價，是另一回事）。

印度對英國的價值倒是有兩件事超越直接的經濟效益，是可以被看成是剝削的，第一是英印軍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支軍隊由20餘萬人構成，其中三分之二的開支是由印度的稅收來支付的。這隻軍隊被英國調往全球各處為英國的利益而戰。比如說在中英第二次戰爭中，有近17000名印度士兵被用來對中國作戰。第二則是全球派遣的印度勞工。這些印度契約勞工為英國的全球生產與建設提供了必要的勞動力。

如果撇開這些超經濟收益不談，從上述數據來看，在1898年，印度在英治之下外流了其國民財富的1.05%（如果不把 home charges 考慮進去的話）。印度經濟史學家喬杜裏（K. N. Chaudhuri）的估算是，加上所有，從印度流向英國的財富比例不會超過這一時期（1898-1914年）印度國民收入的5%。另一位印度經濟史學家巴拉坎德蘭（Gopalan Balachandran）的估計也在每年的1%到2%之間。從這個角度看，在經濟上，印度在英國治下確實是在緩慢失血，但似乎還沒有到「被切開的血管」的程度。

當然，英國的殖民統治無論如何不能用優良來形容。拿大饑荒來說，《劍橋世界食物史》一書中提出，在南亞過去的2500年間，有史可查的大饑荒有90多次。其中三分之二發生在1700年之後，正好是英據時期。該書的結論是「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毫無疑問是這個國家的饑荒時代」。上千萬人在這些饑荒中死去。

通常認為，英治時代的大饑荒是由以下幾個因素綜合影響而成的：印度的固有地理生態（印度缺水，是的，你沒看錯）；印度被捲入全球市場，鴉片、大米、靛藍和棉花等農業產品的出口是大英帝國全球經濟的重要一環，而這既擠佔了農業用地，也減少了本地糧食儲備。最後一個，但並非最不重要的因素——英印政府漠不關心的行政政策。

1877年，在德干高原發生了一場大饑荒，550萬人喪命。當時的英國總督是利頓勳爵（1876年至1780年任職），一個頑固的保守黨人，相信自由市場的力量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饑荒期間，他堅持繼續向德干的農民徵稅，並同時出口糧食。利頓對報紙上刊登的村民骨瘦如柴的照片無動於衷，他宣稱：「僅僅是痛苦並不能成為開啓救援工作的充分理由。」這種態度與處置並非孤例，思之仍讓人齒冷。

「英國殖民統治並沒有直接幫助印度的工業化，但它也沒有試圖阻止」。

不過，當印度經濟史學家提爾桑卡·羅伊（Tirthankar Roy）在研究英國統治給印度所帶來的經濟影響時，也指出了另外一個思路。他認為不必去管英治政府的用心善惡與否，只看其國家能力與施政方向就好。他認為，一，英印政府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小政府，比如說在1871年英印政府收入佔印度國民收入的比例為2%（1920年至1930年，政府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例從3%至5%）；二，這個小政府以奉行市場自由開放原則為要旨，這導致印度市場幾乎不受管制（也不受保護）；三，英印政府夠強大，壓服了所有的地方力量；四，它是一個全球體系的一部分，它主要的興趣並不是通過強制手段從印度獲得貢賦（所以沒有掠奪土地和強制勞役），而是自由貿易。簡而言之，「它是一個規模小但軍事實力強大的政府，它利用權力來保持貿易路線的暢通，擴展貿易路線網絡，從而維持和擴大世界範圍內的市場一體化」。

這套體系當然是為英國人的利益所設立的，但是也為一部分印度人提供了獲利的空間。由於英國在印度的投資，由於英國對商業自由和法治的堅持，使得印度本地的資本主義得以出現。是的，在十九世紀早期，在沒有得到關稅保護的情況下，英國先進的棉紡織工業打垮了印度的手工業（情況之慘烈，以至於本廷克勳爵有了「織布工人的屍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的說法），使得印度的出口品從棉紡織品變成了其他初級農業產品。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晚期，隨着一部分印度商人從英國引進機器和技術，學習英國工廠的經營，就扳回了部分局面。到了1914年，印度的棉紡織工業已經是世界第四大，基本由印度商人運營，併成功的與英國產品進行了競爭。

羅伊的觀察是，「英國殖民統治並沒有直接幫助印度的工業化，但它也沒有試圖阻止」。 以印度最大的企業集團塔塔集團的創始經歷為例，其創始人賈姆希德吉·塔塔（Jamsetji Tata）1858年畢業於埃爾芬斯通學院（一所英國人開辦的土著教育學院），之後他加入了父親的貿易公司。在1868年，他從英印政府那裏獲得了一份利潤豐厚的軍糧合同（當時英國人正從印度調兵進軍埃塞俄比亞），從而獲得了足夠的起始資本。之後他從英國訂購了先進的紡織機械，也引進了技術人員，建立了幾家棉紡廠。1907年，他的兒子創建了塔塔鋼鐵公司（之後又建立了塔塔電力公司和印度科學院），並很快成為印度鋼鐵的主要供應廠商（佔據了四分之三左右的印度市場）。

相對工商業而言，英國的小政府及貿易自由開放政策對印度農業和農民來說，就很糟糕。印度農業的惡劣狀況跟印度農村極度缺乏基礎設施有關，而英國人秉持小政府姿態，其公共投資主要集中在灌溉運河、公路、鐵路和電報系統上。印度的農業因此無法得到必要的支持。而印度大饑荒的反覆生成，也跟英國官員頑固的古典市場經濟自由觀是脫不開干係的（英國官員堅持認為允許自由的區域間貿易即可以防止飢荒，而國家的責任只是使這些貿易得以發生）。

但是，英國官員秉持的「貿易自由即可防止飢荒」觀點也不全然為錯。《劍橋世界食物史》指出一個現象，進入了二十世紀之後，除了1943年的孟加拉大饑荒之外，在歷史上週而復始的印度大饑荒就停止了。現代學者通過數據統計，發現這是由於印度鐵路網的擴展造成的。更便利的交通降低了糧食運輸成本，從而使得自由市場終於開始起到了救濟饑荒的作用。

總之，羅伊認為，（1856年之後的）英國殖民主義對印度的影響正負交織，成也小政府，敗也小政府，它對印度不同地區、不同人群、階級和產業的影響是不一的。「殖民主義和全球化幫助了企業發展，減少了死亡率，使農村貧窮，而且根據某些標準，使婦女的處境更加糟糕。」

讓我們回過頭來再考慮一下控辯雙方的說法。

在控方一邊，印度民族主義者的一種說法是，根據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計算，在18世紀初，印度在全球經濟中所佔的份額是23%，相當於整個歐洲的總和，但是當英國離開印度時，這一比例已經下降到了3%多一點，這足以證明英國200年的崛起靠的是它在印度的掠奪。但我覺得這個說法並不是非常能說服我，因為同樣根據麥迪森的計算，中國在1700年全球佔比也是22.3%，1952年則落到5.2%（中國和印度GDP的絕對值還是在增加的）。中國和印度經濟幾乎是同步跌落，而中國在這段時間之內基本上還是一個獨立國家。所以印度全球經濟地位的下降看起來不像是說明了殖民統治之惡，倒更像是在顯示西方社會的工業化做大了全世界經濟的盤子。

辯方一邊則稱，相比起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亞的榨取來說，英國的統治絕不算酷虐（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考慮到從印度轉移到英國的財富並不足夠大，不能把印度經濟發展的落後怪到英國頭上。但這個說實話也不夠有力，這隻能說明英國對印度的剝削沒有那麼大，但並不能說明印度在英國治下沒有受到更多的附帶損害。印度經濟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陷於停滯狀態，總不是假的（雖則在不同方向有所發展）。

那麼，沒有英國的殖民統治，印度是不是能過得更好？很不好意思，到現在為止，學者們仍然莫衷一是。 但莫衷一是本身就能說明部分問題。

二、印度人如何看待英國統治？

當印度人開始表現得跟英國人一樣的時候，英國人的第一反應是厭惡。

那生活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人會怎麼看待他們的統治者和這個帝國呢？

有一件事大概是真的，那就是在英國治下受害最深的人——農民，反而沒有什麼想法。有這樣一則笑話，那就是印度獨立之後，一位印度政治家到農村展開競選時宣稱，是他的政黨驅逐了英國人，使印度獲得了獨立時，一位農民天真地問道：「但英國人是什麼時候來到印度的呢？」

地方上的王公和舊人物呢？ 「對於王公們來說，真理的時刻在1857年來臨，當時大多數人選擇成為傀儡而不是烈士。……（而地區精英中）的大多數都不可避免的忠於英國統治……他們從合作中獲益良多。」 這指的是地方精英為政府徵稅，充當非官方的地方行政人員和協調者，從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英國人既授予名望，同時又把土地所有權交給了他們。

對英國感受最複雜的人，可能是那些在英國統治下相對獲益最深的人——商人。對他們而言，孟買和加爾各答不僅僅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前哨與堡壘，也是貿易自由、國際化和一種嶄新文明秩序的先驅。相對於莫臥兒王朝的皇帝和各種地方王公、軍閥，英國人也許是傲慢和專斷的，但很難說是暴虐與不可捉摸的。因此，他們自然而然的在英國的統治中看到了提升自己社會地位、保障財產和生命安全的機會。

在歷史上，很多帝國都有把自己的文化與語言強加於外人的衝動，但在英印這裏卻不是這樣。儘管英國人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有了革新印度社會文化的念頭，但是鑑於資源有限，英語文化教育基本上是由印度人自己開辦學校、自行聘任老師來進行的。「到1888年，……印度人對西方教育的渴望已經使得教育系統的擴張產生了自身的影響，因此不管有沒有政府的支持，教育系統都可以發展壯大。在1881年和1901年之間，印度高中和學院中的英語教育學生數增長了三倍。」從近十五萬上漲到了四十二萬人。不過，這一受教育階層在地理上分布並不均勻。三個沿海地區——孟加拉、孟買和馬德拉斯——要遠遠高於內陸地區。這些地方由於出現了大量私人企業，對受過現代教育的學生的需求就比較高。

最初，這股學習英語的勁頭讓英國人高興，接下來則讓他們尷尬。在1820年代到1850年代之間，英國在印度執行了一條改革主義路線，比如，輝格黨歷史學家、政治家麥考萊（Thomas Macaulay）在1835年呼籲將一批印度人轉變為「在品味、觀念、道德及思想方面的英國人」。 原因之一——「與文明人做生意比管理野蠻人更有利可圖」。但1857年印度大起義將上面這種改革主義路線一掃而空。英國人吃驚又沮喪的發現，他們的改革措施並沒有引發印度民衆的擁護。一位官員寫道：「我們按照設想為改善狀況所作的努力，並沒有得到……村民的感激。……因此，總督認為，這些村民不該得到我們的關心。」另一位官員則把英國人的做法比作羅賓漢劫富濟貧，苦澀的得出了一個結論：「羅賓漢成功地獲得了那些他給予好處的人的青睞。我們則設法讓他們像被我們掠奪了一樣充滿敵意。」

既然放棄了改革理想，那麼最方便的話術就是「印度人和我們天生不一樣。」而當印度人開始表現得跟英國人一樣的時候，英國人的第一反應是厭惡。帝國史學家梅特卡夫說道：「英國人尤其厭惡受過英式教育的印度人，這些印度人被統稱為巴布。英國人的這一尊稱相當於英國的先生，英國人將這一頭銜變為一種蔑稱，用以指稱那些力圖模仿英國模式的不值得尊重的人。這種傲慢態度的背後隱藏着一種未說出口的、焦慮的恐懼。巴布對英國行為方式的模仿，提醒着英國人那種英印之間的相似性的存在，而這種相似性是英國人一直在力圖否認的。」一位英國官員抱怨道：「在立法委員會中沒有比大量受過教育的孟加拉本地人更危險的因素了。」 索爾茲伯裏勳爵甚至說道，這些巴布「在平靜時期只能是反對派，在動亂時期只能是叛亂分子」。

諷刺的是，正是這些英國人所厭惡的人在充當英屬印度政府的基層行政人員。因為英屬印度政府是一個小政府，從1830年到1900年間，在該政府任職的英國官員都穩定在800人到900人之間（1939年，這一數目是1384人），所以他們需要這些人的輔助——他們是合格的翻譯，他們所受的教育也使他們適應英國人的行政風格，而英國人所偏愛的本地貴族階層對政府工作所能提供的薪水和社會聲望都無動於衷。

英國人不安的發現，他們既鄙視那些巴布，同時又離不開他們。他們不得不與這些人保持着尷尬的距離，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居住環境中。這些英國人實際上發展出了一套種族隔離的實踐（儘管沒有制度化）。1883年，一位在英國以進步思想聞名的印度總督（裏彭侯爵），下令准許讓印度裔法官審判白人被告，這幾乎引發了一場白人暴動，這位總督不得不尷尬地對他人承認，「這件事應該怪我，我在印度居住了兩年半，竟沒有發現英國僑民對其周圍當地人的真實態度。我現在知道他們了，這個事實讓我預感到，這個國家的未來可能沒有希望了。」

到了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這些「新印度人」開始感覺到英國整體治理思路的轉移，以及對對自己前途的損害，這使他們普遍產生了挫折情緒與相對剝奪感。

所以到了十九世紀晚期，我們能看到這麼一種詭異的現象：在印度的英國人讚美印度的傳統文化，抱怨印度人不知感恩，濫用教育與司法，希望印度人能夠堅守自己的傳統文化與社會形態。而孟買和加爾各答的印度商人、律師和記者則對這種「英倫東方主義」不屑一顧，非要學英語、近歐洲不可。他們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英國去就學，在城市裏開辦棉紡織廠、鋼鐵廠和銀行，興辦報紙。他們還進一步指責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並不「英國」，要求獲得「英國人」的權利（這包括新聞自由、司法公平、地方自治和責任政府）。

有趣的是，許多學者都指出，印度的族群、語言、宗教、社會傳統和政治在歷史上極度分裂，導致這片大地上的人很難出現某種統一意識。正是由於一部分精英人士掌握了一門外來語言（英語）和一種世俗政治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和一種新的大衆通訊手段（新聞報紙），他們才日益把自己看成是一種人——印度人。英國商人兼學者格里菲思（Percival Grif-fiths）曾擔任英印政府的公務員，在其著作中甚至如此斷言，「事實非常清楚，在英國統治之前沒有印度民族」。印度人自己恐怕也曉得這個道理，一位印度民族主義者帕尼卡爾（Sardar Panikkar）曾經如此盛讚麥考萊在十九世紀初中葉將英國文化與教育引入印度的建議：「正是這個人的天才，狹隘的歐洲主義，自滿的英國偉大感，賦予了我們所知的現代印度生命。」

作為英國統治的受益者，最開始的時候，這些「新印度人」的想法是改革（如同加拿大人和澳洲人一樣）。1852年，一群孟買人（其中包括了葡萄牙人和猶太人）成立了孟買協會，印度最初的民族主義者達達拜·瑙羅吉（Dadabhai Naoroji）——日後他將被尊稱為「偉大的老人」，也會成為英國國會議員——如此發言道：「在我們現在的政府統治下，我們享有印度居民在任何本地君主統治下都很少知道的自由和繁榮，這個協會要做些什麼呢？……我們必須考慮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以確保我們自己的利益，同時保持我們與政府之間的良好諒解。」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這些「新印度人」開始感覺到英國整體治理思路的轉移，以及對對自己前途的損害，這使他們普遍產生了挫折情緒與相對剝奪感。印度國民大會的催化劑就是前述白人暴動事件，一位持進步理念的英國官員在總督的支持下，給加爾各答大學的畢業生寫了一封公開信，鼓勵他們組建一個國家復興協會。1885年，第一屆印度國民大會得以召開。當時的英國總督樂見其成，認為政府不知道人民在想些什麼是危險的，這樣一個協會能成為「釋放巨大且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的安全閥。在成立的前十年裏，國大黨每年在聖誕節期間開一次會，其成員主要是律師、記者和公務員。會議以英語進行。不出意外，國大黨的主要訴求是擴大立法會的規模，改革印度公務員招聘制度，讓印度人能有平等機會，以及重新徵收棉織品進口稅。

一般認為，「新印度人」情緒的轉折點發生在1903年。當時，印度總督寇松勳爵宣布，將把孟加拉一分為二。對同時代的許多人而言，寇松都讓人難以忍受。他可能是有才華的，但肯定是過分自信，獨斷專行的。

他是一個保守黨人，對印度該如何治理有自己的看法。他相信應該重建印度的舊秩序。關於這一點，他跟弗雷德裏克·盧格德（Frederick Lugard）意見一致，那就是「在一個變化無常的世界裏，維持傳統統治階層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堡壘作用……真正重要的問題就在於社會地位。」即英國應該遵守各個古老帝國的傳統行事規則，搞精英合作，而非希冀推行什麼政治與社會改革。他對印度王公青睞有加，對孟加拉的新式知識分子卻相當敵視。

分割孟加拉的政策就是為了削弱「新印度人」的影響。在寇松看來，「國大黨操控的觸手就是從加爾各答這個中心地帶伸出的。」當時的孟加拉可分為東西兩個部分，東部穆斯林占主導地位，在西部則是印度教徒占主導地位。國大黨控制在印度教徒手中，以加爾各答為大本營。很自然的是，加爾各答的「新印度人」予以了激烈的回應。1905年，孟加拉分治開始，激烈的示威活動幾乎立即在印度東部的許多城鎮爆發，國大黨領導人敦促人們抵制英貨、購買本地商品。更有甚者，極端分子開始進行暴力襲擊——警察驚訝地發現一起炸彈襲擊的背後主使是加爾各答高等法院的一名律師，二十多名從犯則統統是社會上等階級成員。

當然，「新印度人」也不是鐵板一塊。溫和派希望印度能成為加拿大和澳洲那樣的自治領，激進分子如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則鼓吹使用暴力手段以實現獨立。1907年，國大黨因此而分裂。在這些事件之後，英國人也做出了一定的妥協，進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如1909年出台了《印度議會法案》，增加了印度人在地方和中央的立法機構中的席位，還在1911年取消了孟加拉分治政策（但也將印度的首都從加爾各答遷往德里）。在以後，這些改革將會逐漸把政治權力轉交到印度本地人手中。

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英印雙方的爭執劃下了一個休止號，國大黨並沒有利用這次機會要求獨立，而英國政府在動員印度的人力、物力為自己而戰的時候，也委婉的承諾會在戰後實現印度的自治。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也結束了英印雙方的友好期，英國雖然有所改革，但也加強了鎮壓手段。甘地對英國的失信非常之失望，發起了非暴力抗爭活動。

聖雄甘地本人在此時及之前，都以一個溫和的民族主義者的形態出現。他1869年出生於一個小土邦的貴族家庭之中，19歲去了英國讀法律。畢業之後被一位印度商人邀請到南非擔任其法律顧問。1894年，他乘火車前往比勒陀利亞，被南非白人趕下了火車（他買了一等座，但根據南非法律，印度人被視同黑人，只能乘坐三等座）。在接下來的20年裏，甘地就在南非為15萬印度移民爭取權利。從以上事蹟來看，甘地本人就是大英帝國印度政策的自然產物。

1915年，他回到印度，很快就成為國大黨的當然領袖，他成功的將國大黨轉變為一個有群衆基礎的黨派，而非只是一小撮精英的影響團體。但此時他仍然是一名效忠派，此時他對英國統治的反感遠遠沒有1925年他在寫自傳時的強度。「他鼓吹受過教育的印度人在戰爭中要絕對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與政府合作，並強調他所認為的基本真理，即如果帝國滅亡，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政治抱負也會隨之滅亡。」1915年，當安妮·貝桑特（有愛爾蘭血統，社會主義者，也是國大黨第一位女性主席）希望在印度發動自治運動的時候，甘地告訴她，他不像她那樣不信任英國人民，也不會做任何可能在戰爭期間會讓英國人民難堪的事。甘地為英國招募了很多印度士兵。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也結束了英印雙方的友好期，英國雖然有所改革，但也加強了鎮壓手段。甘地對英國的失信非常之失望，發起了非暴力抗爭活動（罷工、絕食和祈禱），但在很多地方這很快這就演變成了群衆暴力。1919年4月13日，在阿姆利則，一名英國將軍決定用子彈來執行禁止集會的命令，這演變成一場大屠殺。泰戈爾因對文學的貢獻而被英王封為爵士，他以放棄這一頭銜的方式來抗議這場大屠殺。甘地宣稱：「與這個邪惡政府的任何形式的合作都是罪惡的。」在1921年，甘地決定發動公民不服從運動，即民衆有意識的切斷與政府的聯繫。從日後的歷史進程來看，這最終開啓了印度獨立之路。

但我們很難說是印度人從此時就下定決心同大英帝國分道揚鑣了。拿泰戈爾來說，1917年，他在美國發表了名為《印度的民族主義》的演講。在這場演講中，他認為，印度需要的不是「盲目的革命」，也不是「在社會奴役流沙之上的政治自由奇蹟」，而是「穩定的、有目的的教育」，是從內部開始的演變。印度的當務之急是社會和文化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我們應當承認，西方來到印度是幸運的事情……儘管西方可能認為它是乞丐，我也不想拋棄西方文明，閉關自守。讓我們緊密的聯繫起來。如果上帝認為需要英國作為這種交往和緊密聯繫的橋樑，我願意十分謙恭的表示同意。」他對印度民族主義的極端分子持有相當的懷疑態度，因為「堅持民族主義理想的人本身在社會實踐上卻是最保守的。」儘管這篇演講發表於1917年，但是在這之後他基本上保持了相同的立場。即使到了1941年，他嚴厲控訴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時，他也竭力指出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和反對西方文明之間的區別。

甘地本人當然比泰戈爾更偏向印度民族主義。但即使在1921年，他還認為在帝國之內實現自治是可能的。當時有一個英國人安德魯斯（Charles Andrews）是甘地的朋友，他是英國聖公會的牧師，也是一位社會改革家和印度獨立運動的積極分子。他寫了很多文章和小冊子，認為印度應該從英帝國脫離出來獨立，而甘地對此表示反對。安德魯斯對甘地抱怨說，「似乎你對我的同胞比我自己更有信心。」甘地回答說，「也許是這樣。」甘地這麼說也許是出於真心，也許是出於技術性考慮，但即使是後者，也說明甘地受到了一定的政治約束。一般認為，直到1928年，甘地的政治訴求還是實現印度的自治領地位（如加拿大和澳洲），儘管有勉強，他仍然把這個立場維持到了1939年。

三、結論？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對「印度人是怎麼看大英帝國」這個問題，如果不講政治正確的話，印度人自己恐怕也難以給出一個簡單的回答，因為英印之間並非簡單的壓迫/剝削敘事可以描述。

拿前面講過寫出《一位無名印度人的自傳》的印度作家喬杜裏來說，他就是一名典型的「巴布」/「孟加拉先生」/「新印度人」。他是律師之子，年輕的時候到加爾各答大學求學。他第一次來到加爾各答，就注意到了英國人的種族主義態度。他討厭當地的英國人，認為這些英國人明顯的傲慢又勢利。「他（所遇到的每一英國人都）為大英帝國在印度的衰落做出了巨大貢獻。就他在這個國家的工作和生意而言，英國人從他的祖國和民族那裏帶來了許多優秀的品質，但他在我們中間的居住似乎在他身上產生了一些非常讓人討厭的特質，就像我們野生紅狗身上那令人無法忽視的氣味一樣，這給英國與印度的關係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但喬杜裏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惋惜印度與英國的最終決裂。

這樣的矛盾言語當然可以看成是喬杜裏這一階層同英國統治者利益糾葛的產物，但恐怕同樣也反應了大英帝國在印殖民統治的複雜現實。

最後，讓我們根據印度案例再來考慮「殖民三百年論」的對錯。答案是，看情況。如果這個回答不能讓您滿意的話，那麼下面的言辭是一位生活在法蘭西帝國中的塞內加爾人所說的話：「歐洲不能同化非洲，但非洲需要同化歐洲。……非洲的精英需要同化法國的教育，就像一個人吸收他的食物。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吃菜和紅薯，不是要變成菜和紅薯，而是吸收它其中對身體有益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