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秋渠，中國政治研究者）
2018年7月，當中國的#MeToo運動引起的網絡激辯正火熱進行時，學者劉瑜在個人微信帳號的一條朋友圈曾將爭論推向了一個高峰。劉瑜將#MeToo行動者在社交網絡上曝光侵害的行為，比作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她認為#MeToo行動者的行為具有「集體性的、遠距離的、帶有狂歡性質的公審」的性質，違背了法治精神中的證據為先和程序正義，以此批評#MeToo行動者在法制之外尋求公平正義的鬥爭模式。劉瑜的評論旋即引發大量批評。
從社會運動的組織形式、行動模式和訴求而言，#MeToo與文革截然不同：前者沒有明確的中心組織，以社交媒體為主要的行動平台，以講述被侵害的故事為行動方式，訴求是揭露和挑戰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文革則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權威領袖毛澤東繞過黨的建制體系，以反官僚為口號發動學生和工人，對黨內「走資派」進行攻擊的運動。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使得直接比較很難幫我們更好地理解#MeToo。
但在分析的效果之外，文革在劉瑜的批評裏還起到了重要的修辭作用：它讓讀者迅速地聯想到文革在公衆記憶中存留的形象：混亂、暴力、無秩序，從而引發旁觀者心中對這一形象的恐懼——而恐懼，一向是政治中最具有動員力量的情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