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生時代的隱匿童年：在「黑戶」陰影中成長的一代，重新定義親人

【編者按】1970年代末中國開始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只生一個」，自1982年確認為基本國策並寫入憲法。在計生時代出生的80後、90後甚至00後如今多已成年。為躲避計生執法與超生罰款，他們中不少人的童年活在「黑戶」或「黑女」的羞辱中。也因為這段「被邊緣化」的經歷，成長過程中，他們更早開始思考政策與人的關係，自己與原生家庭的關係，並重新定義父母與家庭。

被藏起來的孩子

那個張小靈叫做「嬸嬸」的人，其實是她的媽媽。

1994年，張小靈出生於廣東潮汕地區的一個小鎮，是家裏的第三個孩子，一出生就被打上了「非法超生」的標簽。小鎮是一個典型的熟人社會，人情網絡豐富而複雜。至今，人們依然保留着不打招呼就串門拜訪的習慣。

張小靈出生時，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仍在嚴格執行。嚴厲的計生執法和高額的超生罰款，影響了兩三代人的童年，張小靈家也不例外。為了躲避計劃生育檢查，家人不得不千方百計隱藏她的存在。

年幼的時候，只要門鈴響起，家人就會立刻把她藏進臥室，等客人走了才放她出來。張小靈經常被要求待在家裏，不要外出被人發現。媽媽只敢在夜晚帶她出去散步，選擇那些沒什麼人經過的路線，跟着月亮走，只有一團蚊子跟在後腦勺。

每次出門前，媽媽都要反覆向她強調，在外一定要叫她「嬸嬸」，如果被問起爸爸是誰，就說鄉下叔叔的名字。

如果遇上計劃生育工作人員上門檢查，她就會被送往舅媽家住一段時間。她的戶口也掛在了舅媽那裏，她倆單獨一個戶口本，在關係那一欄，寫着「其他」。

初中以前，她沒有和家人的合照。小時候，張小靈經常做噩夢，夢到自己和媽媽、還有哥哥坐在一個輛三輪車的後座上，媽媽要去很遠的地方把她丟掉。

張小靈的哥哥姐姐都有着很特別的名字，唯獨她的名字，一個「小」字加一個平常的字眼，全國重名的可以找出很多，她覺得這是父親對自己不夠重視的體現。初中時她和家人聊起過改名的可能性，姐姐和媽媽都熱情地參與，幫她一起翻字典，找到幾個不錯的備選後，張小靈去找父親商量。父親一臉嚴肅，說，名字可是一輩子的事情，你可要想好了。

像是一盆冷水澆下來，張小靈再沒有和父親提過改名的事。她心想，既然名字是一輩子的事情，為什麼這麼隨意地給我起名？後來她想到，改名的手續需要父親處理，可能牽扯出家中有超生的事實。多年過去，父親仍然驚恐。

汪靜和張小靈有着相似的童年，她們都是「計生時代」被藏起來的孩子。

她出生於1988年河南的一個縣城，是家中的第二個女孩。她大一點後聽說，父親知道又生了一個女孩的時候，連看也不看，就要把她送去附近的公共汽車站，「看老天爺的意思。」前來幫忙接生的，是母親鄉下的姐姐，她於心不忍，就將汪靜抱回了農村家中，和同為農民的丈夫收養了她。這位「大姨」由此成為了汪靜的母親。

那時，母親已經年過四十，有四個孩子，兩男兩女，都生於上世紀70年代計劃生育「一孩政策」實施前。汪靜是家裏第五個孩子，是「黑女」——這是當時用來形容超生沒有戶口的女孩的詞語。

汪靜一直記得，七八歲的一個下午，她和其他四個「黑女」一起被關在家裏的臥室，因為「查計劃生育的」來了村裏，要找的就是她們這樣的孩子。那些「黑女」中，有三個和她年紀相仿，還有一個才剛剛一歲多，被姐姐抱在懷裏。每個人都好像自小就學會了把自己藏起來。那個下午格外漫長，沒有人哭鬧，只是靜靜看着窗外，不敢發出一點聲響。

「查計劃生育的」是汪靜自小最害怕的人。小時候，只要有些風吹草動，汪靜就會被送往別處。她時常一覺醒來就發現自己在一個陌生的地方，有時是在外公家，有時是在乾媽家。在她的印象中，外公一點都不親切和善，因為她是個女孩，對她不聞不問；乾媽則是個嚴厲、冷漠的女性，連她起夜去廁所都會抱怨她。

她總盼着家人來接她，整日盯着大門，盼星星盼月亮，卻總也等不到。後來很多年中，她發現自己和別人說話會有意無意地看向門口，接受心理諮詢後才明白，這一下意識的行為和小時候這段經歷有關：她好像永遠在等着什麼人來接她回家。

1997年，汪靜小學三年級時，父親去鄉里開會，鄉里說要給這些「黑女」解決戶口問題。她在一個午後和堂姐玩耍，堂姐突然提起，你爸要給你上戶口了。那是汪靜第一次聽到「戶口」這個詞，她並不十分理解這個詞的意思，只是朦朧覺得好像自己要有一種堂堂正正的身份了。

中國農村會按每戶人口分配土地，一旦因婚嫁、取得非農業戶口等原因遷出戶口，其所使用或承包的土地會被收回，重新分配。汪靜雖然有了戶口，鄉里卻說村裏的土地不能分給「黑女」。她仍然被村裏人嘲笑，笑她沒有地。她不服氣，指着村裏的荒地，和那些笑她的人說，誰說我沒有地，這就是我的地。

「查計劃生育的」來了

最先藏起來的，其實是母親。

懷孕的月份大了之後，張小靈的母親開始整日待在家中，不再出門。家裏採買日常生活用品，都是父親或是知情的親戚買回來。

母親出生於1950年代潮汕地區的一個重男輕女家庭，外婆常說，「嫁出去的女兒就是潑出去的水」。她是家中的長女，要承擔許多家務，讀了兩三年書便出去打工，生了第一個孩子後就成了家庭主婦。張小靈出生前，母親已經生過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分別比張小靈大12歲和5歲。

生二胎姐姐的時候，家裏交了鉅額罰款。意外懷上張小靈時，父親正好在政府機關獲得了一份工作，如果被發現超生，父親會失去這份不錯的機關工作。但母親喜歡小孩，執意要生下這個孩子。為此，她不得不躲過衆人的視線。這在潮汕的社會，並不容易。

為了藏起來，母親從未在醫院做過產檢，就連生產，都是請了一位有接生經驗的朋友來家裏幫忙。

那時她已38歲，是高齡產婦。生產當日，嬰兒的臍帶縮回了母親的陰道，導致大出血，還好產婆朋友發現後眼疾手快將臍帶拿了出來，才讓母親撿回一命。

事後，接生的朋友心有餘悸，她囑咐母親，「年紀大了，別再生了。」

這個經歷母親和張小靈講過很多次，母親至今仍感激那個朋友。

張小靈是個吵鬧的嬰孩，哭得很兇。父親在一旁黑着臉，眉頭緊鎖，他擔心鄰居聽到有嬰兒的聲音去單位舉報。父親高中畢業，和媽媽出生在同一個村子，經人介紹認識、結婚。在來到城鎮之前，他做過很多其他工作：獸醫、倉庫管理員。得到政府內的工作不易，這令他原本不想要這個孩子。

父親的臉色讓母親很焦慮，她只能盡全力去哄這個嬰兒，讓她停止哭泣。

從汪靜生長的村莊往東北500多公里，是許陌的家鄉。2000年，TA出生在山東的一座縣城，父母都在體制內工作，超生意味着他們會雙雙失業。

2008年以前，縣城的房地產業還未興起，大多數家庭都住在胡同街巷中的平房。許陌的家是一間常見結構的四合院，推開院門進去，正對着的便是客廳，臥室和客廳連着，院子的兩側分別是廚房、廁所，還有一間雜物室。院子中間有三棵樹：石榴樹，柿子樹和葡萄樹。到了石榴成熟的季節，碩大的果實會拉着樹枝垂下來，七八歲的小孩也可以毫不費力地伸手摘到。

母親原本在當地學校做老師，為了生二胎，她主動選擇調去了縣衛生局的行政崗位。第一次懷孕的時候，她託關係找熟人做產檢，誰知對方醫術不精，懷疑她是宮外孕，推上了手術檯，劃了一刀之後才發現不是。這一胎流產了。

35歲那年，母親又懷上許陌。醫生曾囑咐她，流產後三年內不能要孩子，但母親說，「為了要孩子不怕受罪」，沒多久就懷孕了。懷孕的大多時候是秋冬，冬日平均氣溫只有四攝氏度左右，母親早早便裹上了羽絨服，把隆起的肚子藏在羽絨服中，就這樣瞞過了所有同事。

那時，縣上計生檢查仍非常嚴格。母親說，當時在體制內，每三個月檢查一次有沒有懷孕。如果被查出來超生，不僅失業，還要罰款。懷上許陌時母親剛從學校調去衛生局，檔案還沒有轉過去，趁着這一年多的空擋，才把孩子安全生下來。但這三個月一檢查的政策，一直維持到了母親50多歲才結束。

那是位於華北平原四省交界處的一個縣城。縣城交通發展緩慢，至今未通火車，要想去往那裏，需要在鄰近省份城市下車後，再轉汽車。新的觀點、事物也一樣難以抵達，整個縣城因此顯得古舊。

小鎮地處平原，街道如北方大多數城市一樣，東西南北，縱橫相交，十分齊整。母親一直堅持騎自行車上下班，只在生產前一週以春節為由提前請假回家備產。

當時，胎兒未足月，但偷生的孩子很少等到足月才生產，有的甚至七八個月便剖了出來，許陌也是九個月時剖腹產的。生產時，他們託關係用了別人家的二胎（注：農村戶口第一胎是女兒，可以生二胎）準生證，才能進醫院生產。因為害怕被人抓到，手術後第三天，母親便被拉回家了。

許陌出生後，母親形容自己「成天都提心吊膽，一聽到說『查計劃生育的來了』，就嚇死了」，每天早上起床，她先打開門看看胡同門口南邊是不是有人，北邊是不是有人。確認沒人，才敢讓許陌出來玩一會。有一天，母親打開門看到南邊來了四個人，拿着本子，去完一家再去另一家，趕緊讓許陌父親把TA送去一個空地上待着，等人走了才來接TA。

許陌的兒時記憶中，有一些時刻，家中的氛圍會突然變得緊張。父母站在院中，語速飛快又刻意壓低了聲音，商量着什麼，臉上帶着一些慌亂，那就是「查計劃生育的」來了的時刻。TA很早便發現，有很多事父母也無法控制，在他們之外，有更有力、令人驚慌的東西。

「查計劃生育的」來了的時候，許陌要麼被舅舅帶出胡同——舅舅會把TA帶去附近一處荒廢了的戲台，讓TA在那裏玩一下午，等到媽媽給舅舅的小靈通打電話，才帶TA回去；要麼，就在自己的臥室藏起來，TA藏在床下，雙手抱頭，眼睛望着門口，心臟撲通撲通地跳。

對TA來說，這樣的時刻像是一場緊張的遊戲，TA不知道輸了會發生什麼，只是僥倖每次都贏了。

誰是親人？

許陌和父母一直都不親近。媽媽覺得是和過去的經歷有關，時常愧疚。她想了解孩子，許陌離家上大學後，她在百度上搜「中國大學的社會學是學習什麼的」，然後在飯桌上努力和許陌分享自己的理解。

父親在官場工作，少不了喝酒應酬。每次帶家人參與的場合，都是比許陌大11歲的哥哥出席。山東官場的人脈與秩序，在觥籌交錯間從上一代傳至下一代。哥哥畢業後回了家鄉，在當地政府部門工作，延續着父親的生活。

而許陌，生理為男性，原本也要承擔起主流刻板印象中男性的種種義務：結婚、生子、子承父業、光宗耀祖，但因為是「超生」，一直被藏起來，不被外界所知，許多親戚都不知道TA的存在——直到爺爺過世，TA才第一次和父親回了老家。這樣的藏匿讓TA僥倖逃離了那樣的生活。許陌的自我認同是非二元性別、泛性戀，留着長發，性格溫柔、細膩、敏感。TA如今在上海讀大學，習慣了獨來獨往。

童年被藏起來的經歷，讓TA習慣了將外界分為「不會舉報我的」和「會舉報我的」。

舅舅家的二胎便是被人舉報，不得不交了罰款。以前胡同中超生的孩子多，鄰里之間相互照應，舉報鮮有發生。初中之後，房地產大規模開發，胡同被拆去，TA隨家人搬去了新的小區，鄰居都是不認識的人，TA和家人對周圍人更加警惕。在樓下遇到剛下班的父親，許陌也會假裝不認識扭頭走開，繞一圈再回家。

至今，這些經歷對TA性格的影響仍然存在。認識新朋友時，許陌會下意識將他們分為兩類：對「不可信」的人充滿戒心，對「可信」的則無條件敞開心扉。TA總會試着在陌生環境中尋找讓TA覺得安全的人，害怕被冷落、被遺忘。只有在親密朋友和伴侶的視線中，TA才感到安全。

對許陌來說，原生家庭並不是自己真正的家。從小，父母沒有接送過TA上下學。到了期末，別的同學都有家長幫忙把一學期的書搬回家，但TA永遠只有一個人。也是那個時候，TA開始結識非主流家庭的朋友：超生的、外地的、單親的，這些沒有家長來接送的孩子們一起上下學，分享青春期所有的秘密。

如今，想到「family」這個詞，TA第一個想到的，是朋友。未來，TA想要建立的家庭，也是與朋友們一起的，酷兒式的家庭。

與原生家庭的疏離曾困擾了張小靈很長一段時間，她一度覺得自己沒有媽媽。

媽媽以前總和她開玩笑，說她是領養的。學校填家庭資料，她牢牢記着要寫鄉下叔叔的名字。大人的玩笑話和躲躲藏藏的經歷，在她心裏種下了恐懼的種子。童年很長一段時間裏，她常常夢到被母親拋棄。很多年過去，認識新朋友時，她會刻意迴避向他們提起自己的家人。

直到最近幾年，她才漸漸意識到，她不是沒有媽媽，而是有很多個媽媽。

上幼兒園時，媽媽怕被發現，不敢送她去上學，便請了一位女性好友每日接送她。從幼兒園的小班、中班到大班，每天來回四趟，持續四年。

阿姨總是提前在樓下或幼兒園門口，等着她，然後牽着她的手上學、回家。這位阿姨和媽媽年齡相仿，也是一位家庭主婦，那時，她有一個已經上小學的兒子。張小靈上小學後，她又生了一個孩子。

印象中阿姨留一頭短發，每次見到她都笑得眼睛眯起來，路上阿姨會和張小靈溫柔地聊天，細心地觀察她這一天的狀態。有一次，媽媽覺得每天接送四趟太辛苦，讓張小靈中午留在幼兒園吃飯，下午才接回家。張小靈不習慣幼兒園的飯菜，被老師說了幾句。阿姨來接她時敏銳地察覺到了她的不開心，回家和張小靈媽媽說，孩子可能不習慣在學校吃飯，還是中午接她回家吧。於是，繼續像往常一樣一天四趟地接送張小靈。

張小靈現在回憶，阿姨在接送她上下學的路上，心思全在自己身上，像媽媽一樣密切留意自己的一舉一動。

舅媽是另一個張小靈視同為「母親」的人。在舅媽家的日子，舅媽總是親切地摟着張小靈，她的身上香香的，讓張小靈很有安全感。她印象最深的一個場景是，下着小雨的一天，舅媽一隻手拉着她，一隻手撐着傘。她們用潮汕話聊天，她問舅媽，你最喜歡什麼天氣？舅媽指着天空和她說，我喜歡雨天，特別是像這樣下着小雨可以不用打傘的天氣。張小靈不喜歡下雨，舅媽的傘是為了她撐的。

張小靈有時會錯把舅媽叫成「媽媽」，舅媽就笑，「你剛剛叫我什麼？」張小靈不好意思地笑。

如今，在張小靈心裏，為媽媽接生的阿姨、送她上下學的阿姨，替母親照顧她的舅媽，這樣一個由女性好友組成的網絡，在一起為媽媽分擔着母職。這些女性，都是自己的媽媽。

從認為母親不愛自己，到確認母親的愛，汪靜用了十餘年的時間。

初中時住校，汪靜只在週末回家。那時媽媽有了孫子，每天屋裏屋外地忙：做家務、做飯、帶孫子。她想讓媽媽多陪陪自己，卻等不到她閒下來的時候。她有強烈的被拋棄感，覺得自己是媽媽的累贅。原本學習很好的她，成績一落千丈。大專畢業後，離開家鄉，去了北京工作。

2017年，父親過世，母親也在不久後因病去世，汪靜度過了一段極端灰暗的日子。媽媽過世前，她曾把媽媽接到北京小住。在汪靜家裏小住時，媽媽總唸叨着，自己沒用了，會拖累她。這時，她會想起童年時自己也有過同樣的想法。她開始重新理解母親，理解她們的關係。

媽媽12歲時父母離了婚，她和9歲的妹妹跟着母親嫁去了新的家庭。和所有有相似經歷的家庭一樣，她們在新家過着寄人籬下的生活，忍受繼父的冷言冷語。到了18歲，有人上門說親，媽媽急切地想逃離那個家，沒多想就決定了自己的親事。嫁的男人脾氣暴躁，稍有不順便對她又打又罵。在那個年代的農村家庭，家暴是沒有人可以逃脫的命運。他們就這樣過了一輩子。

汪靜的媽媽在匱乏中過完了一生，卻盡她的全力不讓孩子繼承匱乏。汪靜細數着母親的付出，努力試着穩定情緒，但眼淚最終無法抑制。

她說她常夢到媽媽，夢裏她依然忙忙碌碌，沒有閒下來過。她想起，初中時每個返校的週日下午，媽媽會送自己。有一次，她走了好遠好遠，一回頭，媽媽還站在原地，和她揮手，夕陽就在媽媽的身後。

這個畫面她記了許久。回頭看，她才確信，媽媽很愛她。

尾聲

張小靈上初中時，同家人和另外一家人一起吃飯。那家人有幾個小女孩，但想繼續生兒子。每次幾個小女孩一起坐電梯，如果電梯裏有陌生人，她們會按不同的樓層，假裝是不同人家的孩子，等陌生人走了，再一起回家。

那次吃飯，其中一個小女孩突然趴在張小靈耳邊說，媽媽和妹妹都躲在家裏。

張小靈知道，歷史在重演着。

近年來，隨着出生率降低，老齡化加重，中國的人口政策開始緩慢轉變：2013年，政府開始提倡「單獨二孩」，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2021年釋放「三胎」政策。

然而，「一孩政策」帶來的威懾對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家庭仍產生着影響。記者嘗試採訪許陌與張小靈的家人，都遭到拒絕。他們仍然擔心身份曝光，會被人「秋後算賬」。

張小靈讀研究生時，曾和同學聊起家裏的情況，對方說，「你家超生不覺得羞恥嗎？」她聽到後大為震撼，也非常受傷。她也聽別人在無意間笑道：潮汕人怎麼那麼能生，是母豬嗎？

小時候，汪靜總是聽人提起「計劃生育」，每次不聽話，家人就用「計劃生育的把你抓走」嚇唬她。那時候，她以為「計劃生育」就是抓小孩的，但她不明白為什麼要把小孩抓走。初中時候，她第一次在歷史課本中接觸到了「計劃生育」這個詞，她跟隨教科書的觀點，覺得中國人口實在太多了，因而需要計劃生育，只生一個好。當時卻從沒想過，自己和這個政策有何關係。

前些年，她在媒體報道中無意間了解到「失獨家庭」群體，才開始將計生政策和具體的人聯繫起來，更意識到，原來自己的生命經歷也與這個政策有關。

計劃生育在她現在看來，「沒有人性」，造成了許多骨肉的分散，她想提醒自己和其他有着相似經歷的女孩，「不要忘記自己經歷的一切。」

因為兒時的這段經歷，張小靈對生育的話題非常感興趣。她現在在讀博士，研究的課題和生育有關。她從自身的經歷感受到，計劃生育帶來的影響，不僅是宏觀的老齡化、經濟方面的可以用數字描述的影響。很多時候，它對個人的生活、經歷、情感都持續產生着影響，而這些影響，是用個體的身體在承擔。

如果有機會回到過去，張小靈想和媽媽說，你不用太擔心你的第三個小孩，擔心她身體弱、太內向、會暈車，現在她可以一個人去許多國家。

也不用總是叮囑她要叫你「嬸嬸」，她都會記得。

她會在你生病的時候照顧你，傾聽你；即使離家萬里，也會兩天給你打一次電話。你放心，很多年後你會說，「還好我生了這個小孩」。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